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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雅古特:致蒙古族出身的傅莹大使
(博讯2005年7月09日)
    傅莹女士,你是蒙古族第一位女大使,你来自内蒙古,我相信你应该是蒙古族非常优秀的人物,蒙古族应该有你这样一位大使而感到骄傲。你很有才华,你的汉语和英语很好(但不知你是否会母语),在十几个亿的汉族汪洋大海中,你走到今天这个驻外大使的位置也是很不容易的。这就够说明你很出类拔萃,你的才智和能力肯定是非凡的。
     但是你在陈永林先生的问题上,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谎言者的角色。你应该最清楚,国内当局对所谓的“叛国投敌”者怎样进行严厉惩罚的。而你说陈先生回国,不会有人追究他。这个谁能相信呢?如果陈永林回来,等待他的只能是监狱而不能是别的。
     你也最清楚,陈永林为什么要“叛逃”。如果他真的为了金钱和享受,那么像他那样当了官的人,中国才是他的天堂而不是异国他乡澳大利亚。他首先来个贪污、侵占或受贿之类的“常规”,来个权钱交易,保证他赚个千八百万的,那就够他几辈子用的了,还须用“叛逃”来冒险吗?按中国目前的“惯例”,像他那样有地位的人,已经权力在握,捞钱的机会还是有的。即使不贪污,他的收入也足够过安逸生活。 (博讯 boxun.com)

    所以你的先后讲话,明显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恐怕连你自己,虽然在嘴上这么说的,而你在心里不一定会相信的吧。你应该是佳话大使,而不要做假话大师。不然,蒙古人都替你脸红的。
    蒙古人有一个历来坚持的传统精神,它就是“乌嫩”(unen),汉译即“真、真实和真理”。蒙古人也最讨厌“胡达勒”(hudal)即“谎言、假话”。蒙古语词典里“乌嫩”和“胡达勒”二词正是“不共戴天”的反义词。而你不但不坚持真理“乌嫩”,反而口出谎言“胡达勒”,触犯了蒙古人的大忌讳。这样不但你在你同胞心目中优秀形象大掉价,而且有损于你大国大使的国际形象了。在你这一点上,蒙古族感到羞愧了。
    我们也知道,你身为这个国家的(其实是这个党的)大使,有些冠冕堂皇的话也许你不得不说,不说也许会有压力。这个人们都会理解的。人们也不能要求你也一定要像陈永林那样“叛逃”(但也未尝不可,你如果能尝试,蒙古人会更加佩服你了),你也许有你的苦衷。但是起码在这个事情上你应该有所保留、有所委婉和留有余地。你的聪明才智,应该用在怎样在履行作为大使职责的同时,自己也不至于助桀为虐的平衡艺术上,而不要睁眼说瞎话而丢人现眼。不然最终会闹得费力不讨好和两头不是人。
    据介绍你父亲也是蒙古族文化人,他在“文革”中遭到非人的待遇。你说你的“文革”磨难对你人生是“很宝贵”。如果你自己觉得是那样也没办法,那是你的感受。但“文革”对你父亲或者对蒙古族群体来说,那绝不是“宝贵”而是绝于人寰的大灾难。“文革”把蒙古族坚持“乌嫩”的精英人物都给斩尽杀绝,而逼着人们大造“胡达勒”,把蒙古族传统精神摧残的不成样子。你作为蒙古族优秀人物,不要只看到你自己的成功经历,也应该回顾一下你的母语民族走过的历史命运。
    你可能在国外和北京带的时间长了,因此你就觉得巴黎和北京“不知不觉地就发现差距缩小了。”但你不要光看中国城市的高楼大厦,如果有机会也到内蒙古看看你的牧民同胞们。你也不要把牧民和巴黎市民比,就和北京比比吧。那就会你发现“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越来越大了”。(完)
    
    附:关于傅莹大使的两篇资料(文章均来自网络)
         
    
    1.傅莹: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
    
              文/巴义尔
     三月中旬,傅莹登上前往菲律宾的飞机,赴任这个国家的大使。她不仅是蒙古族的第一位女大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位女大使。
     经常看电视新闻的人们会发现,每当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时后排总是坐着美丽端庄的女翻译,她们的仪态,她们的翻译工作,总是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在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列里,就有一位少数民族女性,她不仅英语好,多次为邓小平等领导人当译员,还因业务能力强,有较高的政治、文化、外交水平而被国家主席江泽民任命为驻菲律宾大使。今年3月中旬,傅莹登上前往菲律宾的飞机赴任了。她不仅是蒙古族的第一位女大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第一位女大使,是目前最年轻的女大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22位女大使。
     傅莹1953年生于呼和浩特市,原籍哲盟科左中旗,也就是嘎达梅林的故乡。她学习十分努力,数学方面的悟性尤为突出。对数学的热衷,曾使她产生过当数学家的愿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傅莹被迫中断学业,同时因父亲蒙冤被打为“黑帮”而受到歧视。当时只有13岁的她,一方面开始协助母亲操持家务、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生活于逆境中,另一方面通过大量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来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以此领悟人生的哲理。1970年她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在兵团的三年多时光,她在准军事化的劳动中一直坚持自学,完成了高中数学等科目的学习。在兵团广播站工作期间,她还学会了电影放映技术,像小伙子一样爬杆架银幕,经常奔波往返于兵团各点,为精神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兵团战友们放映那些“脍炙人口”的《地雷战》、《地道战》等几部被“解放”的影片。
     1973年她得以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当时入学考试时数学竟考了100分。1977年她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次年派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历任大使翻译、随员、三秘。学习期间她选择的第二外语是法语,但是为了适应工作环境的需要又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1982年至1991年她在外交部翻译室担任英文高级翻译,历任翻译室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培训处副处长、英文处副处长。曾为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有关代表团出访、参加联合国会议、参加双边或多边的谈判等重要外交活动。在这些重大的外事活动中,她虽然只是一名译员,但是她非常注重事前的准备,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风格、会谈内容等特点来扩充自己的相关知识和词汇,务求准确地表达话语转换的原意。除了不断提高语言翻译水平和速记能力外,她更注重对中国外交方针和政策的学习,她始终认为当好一名外交译员不仅需要良好的语言条件和翻译技巧,而且需要努力学习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国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修养。为此,她于1985年至1986年期间,由外交部选派赴英国肯特大学研读国际关系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这段学习经历和先前的译员工作对她日后的外交工作帮助很大。她的勤奋学习习惯至今仍保持着。除了关心时事政治,她阅读了大量有关国际政治、发展战略、未来趋势等方面的中外著作。
     1992年她任亚洲司二处副处长期间应联合国的招聘作为第一位中国的女外交官赴柬埔寨参加维和工作。
     赴柬埔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解决国际问题,参加维和行动便是其中一项,而中国女外交官参加这次工作也是第一次。柬局势变幻莫测,并有生命危险。在柬埔寨大选期间她被派到形势最紧张的马德望省组织和监督选举。她并没因自己是女性而推诿职责,而是与各国同事一道,圆满地完成了为期一年的维和工作,得到了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的赞赏。
     1993年她从柬埔寨回国后一直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先后担任综合处处长、亚洲司参赞,主管综合调研、东盟事务、亚太安全等。
     1997年她调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工作,出任首席馆员——公使衔参赞。印度尼西亚是东盟的大国,在亚洲事务中享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1965年我国与印尼中断了外交关系。1991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她调任中国驻印尼使馆之后,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印尼,爆发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印尼华人也因此受到空前的迫害。在那一段充满暴行和动乱的日月中,我国驻印尼大使馆肩负着保护中国公民和保护使馆自身的重任。这期间她与全体外交官一道,安排华侨华人撤离,全面了解动乱的原因,履行了一名外交官应尽的职责。在印尼期间她还自学了印尼语。这段工作为她后来出任大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江泽民主席亲笔签署的国书上印着: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约瑟夫·E·埃斯特拉达阁下:为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任命傅莹女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上任前,她走访了许多单位,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材料,并专程去山东德州参观了苏禄国东王墓。明朝永乐年间菲律宾古代国王苏禄访问中国,途中病逝于德州,明廷将其厚葬在德州,该国王的妃子和两个王子等十余人留驻中国守墓,并与明廷调拨的回民通婚繁衍。傅莹在这里感受到了她赴任后对发展中菲两国现实友好关系所必须作出的努力。
     傅莹的父亲阿民是内蒙古有名的文化人,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对哲学有较深的造诣,曾在马列学院就读,是艾思奇的得意门生之一。傅莹从小受这种影响,喜欢思辩和讨论问题。
     在谈到她对自己20多年来外交工作实践的感受时,傅莹说:“初入外交领域,特别刚开始当翻译时,最大的感觉是紧张,尤其闪光灯一亮,让人有些不知所措。但是,经过20多年的锻炼,世界风云见了不少,也学了不少东西,虽然辛苦但我有责任感和荣誉感,我付出很大但无怨无悔。我特别抓紧学习,多年来从不敢放松,一松就落伍。”她以“阿莹”为笔名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在党校学习期间还有一篇论文《韬光养晦与外交实践》被评为优秀论文。在她赴任前,还获得了中央国家机关“巾帼建功”活动标兵的称号。
     “我能有现在这个程度,我的先生对我帮助很大,家务我基本不管,对丈夫对孩子我欠的较多。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可能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今后仍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工作,在外交这个特殊岗位上做出新贡献。”
     傅莹的丈夫就是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郝时远,是专家兼领导的大忙人,有很多专著论文发表。傅莹在菲律宾的任期是3年,下一个岗位还不知派往哪里。在中国外交史上,她写下了有特殊意义的第一,这个第一有她的心血,也有郝时远的一份功劳。
    
    2.中国外交女双杰-傅莹温柔的刚毅
    
     傅莹对记者说话柔声细语,即使在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时也丝毫不露锐气。但是如果你以为傅莹的温柔是一种软弱,那可是一种误解。她恳切温柔的说话中其实带着刚毅。
     傅莹1953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99年就任驻菲律宾大使时,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的女大使,也是最年轻的女大使。文革时期,她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傅莹在兵团广播站工作,并学会了电影放映技术,像小伙子一样爬杆架银幕,经常奔波往返于兵团各点,为她的战友们放映影片。
     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青年,记者让她比较自己在外交部所接触到的青年干部和自己那一代的青年人,她即谈到动荡的时代里自己在文革时到农村劳动,到兵团锻炼的经验。
     傅莹说:“我觉得那三年真的很艰苦,而且当时年龄也比较小。这三年当中体验了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劳累,什么是身体的极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确实是最艰苦的一段,但也是很宝贵的一段。”
     “正是有过这一段时间的艰苦经历,给了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
     而对于自己司里的青年干部,她既“喜欢他们,也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教育系统完整,不必中断学业,吸收的知识也比较广,但“因为年轻人的生活环境比较单一,比较优越,所以难免有一些脆弱”。
     作为上司和长辈,她体谅现在的年轻人面对不同的压力和复杂的工作要求,“不能说因为他们没有我们那么艰苦奋斗的过程就不如我们了”,但她强调的,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坚强,能够克服一些自己的弱点,尽快成熟、成长起来”。
     “我们或许还没有他们所拥有的优势。但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他们要增加一些坚毅性。”
     当过邓小平的翻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当翻译养成的习惯,她在受访时一坐下来就拿出纸和笔来,认真地仿佛就要做速记似的。傅莹在1982年至1991年担任过外交部翻译室英文高级翻译,当过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这段期间,她获选派赴英国肯特大学研读国际关系,考获硕士学位。在亚洲司工作后,1992年至1993年赴柬埔寨参加维和工作,1997年她调任驻印尼公使衔参赞。
     作为外交官,接触的是外边的世界。问她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她没有直接回答,反而语重心长地说:“我觉得在做外交的工作当中,首先我必须了解我自己的国家,必须把我的思想、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深深地植根于我自己的土地,自己这个国家,出发点必须是自己的国情,我永远不能脱离自己身份的这个特点,当然另一方面,我又必须了解外部世界,了解怎么去跟它打交道,怎么使外界了解我们。”
     第一次到发达国家,就去了维也纳。傅莹说,开始去发达国家的时候,能看得出来跟中国差距很大,但是不知不觉地就发现差距缩小了。
     她说:“我十几年前去过巴黎,但最近又去巴黎的时候,觉得不像十几年前那么一种惊讶。我觉得中国还确实发展变化比较大,现在不像80年代到西方国家时到超市觉得琳琅满目,反而觉得没什么可买的了。国内什么都有。就在一代人之内,想也没想到。”
     最后一句说得很有重量。体验过中国发展停滞的时代,对中国目前的进步领会也更加深刻。傅莹在“作为一个中国人觉得自己确实很骄傲”的同时,她反倒提醒记者看中国不能光看大城市,大城市确实很繁华,但“一些边远的地方还是很穷苦的”。
     她不讳言自己回老家看一些亲戚、农民时,知道他们也还是“有一些想法”。她没有只说中国好的一面,也不掩饰“中国的问题还是很多”。
     傅莹说:“我希望外国世界能够实实在在地、准确地去了解中国,把握中国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跟中国打交道,在这个基础上去制定对中国的政策。因为中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要的精力要放在国内的建设,国内的发展上。”(李慧玲)
     中新社 2002年11月13日 china.com.cn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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