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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把儒学从儒学家手中解放出来
(博讯2005年7月05日)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郑家栋这件事情与儒学本身没有关系。但是,鉴于郑家栋先生儒学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享有一定的声望,所以他与儒学学者即儒学家还是有关系的。因此需要对于儒学和儒学家之间作出进一步区分。 (博讯 boxun.com)

    
    “儒学家”是研究儒家学说的专门家,他们是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在一个小圈子活动,遵循自身特定的学术传统,运用着严格的学术语言,为大多数人所不具备。我们知道有许多这样的专门家,比如一位电影学家、一位符号学家、一位考古学家。他们所从事复杂的工作以及工作成果,不是外行人一下子能看明白的。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儒学学者与其他学者一样,都要在劳动力的市场上给自己卖一个好价钱——在大学或研究院工作,获取一份生活资料。
    
    在这个意义上,就和人群中都有“左、中、右”一样,儒学家当中必然是良莠不齐,各色人等俱全。人们对于郑家栋的行为自不必大惊小怪,每个领域中都有这样的举止不当的人。如果不是出了这样的事情,平时人们也不追究的。我们大家早已学会以平常心对待这样那样的学者。
    
    问题在于儒学这门学问的全部特殊性。与电影学、符号学不一样,儒学是包含了一套价值信念的传统学派,在漫长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联系在一起。它已经不单纯是一门学问,而且还和个人德行的修养,乃至经国救世的要求或想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远远超出了学科范围,变成了对于人的一种要求,涉及民族未来的期盼。尤其是儒学家自己,他们最愿意把自己的学问、做人以及救国救民混做一处。因此,一般人们衡量接近这种美好学问的专家,便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标准,这也是有道理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但是郑家栋事件再一次告诉人们,必须严格把儒学和儒学家区别开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现代社会分工造成了这样的事实:人们不必为了追求价值而接近某门有关价值学问,不必为了信仰而深入某门有关信仰的学说。即使接近和深入了也未必一定需要信任和认可其中的价值信仰部分。如今对于这门儒家学问了解多少的考察标准,不是身体力行的程度,而是这个人写了多少字数的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出版了多少研究专著。
    
    这样的儒学家,我们能够信任么?我们能够把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精神上的导师么?能够让他们引领我们民族走上道德精神上的重建和再生么?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甚至都不能把儒学这门美好的学问交到他们手里!儒学是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瑰宝,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财富,不能被这几个吃儒学饭的人所掌握和控制,让他们以儒学的权威自居,仿佛就把握了我们这个民族当今精神上的命脉。他们是其他也搞儒学研究的儒学家同行们的权威,但不是儒学的权威,也不是我们的权威。需要把儒学从儒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精神财富。用一个现成的比喻来说,就是信“圣经”,不信“教会”。
    
    这样说是基于对于儒学这样的理解:它是“身心之学”、“为己之学”、“受用之学”、“性命之学”、“安身立命之学”,是一门自我关注、自我技艺、自我实践的学问。它是一种修炼的途径,是一种生活方式。经过这样儒学的训练,我们的身心会更加健康、精神上会得到升华,道德上会得到提高,做人更加稳当,品质更为优秀。不妨想想我们的父辈,他们基本上是由儒家精神培养出来的精神人格,他们对外部世界、现代文明一点也不拒斥。我从我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新思想和吸取新思想的兴趣,而83岁的他目前掌握的新技术——DV拍摄与电脑非线剪辑,我还没有学会。
    
    包括儒学往哪里去,都需要听听儒学家之外的广大公民们的意见。
    
    
    (原载《新京报》2005-7-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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