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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呐喊宣告:“中共伤害了人不负责任天理不容”/刘啟旻
(博讯2005年6月17日)
    尊敬的编辑:

     <大纪元>>悉尼记者采访我和中共北京35中学党支部的报道5月19日发表在<<大纪元>>.将我全家受中共残酷政治迫害公诸于全世界,我向世人呐喊宣告:"中共伤害了人不负责任天理不容!"

     刘啟旻 2005.6.17.10:15 (博讯 boxun.com)

    (大纪元记者骆亚、安琦采访报导) 年近70的刘启旻是一名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中国老人,大半人生的凄惨遭遇对在中共暴政下生活的人们来说,他的故事并非绝版。 他家历经数十代三百余年开荒耕种辛勤积累的田地、房产、工商财富被中共以所谓“扫地出门”抢劫一空,致使家破人亡赤贫如洗,无栖身避风雨之屋、无耕种求生存之地。因中共的血统论致使中学给出错误鉴定“优等生”变“差等生”,以致其一生被毁。他失学失业受尽歧视,欲加罪名接踵而至,历经风雨沧桑, 当年受害的中学生如今早已成了白头翁。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位老人,无任是四十多年来的冤屈、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困境特别是近年来他多病的老伴由于双脚萎缩不能走路,几乎整天躺在床上,这一切都没有把他的意志给磨灭,他孜孜不断的运用各种方法来为自己伸冤,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尽管寄向各政府部门的一千六百多封《申诉书》没有回音、各级上访无效、多次向法院起诉不允受理诉告无门,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并将维权之路延伸至海外,他要为自己讨还公道,他要向全世界大声疾呼: 中共伤害了人不负责任天理不容!

    中共“血统论”肆虐华夏 中学生厄运临头

    刘启旻的祖父曾经任职大清山东候补知府,中华民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晚年是天津市政协特邀政协委员。其著作和译着有《世界各国宪法之比较》、《盛宣怀和日本》、《日清战争记实》和《补桐可谈录》、《辽佐诗钞》诗集多卷。刘启旻的父亲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是辽宁省参议员、国民党员。1947年中共攻入辽阳焼杀抢掠, 杀地主资本家和富户名为‘扫地出门’,他们家被抢劫一空,父母带着他们逃出辽阳步行三天到沈阳乘坐美国‘陈纳德飞机’到北平。1952年他父亲被捕入狱,由此中共给他家庭出身定为:‘反动官僚地主资本家’‘关管杀’子女。 1958年当他在《北京三十五中学》高中毕业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给他鉴定‘差’,从此一个学习上的优等生、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失去了做人的一切权力,处于不给毕业、不给升学、没有工作的悲惨境地。

    1958年他报考中等技术学校,自信考的很好,但没被录取,同年7 月他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考入中科院见习实验员,上班仅两月就被人事科通知“经政审不宜在中科院工作,回街道另行安排。”

    在失学失业走投无路之际,他和刘文及刘凤铎都是《北京三十五中学》本届高中肄业生、‘关管杀’子女受中共歧视迫害命运相同之人,他们一起到人迹罕见房山周口店山里修山路,山谷里只回荡着他们三人凿山的敲打声,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原始人生活,住在破屋里,躺在铺草的地上可以通过屋顶的破洞看星星,狼嗥般的刮风声寒气侵人, 整天饥寒交迫,后来他们到储运仓库做搬运工。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每天两班连轴转16个小时劳动,尽管他们三个年轻力壮搬运多装快跑,工作指标直线上升,但因‘关管杀’子女经常开会遭批判被孤立受歧视,若发现有人亲近,还要找来谈话警告作为党的‘政治关怀’。 顶着“白专道路”的帽子 逆境中自学成才

    由于他一心想上大学准备高考,为此每周小组开会他都要被批,罪名为‘成名成家’‘白专道路’‘资产阶级思想’没完没了。1960年春节发‘大跃进奖金’,会上党支书点他的名说:“刘启旻的白专道路、资产阶级思想必须端正认识才能发给奖金”,台下的小组长等人悄悄对他说:“讲几句接受党的批判改造,跟党走的话就拿到奖金了”,但他站起来坦然的说:“在别人打扑克下棋玩闹时我专心看书有什么不好!我想上大学年轻人想学习有什么错!” 结果可想而知,人人有奖金,唯独他没有。

    就在那样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他顶着各种压力自学《高等数学》、《电气设备运行维修》及《无线电电子技术》达到大专程度。1963年10月经北京市电业局笔试、操作及面试三场考试合格获得《低压电气设备运行维修工作执照》。他尽管设计制作出《高灵敏度高选择性高音质收扩音机》、《注吸式电烙铁》等五种电子设备但还是找不到工作。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想要他去做电工,但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因《北京三十五中学》给他的鉴定‘差’不给开电工介绍信,认为他只配做搬运、刨地、挖煤等脏累的苦力活。他在自来水公司做了半年电工因为没有电工介绍信一直受到歧视同工不同酬,还不如没有《工作执照》的电工,后终因没有电工介绍信连这份工作也未能保住。

    他曾五次报考大学也被拒之门外, 他去高教部查分数,有一个秘书答复说:“我若告诉你的分数我就要犯错误。高考是政审、体检、分数择优录取首要是政审, 只是分数高也没有用”。他感慨的表示:当时中共的‘家庭出身’血统论歧视迫害,深入到全国各行各业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妇孺人人皆知其残酷可怕。 被指控撰写反动日记 劳教劳改度岁月

    1960年他祸不单行,由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一些生活中的痛苦感受,被指控写“反动日记”,关押15天后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管理的大兴县黄村天堂河劳改场‘强制劳动’二年,这是不经审判的‘劳教’。当时正是中共制造全国大饥荒人食树叶、树皮、草根,饿殍遍野饿死数千万人的年代,他自己饿得全身浮肿,他的父亲也难逃厄运,在《天津茶淀劳改场》经过八年非人的折磨、高强度的劳动之下,饥饿引起全身浮肿、吐血最后惨死狱中。1962年他的母亲也被活活饿死。

    1966年文革北京公安局以‘无业’为由把他送往新疆红山煤矿劳改场。他每天除了下井挖煤还要参加批斗会进行所谓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当时的政治犯经常被批斗、挨打并且劳动最重,每天下班挑一担水上山是对政治犯例行的惩罚,而且规定要对着毛的画像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1968年他已被折磨的吐血致病危,经过住院抢救才死里逃生,他至今还保留医院诊断书原件。直到80年他离开煤矿,一共14年劳改煤矿的人间地狱般血腥恐怖的经历至今令他想起如同梦魇。 关于反动日记,20年后曝光的资料显示当初公安对日记的评语:“日记中有些词句对现实不满,但够不上反动。”老人说:“这简直令我怒火中烧,没有地方可以讲道理。够不上反动,为何要给我扣上反动的帽子?我这一辈子都被毁了。

    在荒唐岁月里他亲眼所见了人间一幕幕悲剧,有一共青团员打扫党支部房间,摘下墙上挂的毛画像嘴里顺口说“请你下来”,为此大祸临头被批斗,直到小青年跪在毛画像前请罪用剪刀把自己舌头剪断才了断此事。还有一妇女得知丈夫被批斗打死,夜里上吊自缢,天亮大家发现后把妇女尸体放在床上,她的小孩爬过来扒开衣服吃奶人人看了落泪。

    复查结论乃一纸空文 旧案未结 再遭陷害

    1980年3月《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支部委员会给他一份《 复查结论》,证明他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班主席,承认学校的错误处理使他不能升学,不能工作,造成很大困难,现在予以纠正。复查出来后,红山煤矿的领导同意他离开煤矿,那时他已经在红山煤矿娶了一位四川姑娘为妻。当时劳改期满时还是挖煤,只不过是自由一点可以娶妻生子,待遇等同新生员。他说:所谓的纠正就是这一纸空文,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1984年报上刊登了山西教委向全国招聘高中物理教师,首次破天荒不要档案不要户口不要介绍信即所谓‘三不要’,他才有机会通过相应的考试获得山西《屯留中学》高中物理教师聘书,1986年评为中教一级教师职称。当时有叫曲啸和李燕杰的人劳改20年妻离子散受尽苦难,平反后到全国各地宣讲说对党毫无怨言,为此,校党支部以吸收他入党为条件,要他像曲啸和李燕杰学习,宣讲他1958年受学校错误处理,经历20多年的劳改、煤矿地狱般的苦难生活对党毫无怨言,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如果入党和进监狱二者取其一我宁可进监狱绝不入党为虎做伥。为此厄运再度临头,屯留中学校党支部开始对他打击迫害,把他女儿逐出教室不准上课,他前去评理头被打破,还被医院缝合8针(有医院手术证明原件),并且妻儿也跟着遭殃。 1989年6月3日他前去四川联系工作,校党支部指控他是到北京参加六四动乱,要他写书面交代把每一小时都说清楚,并报公安局立案侦查,还委派三人专案小组到四川一路他住过的旅店核对住店记录的身份证号码,并到四川亲友家里广泛查证。校党支部甚至还嘱咐党团员、学生严密监视他的言论行动。1990年长治市潞安矿务局中学在他试讲后,答应调他去任教,但因调档政审记录他是‘反动官僚地主资本家’出身、‘关管杀’子女、 受过‘差’等处分、‘强制劳动’人员、新疆劳改煤矿‘劳改犯’、‘89.6.4’ 动乱嫌疑分子、‘收听敌台’、‘思想反动’、‘台属分子’(他妻子的伯父在台湾空军任职)等一长串政治犯罪名,该校教育处长害怕承担政治责任不敢把他调入。1991年他全家被迫调到他妻子的家乡四川屏山县偏远山区,任楼东乡村学校初中教师。

    不向厄运低头 走维权之路

    1994年他被迫提前退休回到北京,因为不能恢复北京户口,使他的生活备受困扰。不仅退休金少几百元,并且影响子女考大学和工作前途,没有北京户口考大学录取分数比有北京户口高出一百五十多分,大学毕业后有北京户口可留在北京工作,而外地学生学校留京名额有限。2002年他原先在北京住房遭拆迁,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现在连一个起码的住处也没有,而且他的微薄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租屋,他和老伴二人多病无钱医疗,生活艰难晚景凄凉。

    特别是他老伴最近三年由于双脚萎缩不能走路,几乎整天躺在床上,就剩皮包骨头了。他说:“我看了也是触目惊心,但是去医院一看就是几百元、上千元,一住院就是上万元,我还活不活?就是不活,我也支不出那些钱,我都快70了,满身的疾病我有什么办法?现在我脸上长着一个肉瘤,去医院看,光检查一下就好几百元,还没开始治疗,我都不敢再看了。只能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希望是良性的。”当记者问他是否有医疗保险,他更是叹长气说:“我是四川农村学校退休的,现在学校连工资都很难支付,县里财政困难,教育系统工资一般是拖后二、三个月甚至是四个月才能到手,拖欠一个月是最好的状况。当工资都很难发出的时候,公费医疗是名存实亡。以前曾给学校寄过一些医药费要求报销,但一分钱都报不了,还浪费我的邮费。所以最近几年,虽然病的严重,干脆连医院也不去了。我们看不起病,小病忍着,大病等死。”

    他曾向市区政府、党委、人大多方投书申诉,得到反馈说:“文化革命开始后,因你无业由西城分局组织到外地劳动就业,现已在外地退休。 目前没有政策, 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他多次向法院起诉不允受理,曾经向各部门寄出一千六百多封申诉信无回音。2004年9 月27日他向《北京石景山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挂号信寄去《起诉书》,但到2005年5月5日已半年多法院没有任何回音,3月14日他去邮局凭挂号收据查询,到现在2 个月了邮局也还没任何签收的回执,就这样石沉大海。老人生气的说:“基本邮局操作制度都无法保证,法院连藉口都不愿意找,这简直不象政府象土匪。若期望向中共的‘人民法院’申诉如同羔羊向豺狼讨公道,中国大陆没有讲道理的地方,当时受害的中学生如今早已成了白头翁。”

    记者曾打电话去《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人事科一位女士说,刘启旻的事,学校已经给他平反了,落实政策,刘启旻也拿到了有关处理的意见。她说,刘想回北京,学校把他的事反映到区里,至于区里怎样处理的,不太清楚。记者又问刘的事已有几十年了,仅因学校作了一错误的鉴定,影响其一生,一个人能有几个几十年呢?她解释说,当时是执行极 “左”路线,不仅仅刘启旻受到影响,许多学生也因家庭出身而受影响。刘的事学校已经给他改正过来了,他要解决他的北京户口的问题,学校把他的事反映上去了,当地有关部门说户口的问题不好解决。他儿子在北京读书,他自己也曾在北京打工。

    刘启旻对学校的这种说法非常气愤,他说:“如果车子撞人, 就凭一张纸说是把你撞错了,但人被撞残废了,它们一点也不负责任,这算是解决了吗?” 对这是当时的路线问题,而且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刘启旻一个人的说法,他说:“这算什么理由,难道日本侵略中国,日本可以说当时屠杀中国人也不是屠杀一个人,屠杀人多就可以不负责任?那是不是杀一个人是杀人犯,杀10人、100 人或者更多的人就不是杀人犯?学校处理错了,不但不负责任,而且踢皮球把他转到别的单位,那其他单位说,这是我们处理错的吗?哪错的找哪去。”老人无奈的说:“三十五中学支部不就是中共底下的一个机构,整个就是一个黑帮。”

    多年上访未果投诉海外 寻求世间的正义良知

    多年上访未果,并没有使老人退却,在维权的路上他义无反顾,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更广范围寻求世间的正义、良知。1993年10月开始,他把《申诉书》、《起诉书》和《公开信》寄给《中华民国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台北中央电台、美国《中国人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公署.瑞士日内瓦》。1995年7月美国《中国人权协会》还曾给他寄来回信和300美元援助金。

    因为这些,中国的国安部和公安局开始光顾他家。1997年7月4日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局把他从家里带走盘问他给哪些国外‘反动’报刊电台写了哪些文章,拿出截获的他寄给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应征文稿《从中国历史看中国统一》,指控他与‘反动’组织往来通信危害国家安全要严加监控。他在文章中指出“近代中国由于‘洪杨之乱’‘共匪之乱’分裂成两国,中共是分裂中国的元凶。中国的统一不应再是‘打’出来的而应当是‘选’出来的,反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选’出来的统一,中国子孙万代才能得到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永享和平幸福。台湾是民主的曙光中国自由的灯塔”。 当时,公安局人员要求他写保证书不要再听国外电台、写什么投诉信,说这是执行公安条列,否则一切后果让他自负,当时他被迫写了二句话的保证书:今后不再写信、不再偷听敌台。老人痛苦的说:这是被迫的啊。我不是软骨头、也不是出卖灵魂求荣,我实在是考虑到女儿正在考大学,怕我的闺女受牵连而不能上大学,我都已经快70的人了,自己的生死早都无所谓。

    现在刘启旻利用空余时间,不但为自己的维权,而且经常在海外的网站上就时政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发表了大量杂文、评论、回忆等各种题材的文章。

    附: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支部委员会《关于刘启旻毕业操行评为‘差’等问题的复查结论》

    刘启旻是我校五八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担任过班主席,班宣传委员,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国立北京图书馆通讯员。高一、高二操行优等, 评为《三好学生》, 毕业时各科成绩优良,思想要求进步,工作积极,曾几次提出申请加入共青团,遵守学校纪律,但操行却评为‘差’等,不发毕业证书,由于操行‘差’等不能升学,当时学校又未能积极与劳动部门联系,协助解决其工作,,给刘启旻升学、就业造成很大困难。

    根据本人申诉,从新进行复查,认为操行‘差’是错误的,现在予以纠正。根据当时在校表现, 毕业操行鉴定应为优等。参加工作时间应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参加科学院工作时计算工龄。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支部委员会

    一九八零年三月 _(博讯记者:hshssada)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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