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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回应朱学勤教授/冼岩
(博讯2005年7月24日)
    (编者按:希望作者分析一下89年六四的性质,以及伊拉克英美士兵被示威群众扔燃烧瓶,数名士兵身上着火后,并没开枪还击的不同。战争对错是可以争论的,但军人是否尽量避免伤害普通百姓?对平民百姓的单向镇压是否可以比较?美国是多样性的国家,观点也多样化,无论如何,美国是世界第一慈善捐助国,第三世界受益于巨大的慈善投资和项目-包括中国,是美国把世人当人看?还是一个镇压屠杀自己国民的政府更把人当人看?)

    [冼岩投稿]

     朱学勤教授在主流媒体《东方早报》撰文《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批评“中国互联网上一些极端言论”及“一些知识分子的奇特逻辑”,文中点名指责冼岩《恐怖分子袭击伦敦大有道理》一文“貌似有理,其实是冷血逻辑,胡搅蛮缠”,重申胡适留下的名言“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声称“生命价值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 (博讯 boxun.com)

    感谢朱教授为“政治文明”划出了一条“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但朱教授的习惯从来就是镜子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底线”都是为别人准备的,他自己随时可以“突破”,这一回也不例外。

    既然“生命价值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朱教授怎么还支持大量杀戮生命的伊拉克战争,大赞好得很?在伊拉克战争中丧身的伊拉克人,无论军人、平民,难道不都曾经是鲜活的生命?难道只有美英等国人的“生命价值”才“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或者说“生命价值”是其他人“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唯独蒙朱教授青睐的美国人可以“突破”?

    朱教授对伊拉克战争的辩护是:独裁政权是邪恶之源,它们罪恶罄竹难书、人人得而诛之。且不说萨达姆独裁政权在当时的重重监视围困下已难以为恶,也不说美国自己也不敢以朱教授所辩护的理由作为发动战争理由,只能始则扯上9.11、既而编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证明这一切都属欲加之罪、子虚乌有;更不说美国自己在战争中的战略利益与政治诉求,即算美国开战的理由确如朱教授所述,但“生命价值”不是“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吗?萨达姆独裁政权再邪恶,当时总还没有危及多少“生命价值”吧?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朱教授把这条“底线”藏到哪里去了?

    可见,所谓“生命价值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只是朱教授说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在“生命价值”之外另有更高、也是更低的底线,例如“推翻独裁政权”。为了这些更高、更低的“政治诉求”,他随时可以“突破”他为别人安设的“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读朱教授的文章必须斜视,不能按字面理解,要明其春秋大义。只有洞其本意,才能将朱教授的话还原真实。按照朱教授的逻辑,“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其实是“万国之上还有美国人在”,自由民主是能够突破“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的“政治诉求”。为了自由民主、反独裁这样的“政治诉求”,美国人有权夺去伊拉克人的“生命价值”,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

    对笔者此一说法,朱教授必然感到委屈。他说:“伊拉克战争过程中有平民伤亡,则始终受到英美舆论界包括拥战者(这其中也包括朱教授本人吧?)的谴责”--这是何等的伪善、矫惰!现代战争、侵人国土,难道有可能不伤平民性命吗?凭籍高科技武备,美国在一些战争中已能做到自己“零伤亡”,但它从未保证过对方平民“零伤亡”,只说“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实在伤亡了,就“表示遗憾”。战争中美国人的“生命价值”难以受到伤害,但伊拉克人的“生命价值”必然受到伤害。支持这场战争就等于认可为了战争的理由可以夺去包括平民在内的伊拉克人的“生命价值”。一方面支持伊拉克战争,一方面“谴责”伊拉克战争过程中的平民伤亡,就等于一方面支持判某人死刑,一方面又感叹那个人死相好惨、我心里好难受--这就是朱教授的“文明教养”。

    这一回,朱教授的“文风、言风实在不像是开放社会的专家该有的表现”,“他有的话实在有失水准”。这位自由主义旗手可以象网络愤青一样,没看清对手模样就猛烈开炮。按照他的说法,冼岩认为“英美既然是民主国家,那里的民众支持政府外交政策,故而那里的平民应该付出如此代价”--如果冼岩的意思真的如此(上述文字朱教授虽加了引号,却非出自冼岩之口,不知道这算什么“文明教养”?),那就不只是“最为过分”的“胡搅蛮缠”,简直是无理取闹,连“貌似有理”都算不上。“因伊拉克战争而政见分歧,或拥战或反战,皆属正常”,岂能“用[如此代价]袭击坐在对面的不同意见者”?

    但是,伊拉克战争中的美英国民并非“政见分歧,或拥战或反战”这么简单,他们拥有左右是否开战的政治能力!在民主制度下,国民是主人,政府是仆人,这是民主理论对民主制度的一贯标榜。正是在美英两国民意的强大支持下,两国政府才悍然发动战争,攻打、占领了伊拉克国土,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在这种强大民意裹挟下,发动战争甚至一度成了美国公共言论中的“政治正确”,反战声音被迫噤若寒蝉。在成熟的民主制度框架下,两国国民已成为拥有左右政府公共决策能力的强大政治力量,没有强大民意的支持,政府不可能发动战争;反之,如果民意已决心开战,民主政府也无力阻止战争。

    权责对称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美英国民既拥有取舍战争的决定权力,而且以他们的自由意志而非被强迫或胁制促成了战争爆发,他们难道不应该为此承担一点责任吗?如果西方社会真的普遍确立了朱教授所说的“政治文明”,那就应该存在合法渠道与机构有效追究这种责任。但是,国际社会迄今没有这种追究机制,主流社会甚至象朱教授一样不承认民主国家的主人对其政治决策的界外效应应该承担责任,似乎他们“或拥战或反战”只是“坐在对面”闲聊,不会产生实际的政治后果。他们坚决反对伤害美英国民“生命价值”的伦敦爆炸,却支持只伤害伊拉克人“生命价值”、难伤害美英人“生命价值”的伊拉克战争。

    笔者既反对伊拉克战争,也反对伦敦爆炸,但二者的正当性仍然有高下之别。二战中德军轰炸伦敦伤及平民是罪恶,必须追究战争罪;但随后英美对德日平民实行轰炸,德累斯顿炸死十四万人,火烧东京炸死十万人,却被视为可以原谅。原因在于二者存在先后、因果、主动被动之别,正是前者,导致了后者。伦敦爆炸比伊拉克战争更具正当性的理由在于:1,此前伊拉克人无辜受到伤害;2,现行国际秩序拒绝追究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者的责任。

    伦敦爆炸对英国拥战国民的报复肯定过当,而且存在对反战人士、中立人士甚至外国人的误伤。但是,既然国际社会拒绝主持正义,伊拉克受难者就只能自行其是、挺而走险。伦敦爆炸针对平民不假,但平民中也有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的拥战者;伦敦爆炸报复过当并造成误伤,部分原因是因为复仇者没有选择--如果他们有能力袭击白宫或唐宁街,绝不会把力气浪费在伦敦地铁上。复仇者在无法避免报复过当及误伤时为什么不放弃复仇?这就要问美英联军在无法避免伤及平民时为什么不放弃战争。

    伊拉克复仇者选择恐怖活动而放弃正常的战争形式,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正如笔者只能“在网上行文”回应朱教授的批评,并非笔者惧怕在《东方早报》与朱教授对薄当场,而是因为主流媒体只对朱教授这样的知识精英开放。如果朱教授认为笔者“在网上行文”“突破”了什么“底线”,笔者就只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对于朱教授这种利益国际化、头脑美国化的知识精英,谈什么“中国立场”只是对牛弹琴。人家早说了,“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朱教授的“万国”,包括中国,不包括美国;朱教授的“人类”,特指美英人,不包括诸如伊拉克等独裁国家人民。因此朱教授“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诉求都不能突破的人伦底线”其实并非空泛的“生命价值”,它具体指美英人的“生命价值”,抽象指自由民主。

    只奉劝朱教授一句话:美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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