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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
(博讯2005年8月23日)
    
    “中日友好”,这个曾为几代中国人挂在嘴边、爱用不已的口号,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尴尬与挣扎。4月,席卷整个大陆的反日风潮,几乎把这个曾经“崇高”的字眼,置于一种可笑又可悲的境地。
     (博讯 boxun.com)

    作为60年代出生、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笔者,不清楚,也从未考证过这个语汇的出处、来历,但有限的历史常识告诉我,这是冷战时代产物。战前,民国政府与日本曾有过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正因此,中国在习惯上把 1972年9月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称为“复交”),双方的政治家也都曾主张两国的友好:相对于日本的“日支亲善”,民国政治家曾有过“中日亲善”的提法(抗战时期汪伪政府则提过“华日亲善”的口号)。
    
    建国后,早在中日关系尚停留在“民间外交”初期状态的50年代初,随着毛、周等老一代中共领导人所谓“区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对日政策的具体化,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就出现了“中日友好”的提法和主张。一些日本共产党、社会党议员出身的左翼政治家及受到过中共统战政策感化的“友好人士”(延安的日本战俘、日本“八路”等),出于对被美国当成不懂事的孩子(麦克阿瑟尝言,“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如果是45岁的绅士的话,日本人不过是12岁的少年。”)的郁闷和反弹,以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带有理想主义憧憬的心理倾斜,在日本也打出了“日中友好”的口号,并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对华友好事业的民间团体。
    
    就中国来说,在长达40年的冷战岁月里,提倡与有关国家的“友好”关系,与“反帝”、“反修”、“反霸”一样,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中×友好”的口号曾常年不绝于耳。就笔者记忆所及,先后有过“中苏友好”、“中阿友好”、“中朝友好”、“中古友好”、“中越友好”和“中美友好”及“中日友好”等提法,不仅口号,还有讴歌这些“友好”关系的歌曲及以其命名的学校和街道。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同一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中意识形态的分歧,原来的一些“友好国家”疏远的疏远,翻脸的翻脸,有的甚至反目成仇,大打出手。因此,多数的“友好”都成了明日黄花,不再提了,唱到最后的,几乎只剩下“中美友好”和“中日友好”。其中,“中美友好”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中国始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受挫感。所以,所谓“中美友好”,其实也并不常常挂在嘴上,基本上属于一个外交辞令。而真正“友好”、“友好”不绝于口、乐此不疲的,似乎只有“中日友好”。
    
    记得小时候,笔者随父母游览明十三陵。在定陵“地下宫殿”的入口处,遇见当时红得发紫的乒乓国手庄则栋正陪同一个日本代表团参观,众多的中方陪同人员手里都拿着一面小纸旗,上面写着“中日友好”——那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后来,尽管两国关系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反复,但“中日友好”的老调子始终不曾唱衰。中日友好之深入国人的人心,一度几乎到了“全民皆官”(外交官)程度。因工作关系,笔者有时与日本的商务、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出差,前往中国各地的机构、公司洽谈项目。做生意总离不开吃吃喝喝。说不清有多少次,在觥筹交错之际,总会有中方成员郑重提议,“为中日友好干杯”。面对这种正而八经、大而无当的建议,一些常在河边走、比较“江湖”的日本人会顺水推舟,爽快地一饮而尽。而那些初来乍到、尚不知水深浅的“小毛头”则异常困惑,他们会不顾尴尬,一根筋地反复确认提议干杯者的“意图”。而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会被臊得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充其量只能惠及两三家公司的经济项目,非得要关涉到国与国的政治外交。
    
    笔者的友人、日本共同社记者古田康雄先生最近撰文指出,战后,由于受到中国“以德抱怨”、宽大为怀的“德”的感化,及作为“进步势力”的左翼政党、知识分子和媒体对中国的有时甚至到了“盲从”地步的追随,在日本社会始终存在一种“日中友好”的“信仰”,而“宽容与感恩”则构成了这种信仰的内核。然而,这种靠“中国不提(历史问题),日本不忘”才得以长期维持的信仰,如今却面临着崩溃的危机,亟待摸索一套既能顺应时代变化,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新的价值体系取而代之。
    
    今年1月,笔者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由日本外务省赞助的中日关系主题传媒论坛。会上,针对一名日本学者论文中的观点,笔者做了简短的发言。主要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
    
    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重视对日关系,要将其降格以求,而是主张换一种思路,调整一下方向。因为,毋庸讳言,“中日友好”是在冷战的特殊时期,基于双方对地缘利益的权宜考量基础之上的一种策略性提法,不仅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时过境迁,当初的“现实性”已基本不复存在。
    
    放眼邻国,无论从国家战略上,还是从对华政策的外交实务层面上,可以说日本已然先我们而抛弃了“日中友好”的提法。人家已经抛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厮守终身”状呢?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国家利益本身也是瞬息万变,一波三折,断无从一而终的义务和道理。
    
    一个可资借鉴的双边经验是法德关系。虽然两国之间绝少“友好”的提法,但谁都无法否认,其理智、正常的关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一种真正平等、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共同承担着欧盟“牵引车”的角色,平衡与美国关系的同时,在世界上广交朋友,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笔者以为,中日关系之再度“正常化”,取决于能否建构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现实、冷静、理性而成熟的双边关系。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中日友好”,应该从摒弃“中日友好”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及其所代表的几代人对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异邦的、虚幻的“乡愁”开始。
    
    
    ——原载《动向》2005年8月号
    
    
    刘 柠(北京,独立撰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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