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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涛无罪辩护,为六四受难者伸张
(博讯2005年8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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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师涛被捕到判刑,再到上诉,他的命运一直牵动着海内外千百个对中国热切关注的心。师涛案件的重大意义究竟在哪里?前些天看到师涛本人和律师的辩护词以及其他法庭文件,我才深切意识到,这是中共当局对六四受难者的再次施暴。 (博讯 boxun.com)

    
    听到师涛被捕的消息时,就很吃惊。这几年在网络上锐气风发的年轻作家相当多,可是,就象很多人已经提到的,师涛的写作别具一格,他始终为读者保留着一脉抒情气质,在热情严肃的同时,既有优雅的宽容又不失内审的细腻。在种种社会问题面前或痛心疾首或视若无睹的网络氛围中,他那与良知并立的人文关怀,是属于拂面不觉的春风那一类,不是烈火金刚、造反闹革命的架势。我无法想像这样一位诗人,会有意触犯刑律。
    
    听到师涛被严判十年畤,更为震惊。那正是五一“黄金周”之前,国人的想像力再一次被引导并局限于消费文化的迷醉之时,中国的权力当局重张罗网,要将中国的苦难彻底消声消迹:一边是四月三十日重判师涛,一边是自五月一日开始实施新的信访条例,出动大规模警力清肃各地高达数百万的贫苦上访人员,竟令人一时不知这中国是何等境地。我不由得赶紧询问一些国内朋友,唯望他们能安全度过这不安宁的春天,同时收集着相关的材料,每日阅读着同样担忧的人们发出的各种呼吁和声援,心焦地希望案情能有转机。正在此时,却又读到了何德普先生从狱中送出的政治犯所受种种非人道酷刑的报告。就拿与亲属会见的规定来说,正好印证了师涛母亲和弟弟探监时的情况,让人无法不更加焦虑不安。
    
    最近仔细阅读各方面的辩护,我终于明确意识到,师涛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国家干部、政府官员,甚至也不属于政府公务员。一份“国家绝密文件”怎么会在刚刚下发的时候,已经向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式传达了呢?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可以看出,师涛并未受到“盗窃国家机密”的起诉,这个所谓的“国家绝密文件”的内容是主动送上门来,让这些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公务员)和非干部(非政府官员)来认真听取的。那么,如果师涛要承担“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的责任,向师涛及其同事提供这一“机密”的正式官员本人,无论他是执政党内的干部还是正式的政府官员,难道不应该首先承担“泄密”的责任吗?
    
    师涛一案如此严判,社会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这首先涉及政府控制与国内媒体的关系。一方面,目前国内正处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虽然在多方试探更有效地控制干部队伍并缓解社会矛盾,可是直接介入地方政府事务的能力却已大大削弱,无从恢复党务、行政、公检法等各系统里二三十年前那种近乎绝对“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例如,《远东经济评论》今年六月号署名文章讨论中国能源危机时,就注意到这种“权力下放”对经济政策及其后果的严重影响,更不必说在行政法律等方面的实际后果了)。与此同时,大多数媒体却已经主要依赖于商业生存。媒体从业人员的知情权,事实上越来越相当于社会大众的知情权,而不是如改革开放以前那样,处于官方半官方的党政“内部”机构的地位。那时它们的主要功能只能是立足官方向百姓说话;而如今,媒体相对独立的地位,已经是社会现实状态的一部分,媒体从业人员,既不特别享受国家机关干部的权力与权利,也难以再对各级政府的繁多政策承担责任,他们的自我规范,主要依赖于社会责任感、职业伦理,再加上政府对媒体业界的管理性规章条例。所谓“内部传达”的某一时期的报道规定,不应该而且也不再可能具有以往那种约束媒体的行政效力,更何况法律效力。
    
    可以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即使不去追究立法来源,官方对媒体报道的任何限制性规范,也应当都是社会普遍接受并认可的规范,必须向媒体和社会同时公开,使官方、社会、媒体三者,互相制约,共同遵守。简言之,今日的媒体并不比社会更“内部”,媒体从业人员的行政责任,也并不比一般社会成员更重大。就中央政府来说,承认并顺应这一现实,保护各级地方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只会有利于自己对地方社会的情况了解和形势控制,建立起新的更有效的介入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意一名象师涛这样既非公务员又非官员的普通公民和普通新闻从业者,都会在中央机构罗织下,随时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在并未造成任何社会性效果的情况下,以“情节特别严重”加以重判,不难想像,继起效尤的各级政府,在对待媒体从业人员时,尤其是在重大灾害性事故(如“非典”SARS)以及严重官民冲突事件(如浙江华西画水镇)等可能的负面报道中,必然会更加任意而为,将官员的个人作为或某级政府某一部门的行政作为动辄等同于“国家机密”,乱用司法执法权力惩戒媒体从业人员,剥夺社会大众知情权,保护腐败滥权成分,对社会造成更大损害。
    
    其次,师涛案必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涉及到政府控制和境外媒体的关系。在加大对国内媒体控制力度的同时,北京的中央政府正在继续推进境外媒体准入的政策,这不仅是为了和媒体娱乐业的大型跨国公司利益挂钩,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力图借此营造一个新崛起的 “正常”大国形象。目前在国内活跃的境外媒体记者已经很多,总数还在继续攀升。无论是否华裔,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果何谓“内部”何谓“国家机密”仍能如师涛案审理中这样随意枉法,但凡那些日益增多的境外记者报道中涉及到各级政府的问题,有意无意向他们提供信息的普通公民,都有可能成为事后追溯的“国家机密”等级的受害者。这样的实践,如何能说服在中国工作的境外媒体从业员,充分认识中国变化的复杂性,而不至仍简单套用以往的“冷战”视角?这种实践带出来的形象,又何谈“正常”?
    
    最后,是师涛案中所谓“国家绝密文件”的具体内容。师涛案的主要证据是他以 “198964”为化名发表在美国由洪哲胜博士主办的《亚洲民主通讯》上的一篇短文。根据这个证据,师涛记录的这份所谓“国家绝密文件”针对的主要是三个目标:六四,法轮功,以及因拆迁上访等引起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我们不妨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三个目标。首先,因拆迁上访引起的冲突,如果发展到大规模群体事件,必然是因为政府政策及执行中有重大社会不公嫌疑,如何对待,如何处理,都只能属于经济和行政政策层面,属于政府行政和社会反响之间的关系,谈不上“国家安全”危害。如果这类问题也归于“国家安全”,不仅老百姓真的是绝无说理之处了,而且由于社会矛盾本来就不可能杜绝,即使随时有新政策出台,也随时都会有新的矛盾;因此,这样过度泛化而难以界定的“国家安全”,必然无从用来确定文件密级,又怎么能作为法律判决的依据呢?
    
    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和六四属于不同的情况,即,当局至少先后采取了一些形式上的法律步骤来定义自己“六四”镇压的合法以及法轮功作为“邪教”的非法。即使如此,把自己明文制定的政策(六四镇压)和法律(法轮功“邪教”)作为国家机密,并将如何执行的政策指示提到“国家安全”的“绝密级”,甚至据此提出法律判决,仍然令人匪夷所思。如果所有国家已经公布的政策和法律,在官方传媒曾分别成年累月地百般渲染灌输之后,仍然可以将有关其具体执行的指示随意定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密级文件,那么,各级司法执法机构,加上仍在蓬勃发展的律师业,还有境外积极争取准入的法律代理机构和公司,将来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堆积如山的法律条文的严肃性呢?他们又该如何相信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的法制建设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包庇相互破坏呢?一句话,国家保密局的鉴定,即使不是事后追加的,在法律上也是说不通的。
    
    * * *
    
    我相信,师涛案中,在这种种荒谬的法律实践背后,隐藏的是政治谋算、政治交易、以及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这冷酷无情既是针对师涛这位被选中的示众靶子,更是针对所有仍然不断受到“污名化”的六四受难者及其亲属,意在彻底摧毁伟大的八九民运及其辉煌精神。
    
    我以为,对师涛超严起诉判决的唯一解释,只能在中共当局目前的外交战略里面去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游说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以及争取早日与梵蒂冈建交。北京争取与梵蒂冈建交的努力,已有时日,对北京的现实政治目标来说,既可以进一步压服台湾,又可以改变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形象,并使迫害法轮功的问题进一步边缘化,因此可以说有一箭双雕的意义。今年适逢教皇若望保罗逝世,陈水扁赴梵蒂冈吊唁,北京在公关上失了一着。但在国内,官方教会一方面放松控制,大力开展亲善攻势,收编地下教会信众,另一方面对不服收编的非官方教会人员缩小打击范围并加大打击力度(如北京海淀区居然判定非赢利性义务发放《圣经》为 “非法经营罪”);这些措施已经并正在取得相当成效。梵蒂冈方面,新教皇就任之后的态度保持着低调和暧昧,也表明北京的努力并非无的放矢,滥抛银两。总的说来,与梵蒂冈建交,也许有我们不知情的时间表,但目前似乎还不到最后冲刺阶段,也是很显然的。因此,具体到师涛案的严判时,我相信法轮功因素的作用远远小于六四的因素。
    
    师涛“犯案”的2004年,是北京高度集中精力争取国际认可“六四已属过往历史”的关键一年。从年初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展,到秋天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以巨额商贸订单换取歪曲、遗忘历史的许诺,西欧主要国家领导人,成了为中共辩护、鼓吹解除武器禁运的国际代言人。去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小布什班子为了连选连任,对北京同样是紧拉慢扯,呵护有加;当时的国务卿鲍尔选前访华,路过香港时见记者,不论是台湾还是六四,谈话中对北京都是一味袒护,小布什更是和胡锦涛直接通电话拉关系(当时以拼音“钱其琛”出现在英文《中国日报》上攻击小布什的文章,最多也只能看作是北京为他万一落选买的保险)。直到今年欧盟在希拉克和施罗德的共同推动下,正式提出对北京解除武器禁运时,国际间的反响也主要集中在台海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尤其是由此引起的美国的不满,六四屠杀和欧盟禁武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王丹等海外流亡人士锲而不舍的坚持,几乎到了在国际媒体失音的程度。
    
    努力促成上述这种国际形势变化,是中共当局调整国内有关六四方针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国安部门先是拘留丁子霖、张先玲、黄金玲三位难属代表,在国际范围的报道和抗议后,又若无其事地将她们释放,如今看来,都可能是对国际“遗忘”程度的探试。年底赵紫阳病危到逝世,北京的主要应对策略就是低调和消声,同样可以看作是胡温曾李等新班子在试图解脱自己与六四遗产的直接关系。与此同时,任何不配合的噪声,则得到比江泽民时代更为严重的打击。去年以来中央新班子对媒体的整肃,令相当一部分立场各异的国内人士和海外观察家大跌眼镜,决不是偶然的。更不必说在赵紫阳死后,还要在官方讣告中硬加上对他一生评价的抹黑和诬陷了。
    
    借用当年邓小平的话,在这样一种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师涛竟然使用“ 198964”的署名,向海外号称“民主”的网络论坛发送有关六四十五周年前后应对社会反响的中共“内部”文件,他会引起国安部门的格外注意,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起诉和审判,大半依赖于捏造证据歪曲法律,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说到底,这是中共当局自邓小平以来的三代领导人始终未变的反人民反民主本质,是他们刻意要将八九民运以简单否定的形式写入历史记载,要将六四镇压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拒绝任何人再去翻开并质疑这一页。而这一切对历史的重大歪曲,都需要有人为之付出代价,前有六四当时的死难者,后有受难未死者及受难者亲属,还有那些积极帮助寻找真相并因而受到迫害的人,现在我们又看到师涛,一位仍保有八九理想精神的年轻诗人,再次受到政治迫害的冷酷绑架。中共当局在索取这些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代价时,从来不会稍稍眨一眨眼——他们的叛逆者如赵紫阳,在拒绝胁从的同时,转身就变成了被他们索取的对象,失去了生命中最后十五年里的人身自由;或者如老医生蒋彦永,至今仍不能自由出入。
    
    风华正茂坚韧执着的年轻诗人师涛正在为中华民族付出代价,他目前所受的迫害充分显示,只要八九民运还没有正名,六四受难者们还没有得到平反,中国的民族精神、社会风气、文化气质,就仍然裸露着尚未愈合的历史伤口,仍然受着不义霸权的劫持,也就难以重建能够在精神道义上再出发的新起点。
    
    面对师涛遭严判的现实,谈何重振民族精神?既得利益者自欺欺人的呓语罢了!
    
    2005年7月3日
    
    ——本文摘要刊载于《动向》杂志2005年7月号 作者:王超华
    
    转自新世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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