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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其人-1
(博讯2005年8月27日)
    焦点

    大陆有传说,一九八六年底左派老人逼胡耀邦下台时,就是王震拿着老人们的联名信威逼邓小平。「六?四」后更有传说他亲山口指挥了屠城的杀人部队。

     有一个得到了证实的传说则是:一九八六年在逼迫胡耀邦辞职的党内生活会上,王震发言给胡耀邦列举的主要罪行是组织路线上存在严重问题,不但对「文革」中的「三种人」徐惟诚等造反派的秀才加以重用,而且拒绝听取群众来信的批评反映。 (博讯 boxun.com)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尽量不招惹王震这位邓小平从来都要让几分,地位特殊的政治元老,王震仍然对他一百个看不惯。一九八八年六、七月间,北京广播影视工作者苏晓康等人拍摄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正在湖北巡游的王震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其中的片断,立刻引起阶级斗争警觉。回到北京后,他下令广播电影电视部立刻将全片录影带及解说词全文调到「王办」。看完后立刻要求禁止继续播映并展开批判,但遭到赵紫阳的拒绝。

    一个月后,王震恰好到宁夏参加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当时举行的座谈会上故意把话题引到黄河上,然后便痛批《河殇》是诋设黄河、诬衅中华民族。王震还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刊登他的这番讲话,无奈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并不买账,不但拒绝刊登他的讲话,而且继续组织对《河殇》的赞赏文章,祗有顶不住压力的容学夏日选刊登了王震讲话内容。

    当年十月,党内连个中央委员职务都已经不是的王震,不但能够出席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而且居然能够打断赵紫阳主持的会议正常议程,突然发难,拍着桌子大喊《河殇》已经让他「不能容忍」。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赞扬《河殇》成为赵紫阳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罪状之一,而王震目无组织原则,公然大闹党的中央全会会场的恶劣行为却被说成是「民族正义感」、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大义凛然之举。

    当然,如果不是「六?四」事件的发生,如果还是赵紫阳继续做共产党的总书记,王震对《河殇》的发难也已经阻止不了该片在海内外继续发挥影响,更何况该播出的电视片已经播出,该出版的解说词已经上市,该发表的赞扬文章已经刊出。

    而王震对大陆著名歌手崔健的封杀,则更厉害得多。

    崔健在刚刚成名的时候,曾经演唱过那首在大陆几乎人人知道的《南泥湾》,内容是歌颂王震的三五九族如何成为将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而崔健绝就绝在将这首歌用所谓「气嗓子」唱出,处理得柔婉绵软,成了所谓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歌声传到王震耳朵里,王震大怒,一声令下,大陆所有电视台都不能出崔健的镜头,更河况播放他的演唱曲目。

    正是由于王震这些左的表现,所以外界常常把他排在与邓小平针锋相对的陈云势力一边。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邓小平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所做所为,尤其是联系他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强硬政治态度就不难发现,王震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既要坚持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又要倡导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态度,正是邓小平所需要的。

    虽然王震如此不得人心,但他在中共高层中却颇有人望,原因之一就是他性格中有仗义的一面,所以,他应该属于毛泽东在其文章中所定义的那种标准的流氓无产者。

    邓榕盛赞「胡子叔叔」

    「文革」中,王震对邓小平、陈毅等许多挨整的老干部不但没有落井下石,甚至还为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做了一些好事。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文章中,曾盛赞这位「胡子叔叔」在邓小平落难时不怕毛泽束和「四人帮」开罪,对邓小平一家关怀有加。正因为这层原因,邓小平主政后,对王震一直容忍颇多。

    一九七二年春,邓榕从陕西去江西看望父母后,在回陕西的途中绕道北京,想打听一下林彪死后有什么新的政治消息。有人见到邓榕说:王震要见你。

    邓家原来与王震并无多少交往,邓榕甚至未曾见过这位「胡子叔叔」。四月三十日那天,当邓榕赶到北京北太平庄王震住处,王震急忙迎了出来,一把握住邓榕的手,十分热情地问:「爸爸好吗?」

    几年来受尽委屈的邓榕忍不住热泪盈眶。

    据邓榕回忆:胡子叔叔详细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不要再回陕西,回江西去转告我父亲,主席对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毛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胡子叔叔还留我在他家吃饭住宿。自「文革」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个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题,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由自此,邓榕逐渐成了王家的常客,也与王震的三个儿子王兵、王军和王之相熟。一九九三年三月,王震在广州去世后,邓榕带着女儿前往机场迎灵。接着,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缅怀胡子叔叔〉的文章。文章中记述,每当王震与儿子们生气,祗要邓榕去劝说,王震准会露出笑容。

    另外,邓小平二次出山后,邓榕还充当了生父与乾爹之间的传话人,每当王震对中共中央在位领导人的某项决策有意见时,便要求邓榕转告邓小平出面制止。比如取消所谓「生产建设兵团」的事情,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作主的。曾经领导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王震听说此事,如丧考妣。刚巧此时邓榕与贺平从中共驻美大使馆回国休假去看望王震,王震立刻要求邓榕向邓小平转达山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改成建制地保留至今。

    如果说王震当初就觉察将来的天下属于邓小平,那么说明这个大老粗的政治眼光敏锐;如果说王震完全是出于拔刀相助,那么说明他确实有豪情侠胆。但无论如何,这是导致后来王震得宠于邓小平最重要的原因。

    中共高层中流传着许多关于王震在「文革」中如何利用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微妙地位,设法帮助一些正在挨整的老干部和他们家属的故事。

    比如「四人帮」在整叶剑英的过程中,曾把他的女儿叶向真及其当时的丈夫刘诗昆也投入监狱,同时还把他们的一个上了岁数的保姆也抓了起来。有人找到王震请他救救那位无辜的老太太,于是王震就找毛泽东说自己缺一个保姆,但他看中的这个人现在却在监狱里。于是毛泽东果真就批示放人。

    一九七四年,胡耀邦从干校回到北京,因为还没有被启用,所以对仍留在干校的部下伍绍祖(「文革」前的全国学联主席,胡耀邦的爱将)爱莫能助。于是胡耀邦鼓动伍绍祖的母亲熊天荆去找王震想办法。

    熊天荆也是中共元老人物,丈夫伍云甫六九年病逝后祗能与独子相依为命,处境颇为凄惨。她找到王震后,王震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言由自己眼下急需一个秘书,而这个秘书既要有文化,又要出身好,所以祗能像伍绍祖这样的人担任最合适。于是,伍绍祖果真就回到北京到王震身边当了秘书。

    一九七五年王震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与积极支持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两人联络颇多。

    在一次交谈中,王震对邓小平推荐说:我手下有一个秘书,有德有才,但现在却不能被重用,一直在我那里管管文件什么的。这简直就是人才浪费。当邓小平问到此人适合干什么的时候,王震信口说道: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的就是科技,当然应该管管科技什么的。于是,伍绍祖进了国防科工委。

    「文革」中,王震仍然享受着中共高干的〔特供」待遇。由于各种物资奇缺,对中共高干的这种「特供」也是要限量的,比如中华烟每月祗限六条。王震本人不抽烟,所以「文革」前这每月六条烟都是他的儿子们享受。但「文革」中王震却命令儿子们每月省出一条来,给几位因为被打倒而被中止「特供」的老干部和「民主人士」,荣毅仁当时就是受益者之」。

    从那时起,荣毅仁与王震两家关系就一直非常密切,这同改革开放以后王震的儿子入主荣毅仁的公司不无关系。

    从中共公开的文字材料中看,王震在「文革」时期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及他们家庭成员所做的帮助甚至是当时位高权重的周恩来所没有做到的,邓小平复出后当然对王震十分感恩。这是毛泽东去世之后,王震能够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重要原因。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掌握中共实际领导权后,提出让王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徵询胡耀邦意见时,胡表示王震的个人作风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考虑到中央决策机构的严肃性,此人不宜进决策层。再者,当时在世的许多军队元老都比王震军衔高,好几个大将都还在世,这样安排恐怕不太合适。但邓小平坚持这样安排,胡耀邦当然被王震恨之入骨。一九八五年,王震在政治局内不再占有位置,又被邓小平安排了一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八年,王震同意不在党内继续任职,却向邓小平伸手要了一个体面风光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直到去世。

    王震不懂什么就喜欢什么

    王震其人没有任何学历,十四岁即当了铁路工人,所以自命「老粗」。但中共的宣传材料大都说,他在「革命队伍」里却对文化人颇为敬重,他本人也由自称是「知识分子的朋友」。

    王震的妻子王季青早年是燕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中共建政后曾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里当校长,后来在高教部任职。

    王震国共内战时的秘书郭小川,是大陆后来著名的诗人,此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因为王震做了工作,才没有被整得更惨。

    大陆著名诗人艾青之子,旅居纽约的艾端午曾在」篇文章中写道:中共保守派军头王震,过去一度结交文人,附庸风雅,父亲艾青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受到王震的照顾。事实上王震结交党内文人,自称「知识分子的朋友」,还是出于毛泽东专用三农分子」控制知识分子的需要。在延安的时候,王震在所有「粗人」中,最为关心党内政治动态,对毛泽东这样的山沟里的知识分子与王明那样的吃过洋面包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十分敏感,对从大城市投奔延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一百个看不惯。四十年代初中共搞所谓的「延安整风」时,正是王震首先在「鸣放」的墙报上看出了王实味的文章有「反党」气息并及时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命令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开展批判,并对其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当时此事轰动延安,这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成「审干」运动有直接影响。

    据吴江著作中的描述,王震因为挖出了王实味而受到毛泽东的器重,竟被委任为「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王以自己没有文化而表示了」番谦虚,毛泽东则意味深长地说:「我就是要你这个文化不高和文化人打交道」。吴江认为,这种现象透露出历史上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阴暗的一面,可谓一针见血。

    从那以后,王震自己从来没有什么理论,却对共产党内的理论工作者颇为友好,当然是指邓力群、胡乔木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他们的思想前提首先必须是无限忠于共产党,其次要符合王震个人的口味。正因为如此,王震在邓小平时代成了中共左派理论家(如邓力群等人)和左派文人(如贺敬之和他的妻子柯岩)最有力的后台。

    左派理论家及左派文人们之所以把邓小平都不放在眼里,之所以架空了一度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与其说是后面有陈云的支持,还不如说是仗着王震在邓小平那里的特殊地位。祗要王震保他们,邓小平就奈何他们不得。

    一九九O年六月,贺敬之命令属下马畏安在举国文化艺上向李瑞环发动攻击,发表了〈全党应服从中央〉的社论和中央领导关于意识形态的指示,故意不收李瑞环的内容。李瑞环知道后大为光火,在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文化部有人无法无天,江总书记和李总理均装傻充楞,没有个明朗的态度。于是,李瑞环又上报邓小平处要求讨个「公道」。邓小平十分生气,说「这是政治性事件」,表示支持李瑞环追查。于是,李瑞环命令贺敬之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将室书面检查交出。

    贺敬之接到李瑞环的「最后通牒」即找到王震和李先念,寻求支持。王震当即表态:《中国文化报》」点错没有,如果谁敢说有错,「让他来找我」。李先念则说,没有他李瑞环的语录有什么不行?我李先念还从来没有发表过语录呢。

    贺敬之取得两个老人明确表态支持后,更不把李瑞环放在眼里。李瑞环没有办法,祗好再次向邓小平求救,邓大人那里却没了下文。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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