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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陈伯达从“争自由”到自由的丧失
(博讯200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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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的众多秘书中,陈伯达是在中共权力舞台上攀得最高的,他以一介文人,凭文章、小册子而成为红色权贵,最终却没有避免阶下囚的命运。 (博讯 boxun.com)

    考陈氏生平,最有光彩、最有朝气的是20世纪30年代进入延安之前,那时他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在平、津从事文化活动,写下一系列引起思想界、学术界关注的文章,发起“新启蒙运动”,名声渐起,其笔名“伯达”也从这个时候起超过了他的本名。阅读他当年笔锋锐利的、文采斐然的文章,可以想见这位福建才子也曾是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之投身乌托邦革命的阵营,初衷也是争自由、争平等,他曾为“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1935年12月发表的《论自由》一文传达的就是他当时的心声:“人类的历史,如果我们想笼统地说,也就是争自由的历史。……‘自由’是人类的文明之母。在那里失掉自由的地方,那里的文明就要遇到不可免的灾难。人类的力量,聪明,活泼,创造,事实上都要以自由的存在为前提。否认自由的存在,事实上也就是否认文明的存在。……‘不自由,毋宁死’——这种呼声,如果不是身受的,是叫喊不出来的。”
      
    然而,一旦他受到高居金字塔尖的“草头天子”恩宠,他笔下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大致上都是些政治宣传品,不再有追求思想自由的气息,他所做的一切、不仅与争自由毫无关系,而且恰好相反。历史的可悲就在这里,许多像陈伯达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献身于无比神圣的事业,是将本民族从枷锁下解放出来,而结果正好是一起把新的更坚固的枷锁套在了全体国人的头上,包括他们本人在内,谁也无法幸免。
      
    悲剧从延安,从更早的江西农村、从陈独秀等民族精英的一念之间就已埋下伏笔。即使储安平已洞穿自由的“多”、“少” 与“有”、“无”, 也没能逃脱灭顶之灾。从争自由到自由的丧失,对陈伯达而言乃是顺理成章的。
      
    其实,1949年到来不久,他就体会到了“伴君如伴虎”,哪怕处处小心,步步谨慎也无法知道那一刻获罪。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提到,那年12月,他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斯大林在酒宴上用俄语向他敬酒:“祝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陈伯达同志身体健康!”他也以俄语回敬斯大林:“祝世界上最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大林身体健康!”陈伯达马上意识到毛对此的疑虑,果然第二天,毛就没有让他参加会谈,接着又有一次会谈没让他参加。没事可做的陈伯达于是到中国驻苏联使馆去和十多年不见的儿子(时在苏联读书)团聚了两天,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件事也引起了毛的不快。这是他亲身的经历。
    
    另一件事,毛在夺取政权后对昔日帮助过他的故人章士钊恩宠有加,但当章早年的学生、一位中南海的共产党干部给章写信,信中对章推崇备至,信被毛看到,竟然是“很不高兴”,写信人后来就被调出了中南海。
      
    那时,离陈伯达倒霉的日子还远,毛对他的宠信还没有彻底结束,但作为一个人,他的自由、尊严早已丧失殆尽。不过,“不自由,毋宁死”的箴言再也不可能令他激动,“自由”对一个纳入金字塔格局中的权力人物来说,无疑是一个无比奢侈的词汇。从自由的丧失到权力舞台上的沉沦,只剩下了一步之遥。
    
    
    大纪元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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