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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其人-2
(博讯2005年8月27日)
    自此,李瑞环像个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足足拈了有半年之久。至于事后海外报刊报导李瑞环派驻工作组进入《中国文化报》,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很可能是人们出于对左派们的憎恶而附会出来的。

    没有文化偏偏爱「关心」教育

     王震还有一个与他的出身和经历相矛盾的特点,就是爱往教育界凑。他既无理论又无文化,却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其实,他除了对共产党的理论教育感兴趣,对大陆的普通教育也常常插手。至去世之前他还兼任着全国中小学教师基金会的名誉主席职务。大陆每每有什么「教师节」、教育表彰大会之类的活动,他总是少不了出席的。教育界的左玉何东昌之流同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博讯 boxun.com)

    因为时常插手教育界,所以王震非常喜欢在学校里露面,如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北京四中等校开校友会时,他非常喜欢以学生家长(爷爷辈)的身份被校方请去。一九八六年四中校庆时,王震正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被师生们观瞻,会场上突然有人喊了声「方励之来了」(方是四中校友),于是,许多人都纷纷前去请「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签名,会场秩序大乱。气得王震在主席台上用拐杖把地板戳得乱响,大叫「这像什么话!」

    王震还有一个令外人难以相信的特点,就是生平喜爱读书,而且还专门能在读书过程中发现问题。曾经在大陆出版后引起强烈争议的军史小说《雪白血红》,就是王震读完后「及时发现了其中的严重问题」,大骂作者张正隆良、心大大的坏了。

    王震最早主张「两手硬」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共在清算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错误时,指责他们是抓物质文明的一手硬,抓精神文明的」手软。从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成了党的政策的通俗解释。其实,这所谓的「两手硬」政策是王震首先提倡的。在经济改革方固,王震实际上是较早支持邓小平主张的党内元老。

    一九八一年王震衣锦还乡时,曾对家乡父老透露他早在一九六二年就主张包产到户,「不过挨了」顿批」。

    查遍有关中共公开资料,还没有找到关于王震因为一九六二年主张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批判的确实记载。不过,一九七九年的时候,王震就以国务院副总理的名义带领国务院数名部长前往深圳蛇口考察,研究开发蛇口经济特区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王震又与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并建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对经济特区的开发和建设。

    相比而言,当时所谓中共「八大政治元老」中的陈云、彭真、李先念、宋任穷等就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如此肯定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的经济特区。还有一个外界鲜为人知的事例是:从一九八九年初开始被」些政协委员指责为「丧权辱国」、「开门缉盗」的海南省洋浦开发方案,正是时任海南省省委书记许士杰通过王震直送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王震在许士杰等人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联名上书前面指示日:「洋浦地区三十平方公里的开发由日本熊谷组承包,完全可行。谨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

    洋浦地区以租让土地形式吸引外商开放一事早已获得批准,当时一些争论的内幕随之曝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中共现在所公开批露的材料看,一九八九年初最早支持洋浦租让国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竟是王震和田纪云。而前者从来都是被认作中共保守派势力的代表,后者则被公认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就在如此大力支持经济特区,甚至带头支持「出卖国家主权」的同时,王震又是中共意识形态方面极左势力的带头人。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还是「六四」镇压,他从来都是充当摇旗呐喊的急先锋角色。王震支持改革开放由自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实际上,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就确定下来的一项国策。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在立硎十大关系〉一文中即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也提出过引进必须的设备和技术,通过租让和借款吸收外资,用以建立起大生产的基础。

    有人说,王震支持建设特区是因为他的儿子在经商中得了好处。但如此说来,中共另几个元老中,除李先念的子女外,每个人的子女都有醉、心于商品经济的,但他们对商品经济却从来都是没有褒词的。

    王震的「绝情」

    王震生活作风的腐化、堕落,在海外早有各种报导,如香港耋选月刊曾在一九九O年二月号,披露大陆新疆的天山脚下建有豪华的王震别墅」;《当代》一九九O年六月号也报导王震在珠海的石景山庄(邓小平一九九二年惊蛰前后巡幸珠海时也在此下榻)挥霍的故事。

    还有一则报导说,王震曾批准贺敬之的儿子贺小雷在新疆天山脚下的五家渠镇建了一个跑马场,因为游客太少,无钱可赚,这位贺小雷于是又跑回北京,由王震批准在亚运村附近新建了一个所谓「迎亚运」跑马场。王震如此关心这个贺公子,除了与贺敬之的关系,更主要的还因为贺敬之的老婆柯岩认王震做了乾爹,并」度住在王家为王震写传。然后,笔者在搜集王震其人的有关材料时,也有幸看到大陆吉林出版社和北京华夏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晚年纪事》、《将帅轶事》两本书,且书中有不少笔墨是吹捧王震为革命事业杜绝亲情的故事。

    据书中记载,王震在其家中是长子,弟妹均在乡下务农。王震当了解放军的将军之后,弟妹自然也可以沾点光。弟弟王余美想建一栋房子,写信向王震要点钱,王震的回信内容竟是:「你定要我拿钱,我写信给农会,发动农民斗争你。」王余美有个女儿叫王辉,曾通过王震的部下将户口迁入北京,被王震发现后,立即命令「遣送原籍会田农民」。一次王震回湖南浏阳家乡,发现弟弟竟养有二十多只鸭,于是他在区公所社员代表会上发起批斗会,并命令当地干部没收他弟弟所有的鸭子并处以罚款。

    王震的大弟弟的长子叫王井,高中毕业后要求王震给介绍个工作,被王震一口拒绝;王震的二妹有一儿一女,五十年代找到新疆,王震便把他们留在新疆石河子农垦区当农工。我们暂且不怀疑上述故事的真实性,但即使如此,王震其人也绝不是个「廉洁型」的中共干部。据吴江在其著作中揭露,在中共取得政权后,王震的名言就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得坐天下」,对某此再权毫不相让。

    笔者一九八九年初在深圳时,曾亲耳听到王震训斥企图审查他儿子经商问题的当地政要,之怒气冲冲地威胁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老子的儿子当过兵,文革中坐过牢,你们也敢?」

    另外,王震的官僚特权不但福及儿女,而且孙子辈们也同样跟着沾光。比如他的孙女王京京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一九八六年曾随学校组织的军训大队去河北石家庄陆军学院参加军事训练。训练日程快结束时,该学院领导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专线电话,命令他们在通知王京京军训结束后不要返回北京,由陆军学院派汽车直接送往北戴河,因为她的爷爷,首长王震同志正在北戴河避暑。

    此事由陆军学院领导转告北京师范大学军训带队教师后,几位教师居然没有买王震的账,告诉陆军学院领导说:我们带来多少学生就要如数带回北京多少。他们到北京后就放假,到那个时候,不用说去北戴河,跟着他爷爷出国我们也管不了。但现在不行。必须跟别的大学生一样坐硬席火车回北京。

    陆军学院的领导当时吓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他们戎马半生,从来就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还是直接来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命令。北师大的知识分子却不吃这一套。所以也难怪王震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有气。

    王震有几个子女

    海外的传媒一般都报导王震有三子一女,三子分别为王军、王兵、王之,女名王家(一说王泉)。台湾出版的《中共人名录》一室自中也说到「王震有女儿王家,文革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实际上,王震祗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当过王震秘书的伍绍祖在对外解释自不是王震女婿时曾说过:「王震没有女儿」。邓小平女儿邓榕在回忆王震的文章中也提到王震没有女儿,所以她便自告奋勇到王家当了「女儿」。

    另外,笔者采访到的曾与王震子女过从甚密者也肯定说王震没有女儿。至于王家或许是前文提到的被王震安排在石河子农垦兵团工作的侄子或养女之类。

    另外,海外亦有报导说王震有一女儿叫王京,笔者认为这或许是他的孙女王京京之误。公正地讲,王京京是个很老实、本份的女孩子,在大学期间学习用功,而且少有高干子女的狂效之气。但就是因为他的爷爷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主杀,所以在同学中间非常受气,没有办法祗好中途退学。

    王震还有一个孙子,中学时即到了加拿大,英语学成后现已到美国读大学本科。这个孩子的父亲王军,经常利用做生意的机会到加拿大和美国去看望他。

    王家两个儿子军商合一

    王震的幼子王兵最早同长子王军一样都在军队任职,然后又先后进中信公司任职,王军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名义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时,王兵与吴小兰(叶选平之妻)一度任过副董事长。不过,王兵、王军二人都是军商合一,虽然脱下军装换西装,但军籍并未退掉。到一九九五年时,王兵已经是大校军衔,王军的军衔据传比王兵要高。如果按职务排座次的话,理应如此。

    中共元老子女中像王家子弟这样保持多重身份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和女儿杨李、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涯等等。北京也有传说陈云的小儿子陈方一面在挂在宋庆龄基金会名下的公司经商,一面也还保有海军军籍,但这一传说暂还未获证实。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中国海洋航空公司、中国直升机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和深圳通发实业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一个中国海洋直升飞机公司(简称中海直)。该公司刚刚成立时,在深圳四川大厦十四楼挂牌,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叫马相持。不久王兵则接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

    据说曾有美国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和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合资,但因为找油的希出五不大或成本过高,收回了投资。王兵所领导的直升机公司,表面上是发展旅游事业,如开办直升机观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动,但收益甚差。直升机公司真正的发财门路还是做买卖。中国大陆曾有一句话形容皮包公司,深了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而据说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言下之意是从事军火贸易。

    在深圳,早就有这方面的传闻,当地的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王兵胆大包天为所欲为

    王震死后,照理王兵在深圳的作为应该有所收敛,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为追讨债务公开指挥了一场深圳持枪绑架案,一时间成为香港媒体的主要追踪报导对象。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显旋,在深圳香蜜湖高尔夫球场被王兵等人持枪公开绑架。

    此事发生后,惊动深圳当局和中共高层。在深圳当局的介入下,直到二十七日陈氏才从蛇口南山区的软禁地点被释放回家。

    事后,大批港澳台媒体对这个所谓「六.二四」绑架案「极尽全力追踪报导,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调查:

    被害人陈显旋时年四十余岁,比王兵小许多。他是中共另一元老乌兰夫的孙女乌辽娜的丈夫,八十年代、初曾任深圳原野公司董事长彭建东的司机,在此期间结识了邓小平弟弟的女儿丁芄。

    王兵进入中海直担任副总经理期间,陈氏即时另攀高枝,跳槽至中海直当了王兵的司机。不久,因为服侍王兵得体,深得信任,被委任为中海直下属子公司新星公司的经理。此后,王兵显然是没有经过自己公司的上级股东同意,擅自决定向陈显旋拨出大笔公款供其经营,没想到陈显旋一亏再亏,最后乾脆赖张不还。王兵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首的六家上级股份公司的压力下,一再向陈显旋追讨债务。

    据《前哨》杂志一九九五年八月号报导,王兵与陈显旋的债务纠纷始于九十年代初期。当时,陈氏在新星公司亏空了款项的情况下,却又与深圳市政府当局合资成立了」问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更令王丘一忍无可忍。而东辉公司的董事长是叶选平妻子吴小兰,陈显旋以漯驸马」的身份和叶家的后台为双重背景,开始对王兵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令王兵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又因为当时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秦文彩坚持追回陈显旋的欠款,王兵便代表「中海直」于一九九」年三月正式向北京检察机关举报。当年六月,陈氏即被深圳南头公安分局以贪污罪名拘留审查。但过了」天,一个叫李桁的东辉公司董事即给深圳市公安局长梁达钧打电话,梁氏大惊失色,立刻下令下属公安分局的一名处长担保陈显旋获释。

    《箭哨》杂志的报导文章认为:中共公安部门的高级干部为本部门的嫌犯担保外出,在公安部门没有先例,陈显旋从此更加气焰高涨,认为靠山够硬。

    当时,吴小兰挂名东辉公司董事长,在深圳市祗是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李愿的副手。而东辉公司董事李桁却是李预的爱女。试想,当时吴小兰的丈夫叶选平是广东省省长,李预主掌深圳特区,在此之前则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在高层的关系盘根错节。另外,李桁当时的丈夫是中共元老、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爱子刘会远,是国家安全部驻深圳站的负责人,据说连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都对他忍让三分。整个东辉公司就是这样」种复杂的背景,深圳市公安局怎敢对陈显旋下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辉公司背后这些盘根错节的家族背景也逐渐在起变化,先是刘会远与李桁离婚,同时李愿又被免去广束和深圳的所有职务,调北京任全国人大常委,表面上由副省部级升为正省部级待遇,却失去了在深圳当土皇帝的所有特权。在这种情况下,王兵显然是认为时机已到,乾脆对陈显旋玩起了黑道手法。

    邓榕曾扬言为王家两肋插刀

    轰动一时的深圳「六.二四」绑架案,被海外媒体沸沸扬扬地狂炒了几个月后逐渐消音。而中共高层和军方对王兵的处理似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趋势即使因此给王兵一个内部处份,中共高层也绝对因至丑不可外扬」而不准对外声张。但是,邓小平一家在此事件发生前后所公开宣称的邓、王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已经决定了江泽民也好,深圳地方当局也好,都不大敢在邓小平去世之前惹恼王震家族。

    王兵在深圳无法无天、公然为匪的恶劣行径,虽然被中共严禁在国内媒体上加以报导和评价,但现代社会的传播手段仍令此事在北京政、军、商各界不迳而走。而党内人士评论此事时,无不认为王兵之所以较一般高干子女更加不知收敛,如此公然做出给上一产党政权拆台的亚心行,与其说是依仗他死去老子的余威,不如说是凭藉仍还在世的邓小平淫威更准确。王家后代如今表现出比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十倍的骄狂、百倍的专横,应该说与邓家上下,特别是邓三公主邓榕,对王震及王家子女的公然吹捧有直接关系。「六.二四」事件发生时,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邓小平女儿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八缅怀胡子叔叔二文,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刺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

    人民日报》上。

    当时,外界对此文有过报导却无深刻分析,中共内部却不乏有识之士对此引起强烈的警惕。一位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人士私下对此文表示了十分的不满,一针见血地指出:邓毛毛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死去的王震本人树碑立传,不如说是为活着的王震子女铺路搭桥。

    仔细分析邓榕这篇文章的内容,确实如此。她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而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

    所以,王兵公然在深圳绑架商场对头的消息传到北京,这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立刻讽刺说:正如邓榕文章中所说,王震之子确实有「胆」,而且已经胆子大到公然为匪的地步了。

    在邓榕的整篇回忆文章里,虽然许多赞美之处的描述都不大合于中国大陆人的阅读习惯,比如胡子叔叔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笑容」之类,但相比于大多数中共官方的人物回忆文章,还是不乏有细节描写上「生动」和「生活化」的一面。比如王军向邓榕表功的一段描写。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么样冒着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爸爸出来后,我们也得要个」官半职的呀。」

    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着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后来,王震果然进了中央政治局,日后又捞上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副主席等职务,赖在党、政高位上一直到死。而他的三个儿子则个个在大陆商海里如鱼得水。

    邓榕的文章细节上的生动确实没得说,同时这种描述客观上也绝对起了为王家三公子扬名,及对外宣称邓、王两家关系「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作用。

    而且,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们的父亲死去后仍能势力不减,邓榕已经把邓家,特别是她本人与王家的关系之「铁」,赤裸裸地跃然纸上。在文章中毫不隐晦地说:「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江泽民岂敢对王家轻易下手

    众所周知,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政权几十年来的习惯行为准则,从来是要把「身行恶」置于「口言善」的前提之下,其党内的「帮规」更是要以「原则」、「党性」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汇包装其抬面之下的拉帮结派和尔虞我诈。而邓榕、王兵这」代比他们老子的最大「进步」,就在于已经完全撕破了那层遮羞的面纱,毫无顾忌地用「两肋插刀」这样的帮会、黑社会语言对外昭示其利益集团内部之间的「同荣辱,共进退」的「莫逆」关系。

    仅仅基于邓榕在党报上公开表示誓为王家「两肋插刀」,人们在王兵犯案后关于「江泽民无可奈何」的传闻应该说不是无根无据。

    在邓榕文章的结尾处,特别强调了王震家有难事时就会向邓家求援

    军主持中国最大的公司

    王震的长子王军,长期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第一副总经理,早已经是副部级干部,一但他从入主中信公司开始,其实际权力就远在一般副部长之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身份很有几分神秘化。而到了一九九三年荣毅仁接任王震的国家副主席职务后,整个中信公司从名到实都已经是王军的独家天下。

    要试图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先要探讨」下中信公司本身与中共情治系统的关系。一般人祗知道中信公司是中国大陆三大「皇亲国戚」云集的公司(另外两家是王光英的光大实业公司和已经被查封的邓朴方的康华发展公司)之一,而较少注意它还有更复杂的背景。

    其实查一下中信公司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该公司在创办初期,荣毅仁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则是由中共总参二部(中共军队的情报系统)副部长熊向辉出任。熊向辉是中共早期的高级情报人员,曾受周恩来派遣,打入国民党机要部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

    一九九一年,熊向辉在文民日艺上撰文回忆自己当年的班下生活」,台湾也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群共地下党现形记》(主人翁即是熊向辉),到此,熊向辉的大名才扬飞海外。另外,中信公司初期在香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米国钧,公开身份虽然是当过中共驻外大使,但真实身份也是总参二部系统的人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信公司的实权,控制在中共军队手中。

    也就是这种背景,使曾参过军,文革中坐过牢的王军,自总参调到中信公司后晋升很快,他先是中信公司业务部经理兼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很快升为总公司的副总经理,然后又是第一副总经理兼中信深圳公司董事长。

    王军本人是否情治系统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与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之夫)、马万琪之子马有桓(荣毅仁女儿荣智婉的丈夫)、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等人卷入军火贸易的传闻不断出现在海外报刊上。

    中信在清查运动中未受冲击

    中共在一九八八年开始的整顿经济措施、清查公司的运动中,民愤最大的康华公司受冲击最大,以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乾脆被彻底查封。中信公司却在这次清查中轻易过了关。用王军的话说:清查的对象是整顿那些政企不分,以官营私的「官办公司」,中信不属于这一类,它一开始就是」个经济企业。中信并不属于外间所传的所谓被中央调查清理的对象。因为中信公司直属国务院,在整顿经济措施的过程中,它祗是被要求对本身的投资项目做适当的调整。

    当时,王军虽然是中信总公司的第一副总经理,但熟知内幕的人都说,他亲任董事长的中信深圳公司才真正是他的私家店,别号为「深圳王家铺子」。

    一九八六年,正值深圳特区发展处于低潮之际,王军率领多名骨干深入该特区进行考察,当时即拍板决定就趁这个时候在这里开办子公司。当时深圳一家土地开发公司刚刚建成」栋高层住宅楼宇,却无人问津,王军趁机低价买进。不久,王军到了香港,根据香港房地产业从来都是看涨不看落的经验,再次派人去深圳搞调查,然后抛出三千万元买了三栋厂房。这先后两次炒房共花了六千万元,吓坏了深圳众多公司,认为王军此举近乎疯狂。但时间不长,深圳的房地产果然爆涨,王军趁机又把所买到的房子出租,每年的租金就达」千万。

    由此看来,王军其人还是颇有经营头脑的。他的公司对外宣传的材料中说:中信深圳公司是中信集团在经济特区组建的第」个直属全资子公司。致力于在各行业以独资、合资、合作,三来」补等诸多形式投资建厂、兴办外向型企业,在机械、电子、原材料、一手设备、五金矿产、有色金属、建材、粮油食品、水产、土畜、轻纺、化工、医药等产品方面广泛开发进出口巴贸易。经销中信系统各企业产品并代理进口设备、原材料。同时还开发新技术应用、房产租赁、咨询服务等多项业务。

    当时王军在深圳的公司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未见有公开的材料,但该公司宣称在深圳市拥有办公楼、高级别墅、公寓、厂房、配套宿舍十多万平方米,可见王军的生意规模之大。据一位同样从事贸易的中共高干子弟说,王军不太愿意与外界,甚至一般高干子女打交道。有一次他曾为一桩生意的事情找过王军,但王军爱理不理,反应非常冷淡。

    王家要什么,老邓给什么

    至于邓榕说的王家三公子「在朋友中口碑甚佳」,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朋友」的范围。而在普通百姓中间,甚至在一些父母官位不如邓小平、王震之流的「次高干子女」眼中,至少王兵、王军二人的口碑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有在中信公司任职的一位于高干子女」讲过」个小细节,足以证明王军的专横、霸道和目中无人。王军在中信公司担任荣毅仁副手时,祗有他敢随便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荣老板的专用车位。而每当荣老板见此情景时,、心里怎么想,无人知晓,表面上却要表现出一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大度和轻松,仅能用一句这小子……」在部下西前掩饰且一满脸的无奈和尴尬。

    荣毅仁如此忍受王军的专横和骄蛮,除了看在王震「文革」中确实曾对他有恩的面子上之外,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也正如邓榕所描述的,邓小平对王震」家确实是到了「要什么都可以」的地步。当初王震表面上是带头响应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号召,「主动」从政治局委员职位上请辞,但却向邓小平换得了一个国家副主席的头衔,政治身份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序上的「二级」跃升为「一级」。

    再到后来,王震在弥留之际同意把国家副主席职位让给「民主人士」荣毅仁,条件却是把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的职位传给王家的二公子王军。如此公然的权钱、钱权交易,身为总书记的江泽民虽然、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王震要的东西,邓小平曾不惜以否定前任党的主席的办法给以满足,如今他江泽民怎敢怠慢?

    于是,荣大老板的政治地位由三级」跃为「一级」(原来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家二公子王军的经济地位则由中国第」大公司的副职升为正职。至于王家大公子王兵的公司实力无疑也跟着王军的地位朝上走。

    到一九九五年,王军在中信公司的总经理职位也已经坐得没有意思。于是,挂名中信集团董事长的魏鸣一很知趣地」再向国务院打报告请辞。当年五月三日,中信集团召开记者会,宣布魏鸣一退位,王军接任董事长职务。此时的中信集团已经在全球各地拥有三十*八家子公司,总资产超过人民币一千三百六十亿元,固定资产超过八百三十亿元,继续保持中国大陆最大的跨国中资机构的地位。

    长城总裁王之

    对于王震的后人,外界鲜有报导的是王之,而不是王直。并一实,王之其人是中共树立的标兵式人物,早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的尧明日选,就在一版的显著地位对他做过详细的报导,祗是外界不太知道他是王震的公子而已。

    王之一九四二年生,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原来曾在中共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局任过处长、副局长等职务。该局权限较大,负责制定全国计算机行业和软件行业的发展战略、发展政策与措施,以及规章制度,并提出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行业技术、质量、标准的制定、审定工作,并组织实施.!组织协调行业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科研、科技攻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军品型号研制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应用,协调、解决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组织重大科技成果监定、定型、评选和推广,参与质量评优工作;发放生产许可证.!负责全国计算机行业新建项目、重大技改项目、技术引进和出口项目的审检;参与计算机的进口审查;负责计算机对外技术使用及政府间使用的有关事宜;负责组织计算机产品及其系统的推广应用等等。

    所以,在计算机局为政的一段时间,肯定为王之随后弃政从商奠定了实力基础。

    靠「长城模式」成了大陆计算机业霸主

    据报导,王之为了实现大陆的「计算机国产化」而弃政从商,出围组建了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自此,他创造出了所谓「长城模式」,使他的公司几年间即成为垄断大陆微机行业的一方霸主。

    一九八四年,王之收罗」批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分别送他们到香港和日本去开发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新微机。半年之后,这些人拿出了著名的长城*鼹:自微机。这种微机通过部级监定时,专家们认为有九个方面优于当时国际主流机美国的IBM微机。这就实现了所谓「长城模式」的第一步,「山口主开发」。

    实现了这一步后,王之苦于没有资金建厂生产,于是他决定向q已承担风险,从有关部门贷款三百万元,向国外购买了所需的元件、O部件,然后分发给从大陆计算机行业优选出的厂家进行生产。这是「长城模式」的第二步!「委托加工」O

    在委托加工过程中,王之又搞出了月理销售」的办法,即向「委托加工」的厂家让利百分之七十,使生产单位同时把维修和售后服务也承担起来,以此吸引顾客。这样,就大大加快了长城微机在大陆推广应用的步伐,据说到八九年底就已经生产了七万台,不但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将其中一部份销往国外。

    一九八七年,长城又开发出了更有竞争能力的长城蠹「微机,投入市场。

    由此可见,王之确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目前,他的长城集团公司已有五个系统,十余个新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

    发财以后,王之野心更大,一九八七年开始在深圳投资办厂,大搞「外向型」。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深圳工厂建成,形成了年产主机五万台、显示器十万台,机组构件十五万套的生产规模,稳居大陆第一。

    王之的长城计算机公司在深圳的分公司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取名「长城大厦」。该建筑数座楼房连体,建筑风格别致,长城的人号称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连体楼房建筑。由此看来,王震的三个儿子都在利用特区赚钱,这就是王震、也是许多中共老干部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特区,怀有一种既觉得它对白自己有利,又觉得它对共产党政权本身有害的矛盾、心理所在。

    特区是邓家天下王家党

    邓榕在其文章中称颂说:因为「有人非议特区,他当然不干!」于是,王震成了开创特区的「排头兵、先锋队」,邓小平视察特区,王震「一马当先,陪同前去」,「一路为特区正名,一路为特区呐喊。」「在创建特区的那一刻起,胡子叔叔的脚步就走到了那里。在胡子叔叔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最终地把他的脚步、水远地停留在了那里。」

    由此可见,中国的特区完全就是他们「邓家天下王家党」。邓小平的侄女可以在那里公然行骗,横徵暴敛;王震的儿子可以在那里欺行霸市、为非作歹。

    正如邓榕所说:王震「对于特区,对于深圳,对于珠海,对于广东,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于是乎,王家的后代当然可以在那里毫无节制地发泄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感情」。邓、王两家后代在特区的所有的一切疯狂举动,似乎都可以从邓榕的文章中找到解释:特区是我们邓、王两家的老头子下令和支持搞起来的,我们两家的后代当然可以在此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天经地义。

    有人一针见血地形容,中共高层目前面临着两个层固」的「众怒难犯」,一个层面是老百姓对共产党各级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盛行之愤怒,已经到了随时「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地步;另一层面是各级官场上的腐败官员、恶势力家族早已在共产党内形成一个庞大的诳得利益集团,牵」发而动全身。而这第二个层面的「众怒难犯」,又以邓、王两大势力家族的结盟最为典型。

    从这个角度分析,江泽民如果不敢在王兵绑架案问题上施以重罚,今后所谓「反腐救党」的口号恐怕他自己也喊不出来了。但是,一日下决、心对王兵进行处置,邓家的反弹会到什么地步?邓三公主是否会把「两肋插刀」的毒誓兑现?」想到此,江泽民恐怕就会背脊发凉。

    到临去世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王震基本上是坐镇广东,无论治病、疗养,还是游山玩水。最终竟是死在广州市一家军区医院的病床上。如此偏爱广东,到底是要为特区政策拼老命呐喊助威,还是特意留在那里为三个儿子的经商事业坐镇撑腰?当然,平心而论,这三个公子中,王之的非议最少,生意路子也比较正,所以也最不为外界所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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