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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召忠:让共军颜面扫地的“军事专家”/ 余杰
(博讯200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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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下的帮闲学者,热衷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雄。
     (博讯 boxun.com)

     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位几乎每天在中央电视台的伊拉克战争直播节目中出境的军事专家张召忠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内地有报刊如此评论说:“他对战争的评论即席而来,分析头头是道,信息量大,经常妙语连珠,十分吸引人。”
    
     然而,在普通观众心目中和在互联网上,这位大名鼎鼎的张召忠获得的却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人们发现,这位“首席军事评论员”的才华在于,他所有的预测都与战争的实际进程背道而驰。刚刚开战的时候,他认为美军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萨达姆在“诱敌深入”;当美军很快兵临巴格达城下的时候,他认为美国将面对一场艰苦的巷战,伤亡将大于越战;当美军轻松拿下巴格达的时候,他又认为萨达姆的精锐部队撤退到了其家乡提克里特,那里将发生最后的决战;当提克里特不战而降的时候,他又猜测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一定躲藏到了地下掩体中。这样的猜测显然缺乏起码的常识,即便是对现代军事组织结构没有多少了解的人都知道:数十万军队和重型武器怎么可能人不知鬼不觉地躲藏在地下掩体中?最后,张召忠终于陷入了自言自语:“我真不明白伊拉克人为什么不炸桥梁?不焚烧油田?几枚炸弹,几根火柴就可以完成的。他们也太懒惰了。”而在伊拉克人民积极参加选举,伊拉克民主制度逐步巩固的时候,连五十四岁的库尔德老兵阿米尔•巴齐也欢欣鼓舞地表示:“在此之前,伊拉克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但在此之后,它将遍及伊拉克全境。”张大专家却仍然在自言自语:“伊拉克人民如果学习毛主席的游击战争,不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张召忠给伊拉克人的国民性诊断出来的症状是“懒惰”,而他本人乃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在大陆大小书店里,摆放着他十多本厚厚的著作。这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北京《现代教育报》的记者在一篇对张召忠的访谈中,还写到了他为学外语而动舌根手术的一个“感人故事”: 一九七四年十月,张召忠作为“工农兵学员”选送进北京大学上学。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个时候,张召忠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阿拉伯语。学习开始了。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张召忠,突然转学外语后极不适应。科学技术主要是理解原理,灵活运用,外语则是死记硬背。你有天大的理解本领和创造潜质也离不开一句一句把外语读下来、背下来,这需要千百次的重复再重复。最让张召忠头痛的是那些颤音,无论费多大劲,音都发不准确。生性要强的张召忠急得团团转,就是找不到感觉。后来老师告诉他,是你的舌根硬,要想发好音,必须下决心动舌根切割手术。动手术那天,班里的同学都焦急地挤在手术室外等待。而张召忠则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汗珠顺着额头向下流。医生说:“别紧张,这是一个小手术。”其实,张召忠不是紧张,而是在想,手术后自己的颤音真的能发好吗?一个小时后,张召忠走出了手术室。大家都问同一个话题:“手术的结果怎么样?”张召忠点头示意:不错。几个星期后,张召忠伤口好了,他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颤音发的既标准又流利,口语成绩直线上升。张召忠终于松了一口气。张召忠为学好外语,动了舌根手术,一时在北大传为美谈。
    
     记者把这个故事写得很煽情。我到北大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了,这个“美谈”已然烟消云散。不过,我却很怀疑张召忠的外语水平究竟如何。据我所知,“文革”时期的许多“工农兵大学生”,根本没有受到过真正的学术训练。许多“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凭都是“注水文凭”。从张召忠的诸多“著作”和他在央视屏幕上的表现来看,他的头脑中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点点僵化之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冷战”格局中“反对美帝”的教条而已。他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和技术一知半解,更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主流极其无知。因此,我认为,对于张召忠先生而言,最需要做的手术不是舌根手术,而是大脑手术。一个大脑有问题的人,纵然舌根手术成功了,能够滔滔不绝地说话了,但说的都是废话、错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是的,如果大脑不动手术的话,央视“首席军事评论员”张召忠永远也不可能明白,战争为什么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展开,他还真的以为自己是萨达姆的总参谋长呢。他完全不了解伊拉克人民的想法,伊拉克人民根本不是他所臆测的那样“懒惰”。他不知道,没有多少伊拉克人愿意为了捍卫萨达姆的王国而与美军作战。比武器和科技更加重要的是人心,是伊拉克人民渴望自由和幸福的心灵。正是这种“民心所向”,导致貌似强大的萨达姆政权在战事启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便崩溃了。张召忠更无法理解四月九日美军入城那天,伊拉克人民推倒萨达姆塑像的壮举——那可是人人爱戴的伟大领袖啊!战后半年里,尽管恐怖分子不断发动袭击,但伊拉克重建民主的工作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十一月二十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我们两国以及很多友邦和盟国决心完成给伊拉克带去自由、安全与和平的进程”,并承诺“我们同伊拉克人民的合作关系将是长期的”。这份声明指出,伊拉克人民几十年来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伊拉克人正在开始重建家园,并且能够憧憬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他们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恶毒政权;他们可以畅所欲言,信仰他们的宗教,并开始埋葬过去三十五年的恶梦,有成千上万伊拉克人在这三十五年里被他们自己的政府谋害。”与此同时,据巴格达大学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显示,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伊拉克人对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持支持态度,并希望美军继续清剿萨达姆的残余势力,帮助伊拉克建立和平与稳定。
    
     在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人民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只要看看已经被美军击毙的萨达姆的两个儿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就可以从反面看出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了。库赛在政治上冷酷无情,深得父亲衣钵。海湾战争结束后,什叶派穆斯林揭竿而起,库赛奉命前去镇压。在一次大屠杀中,共和国卫队将三百名什叶派穆斯林赶到了一片空地上,库赛拔出手枪,连杀四人,枪枪中人眉心,他一边开枪一边大声叫喊:“坏人!肮脏的罪犯!”随后下令将剩下的人全部杀掉。类似的大屠杀库赛指挥过多起。与库赛相比,乌代的残酷表现得“花样”更多一些。乌代喜欢在互联网上了解古代的各种酷刑,其中他最喜欢中世纪的一种刑杖。刑杖一头有钉,打在身上奇痛无比。伊拉克电视台的一位高级官员就饱受其苦,如开会迟到,或者在播音时出现语法错误,乌代都会打他几杖。
    
     两兄弟在奢侈生活上互相攀比。乌代很好色。每逢聚会,他都会用高倍望远镜在嘉宾中猎艳,发现目标就会让人搞来,甚至一些政府官员的女儿也遭强奸。乌代每星期五个晚上泡在底格里斯河岸的“巴格达游艇俱乐部”里,这里是他公开的淫窝。每天晚上其手下都会准备二十多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供他从中选出一两个。乌代的一位管家告诉《时代》周刊:“没有哪个姑娘和他睡过三次以上。”与“巴格达游艇俱乐部”隔河相对的是库赛的“多拉农场”。库赛经常在这里举行晚会,其规模之盛大就像“天方夜谭”中描述的一样:威士忌酒和鱼子酱供给充足,还有五十位肚皮舞娘表演助兴。库赛很喜欢看肚皮舞,但从来不碰这些舞娘,因为他害怕得上传染病。库赛害怕细菌,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他不喜欢被别人触摸,即使是朋友或同事按照传统的阿拉伯方式拥抱亲吻,事后他也会马上到洗手间洗脸。连孩子摸过他之后,他也会叫人来把碰过的地方擦一下。就在他们花天酒地的时候,在联合国制裁下的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退步到了一个世纪之前。“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换来的不是平民百姓的粮食和日用品,而是萨达姆及其特权阶级的奢侈品。
    
     乌代遇刺后,落下了中风、脑损伤和癫痫等后遗症。为了“修复”自己,他让人找来一位二十多岁的哺乳期女子向他提供乳汁,因为他相信人乳中富含维生素,“具有神奇的养生功效”。而库赛和乌代的不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乌代的前商业经理向《时代》周刊透露,兄弟俩的竞争甚至发展到女人身上。乌代曾命令手下将和库赛上过床的漂亮女人带到自己这里,和她们睡过觉之后在她们的屁股上用马蹄铁烙上U型伤疤,让她们永远不要忘记是乌代的人。乌代还经常将得罪他的女孩扔进猎犬笼中,哈哈大笑地看着如花似玉的女孩被猎犬撕成碎片。
    
     生活在人间地狱里的伊拉克人民,在这两个魔鬼被击毙的时候,自然都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他们不会听从张召忠的建议,为保护两个“接班人”而“抛头颅、洒热血”。张召忠为什么如此热爱独裁者们呢?他是一个毛泽东时代“集体催眠”的牺牲品。其实,张召忠本人的青少年时代也有过与伊拉克人民相似的经历。那是黑暗的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饿殍遍野、人与人互相仇恨的时代。记者在访谈中写道:“张召忠从小吃过的苦是现在许多人难以理解的。十八岁以前,他几乎没有见过零花钱,一年吃不上一次肉。到十八岁时,他才吃到平生的第一个苹果。困难时期,每天都有好多身边的人饿死,这对张召忠幼小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让人遗憾的是,这种“冲击”不仅没有使他开始对共产专制主义进行反思,反倒使他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为了免于被饿死的命运,而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九十年代以来,在诸多著作和论文中,这位深受大陆媒体追捧的“军事明星”,不是面目狰狞地宣称要出兵台湾,就是赞赏与恐怖主义为伍的“超限战”理论。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中美撞击事件中,他亦以权威自居,成为反美的先锋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
    
     有意思的是,《现代教育报》的记者还写到了张召忠上中学时候的艰苦生活:“上中学,学校离家远,不可能天天回家,他就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干粮上学,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外加几把地瓜干,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更要命的是,那些黑窝头刚拿去的头一两天还算是‘美味’,但天一热,黑窝头发霉后,就拉出长长的霉丝。吃还是扔掉?第一次吃这些发霉食物时的张召忠,实在是咽不下去又馊又涩的黑窝头,但那却正是他赖以充饥的主要食物,他只能闭着眼,硬着头皮,吃了下去。东西是吃下去了,但肚子却一直在‘抗议’。不大会儿工夫,里面就热火朝天地闹腾起来了。后来,还是老师告诉他一个‘偏方’,喝点盐水给肚子‘解毒’。”这样的生活,未必就比在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伊拉克人民幸运。实际上,毛泽东与萨达姆一样,都是凶狠残暴、以“吃人”为乐的专制魔王。然而,张召忠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自己苦难生活的根源,他的“觉悟”还比不上那些用拖鞋打萨达姆铜像的伊拉克的孩子们。张召忠是极权主义教育和宣传制度的牺牲品,同时他又是其积极的参与者,也就是说,他在“吃人”的同时也“被吃”。保加利亚裔的学者托多罗夫在《极端的面目》这部有关极权主义恐怖对人的个性影响的研究著作中,注意到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是怎样利用人的基本习性使之遵从。在确立了舆论一律的不可抗拒和个人无能为力的印象之后,纳粹和共产党通过提倡互有戒心和群众告发而败坏了它们社会的道德风尚。其目的是要把即便是内心的反抗都变成自我怀疑的根源,并变成一种政治偏向,最终使孤立的持异议者也不得不悔改。张召忠身上所展示出来的正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扭曲的人性和不自知的愚昧。
    
     受尽折磨的伊拉克人民还有辩明是非的能力,他们深知美军将带来自由和民主。因此,连萨达姆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也不愿与美军为敌,他们不战而降。而同样历经过苦难的张召忠却沦落为专制制度下的帮闲学者,他热衷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雄,用鲁迅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奴在心者”——对于这样的奴才,唯一拯救的方法乃是动一次大脑开颅的手术。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六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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