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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关于李文政记者和王名教授
(博讯2005年9月22日)
    
    ——救救这些“爱党爱国”的文化人
     (博讯 boxun.com)

    
    2005年9月2日,在韩国首都举办的东亚和平共生国际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因不同意我演讲中提出的观点,在听众席上执意打破现场既定的提问程序,怒不可遏地表达他的“愤怒”,指责我的观点“荒谬绝伦”和“可耻”,并以“退场”威胁主持人。
    
    无独有偶,9月8日,在加拿大首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爆出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国际大赦加拿大分部、加拿大劳工联盟、加拿大笔会、藏人和维吾尔人社区组织、法轮功以及当地民运与人权团体,在渥太华国会大厦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督促总理马丁在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要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当主办者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时,记者席上的《人民日报》外事局局长,驻加拿大首席记者李文政,“自告奋勇”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辩护,并与主持人发生争论。当地主流媒体舆论哗然,说一个记者会被搅成一个辩论会,真是滑国际之大稽。
    
    李文政和王名,一个是名牌大学教授,一个是驻外首席记者,职业差别还是比较远的,可是他们的行为方式竟然是那样的相似,皆摆出一幅为“党和政府”骂架帮腔,打架帮手的阵势。这令我联想起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帮派习气和家族械斗。有人说:中国人,无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都是农民。现在看来,无论是留洋的博士,大学的教授,还是出洋的记者,外放的官员,也都是农民,文明不到哪儿去。我这里并无贬低农民之意,只就其某种传统的行为模式而言。古语云:“思不出其位。”意思是说,人的言行要合乎自己的“位格”,不要做出与所处的特定场合或与自己特定身份不相称的事体来。这不只是古代“文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现在公共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准则。王名和李文政的行为,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出位”。于王名而言,不是不允许听众席上的你发言,而是要遵循主持者定下的“规矩”发言;不是不允许你提出驳难,而是不应该甩出“愤怒”,“可耻”,“退场”,“荒谬绝伦”等等这些与特定场合不相宜的字眼,更不用说你情绪的不相宜了。于李文政而言,此时你就是记者席上自愿出席人家新闻发布会的一位普通新闻记者而已。此时你的职分就是聆听别人,然后客观报道,而不是“躐等”出位,针锋相对,发表言论。李文政自己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也承认∶“这个事情(中国人权状况)我说多也不太好,还是应该由官方来说,因为我并不是官方的代表。”加拿大时事评论员金元清说: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持不同的政治见解,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作为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你应当尊重主办者。如果你有不同想法,可以自己也召开一个记者会。
    
    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李王两位堪称是见过大世面的“精英性”人物,何以竟连大世面上普遍遵行的起码行为准则都守不住呢?我想这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深远的帮派习气和家族械斗的传统之外,就是所谓的“政治觉悟”或“党性原则”害了他们(当然,他们的这种 “政治觉悟”或“党性原则”本身就来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帮派习气和家族械斗传统)。我想或许他们认为这是“讲政治”的表现,而且我想他们也一定认为这时候一定要这么讲一下政治,否则是就是失职,就是政治性不强,党性不强的表现。
    
    或者他们也可能担心,在这样的场合,如果自己不表一下态,就可能被人诬蔑为与“反华势力”同流合污,或被诬蔑为同情海外“反华势力”,从而可能被怀疑为有异心。总之咱中国人这种场合下曲里拐弯的心肠是十分微妙难明的。
    
    由于他们是为表态而表态,所以他们的表态之词有时就难免破绽百出,似是而非。比如王名就说:大东亚共荣圈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你们再讨论这个问题,我将退场。稍有水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存在不是学术问题的问题吗?世界上哪个问题是只可以政治化,不可以加以学术探讨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我想那也一定只存在于愤青的逻辑里。在中国,大概只有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曾经是不可以学术探讨的,只有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现在也还是不可加以学术探讨。在穆斯林世界,大概只有“真主唯一”或“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使者”是不可以学术探讨的。此外,我看没什么不可以学术探讨。
    
    你看李文政的逻辑也同样不着边际。“他举例说,中加两国好比是两个家庭,一个只有一个孩子十分富有,另一个有十个孩子很贫穷,富有的家庭不能够对贫穷的家庭指手划脚。”
    
    就说这个例子,谁是家长,谁是孩子呢?当然国家领导是家长,老百姓是孩子。那么且看中国的矿难,一坑一坑地砸死“孩子”,闷死“孩子”,淹死“孩子”,毒死“孩子”,请问李记者:这些死“孩子”哪一个是咱国家领导人自己的亲儿子或亲孙子呢?
    
    即便我们略去家庭这个比方不提,但就你这条“富有的家庭不能够对贫穷的家庭指手划脚”而论,又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权威的“定理”呢?如果说“富有的家庭不能够对贫穷的家庭指手划脚”,那么贫穷的家庭可不可对贫穷的家庭指手画脚?如果不可以,那么什么样的家庭可以对什么样的家庭指手画脚?或者是任何家庭都不可以对任何家庭指手画脚?如果任何家庭都不可对任何家庭指手画脚,那么什么对什么可以指手画脚呢?如果什么对什么都不可以指手画脚,那要手要脚干什么呢?
    
    李文政为中国人权状况开脱说∶“我说的意思还是马列主义,对不对。上面这种精神状态还是得由经济基础决定。”他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中国上面的精神状态不佳(上层建筑领域人权纪录差),是由眼下中国经济不发达决定的。那么请问李先生:中国1949年的经济基础与2005的经济基础恐怕是很不一样了吧?为什么1949年建立的一党专制的上层建筑到2005年还一直有效呢?中国1948年的经济基础与1949年的经济基础有何变化?为什么它上面的上层建筑就完全不同了呢?一个是老蒋的上层建筑,一个是老毛的上层建筑。 
    
    李文政声称,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看来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没问题的了。那么王名教授之所以做出那样的举动,又是因为信仰什么呢?据网上资料,王名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他显然不是中共党员。我不知道民主建国会信仰什么,更不清楚王名本人的信仰。但是我现在清楚一点:过去我对全国政协委员怀有某种程度敬意,现在我不敢放任我的敬意了。我得先“考察”他们的言行,而后根据具体人的具体水平再发放我的褒义或贬义。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多半让这些“爱党爱国”之心特别炽烈的人搞坏了。
    
    ──《观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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