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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
(博讯2005年6月07日)
    (作者不詳﹐望知情者告知)

    (一)

     当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它不再作为几十年一贯制的“五四青年节”受到政治仪式上的纪念。全国知识界终于打破了年龄层的隔阂,以一种文化认同的态度、异乎寻常的关注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因为,1989年和1919年之间确实发生了一种遥相呼应的历史关系。 (博讯 boxun.com)

    现在人们谈五四,不单指1919年5月4目的学生起义而言,而是用“五四”这个符号指代那个历史周期:伴随着袁世凯的死所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彻底分裂(1916年)到北伐胜利即在蒋介百强权下的中国初步统一(1927年),并以“五四”来指代这整整十二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袁世凯的死,把辛亥革命的后果充分展示了出来,那时,社会失范状态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空前绝后的活跃。这样,“五四”就获得了和新文化运动同质的象征性。

    1919年5月4日所发生的学生造反运动,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一文化运动的精神的。但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科学与民主)和5月4日运动的口号(救亡与自强)之间,却存在着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分歧。不错,民族主义运动完全可以把科学与民主作为推进自己事业的工具来使用,这在逻辑上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被日本和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再证明是有效的。但任何武器和工具都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它既能用来推进一个事业,也可以用来削弱甚至破坏这个事业。

    在中国现代史的实际运作中,仅仅把科学和民主当作促进“富国强兵”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结果,就导致在民族危机持续深化的苦难历程中(八国联军、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中日战争……),断然地放弃了这些被认为是低效的、不能应急的武器,而去寻求更直接、更有短期效应的武器。实际上,主张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科学与民主的局限性时,正是这么做的。结果开辟了一个“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新的(野蛮主义)时代。

    “科学与民主”是目标吗?

    “民族主义”是目标吗?

    “科学与民主”和“民族主义”究竟谁主谁从?或者,二者都应该服从于其他更高的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些,曾多么深入地困惑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家们。

    凡此,当然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尽管历史常常通过讨论来显现自己,但历史并不是讨论。因此,当“民族主义”(救亡运动)与“普世主义”(科学与民主)之间开始在1919年以后出现分歧时,新派人物就因为“必须做出历史选择”而趋于分裂了。这种分裂性的选择导致了连锁性的社会事变。而“反基督教运动”(非基)的兴起,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后果。

    (二)

    林则徐是第二个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他的朋友与学生魏源以及冯桂芬开始提倡研究西学,制造西器,但没有什么结果。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才去研究 欧洲文明。曾国藩有倡导之动,其幕客如郭嵩焘、薛福成等(还有在野的王韬),对于西方文明已颇有了解,虽然曾国藩自己自始至终并没有深刻认识,但江南制造局之编译工作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等的事业,使中国接近了现代文明一步。现在有许多人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其实这一旧时代的开 明官僚还知道机器重要,今日许多新人物还轻忽机械。(《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缩》第四卷,P149,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里提出了任何严肃的学者都无法予以回避的现象:“旧时代的开明官僚”都还知道先进机器的首要性,这表明他们远远没有陷入“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形之下,倒是文化革命热潮中出现的“新人物”却变得轻视起机器的重要性来了。很明显,这一观念反差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实践上的破产。尤其是,紧接下来的康梁改制的努力也失败了,更由于主张实行彻底政治变革的辛亥革命竟也趋于失败!又加上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的不了了之……这一系列性的挫折,使得新思想家们对以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政治、甚至西方的社会模型来拯救中国的努力,感到彻底灰心绝望了。从此,他们才走上了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极端主义”的立场。这一极端立场,如前所述,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务实精神所圃有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早在董仲舒时代起,就一贯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立场的。

    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独创,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果。正如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1918年)中开宗明义地点破的,“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窃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打倒偶像”,正是西方现代精神的主张。尼采不是人力宣传偶像破坏论吗?马克思不是力主“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吗?这与中国的保守成性的文化传统何干?再看下面这些言论,就知道陈独秀为什么加入了苏联缔造的共产党,而没有自己组织一个中国式的团体: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见《中国现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缩》第四卷)

    “国民”成了反传统主义者攻击的主要对象。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之谴责“吾人”,与八十年代的新中年(新观念)倡导“全民族共忏悔”——实有外国思想指导下的异曲同工之妙。而具体的文学革命之所以有其必要性,恰恰就在于政治革命的失败一下子暴露了“疾视革命”这深厚的国民性。从此,“吾人”的劣根性已被认定为中国积弱的主因。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把表达民族精神的文学,列为革命的对象;继而在总结民族理想的孔教的批判上达到了高潮,结果是鲁迅在《狂人日记》(1918年)中发出了“仁义道德吃人”的反传统呐喊。虽然《狂人日记》的思想来源还是陈独秀和胡适: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仁义道德,正是中国文化的魂,是中国民族千百年来为之献身的理想。为什么在革命知识分子心目中变成了吃人的怪兽?显然,因为这只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的命题。

    在国粹派看来,这命题大逆不道。而在一个中性的文化史家看来,这命题也是偏颇的、阀漏百出的。因为仁义道德的文化系统作为中国人生的基本价值,曾在历史上发挥过极重要的功能。否则,它就不可能统治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世界达几十个世纪之久。而在我们看来,仁义道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确实拥有全然不同的功能,它不仅吃掉坏人,也常常爱人、护人、尤其是养人。因此,这概念本身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完全殊异。“吃人的仁义道德”这一概念,恰恰是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的营遗失范状态中产生的,是由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型知识分子们体悟出来的。我本人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切肤之痛和所谓真诚,甚至也承认这命题当时当地的真实性:他们彼时彼地所看到的传统(即仁义道德的当时状况),也许是有吃人而不仅仅是吃坏人的一面。

    关键不在于“仁义道德”这几个汉字会吃人,也不在于这几个汉字所代表的概念和文化传统会吃人,而在于当时当地结合了这些概念的社会权力集团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指导力量。结果仁义道德原有的积极社会功能(爱人、护人、养人)消失殆尽,而更多暴露其消极的社会后果(“吃人”)了。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中的自白是典型的,他援引并赞扬了一位朋友的妙语,“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需国粹能保存我们。”此语道破了天机。

    事实上,人和人的文化(即国粹)之间的这种互保共存关系是公认的、无可非议的。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近六七十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己经表明,中国的国粹已经无法保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甚至很难保障中国人的生存。这日益暴露出来的“不能应付”,激发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

    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洋务派否定经济的技术层面的国粹,维新派否定政治理论和社分制度层面的国粹,革命派否定中国文化的最核心部分——皇权。这一步步的否定,一步步的“反传统扩大化”,才导向新文化运动的全面颠覆。其结果是把“我们”和“国粹”完全对立起来,“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鲁迅:《随感录·三十五》)这其实是“文革宣言”。而在传统文化没有面临西方文明强有力挑战之前,“我们”和“国粹”不仅相安无事而且互相提携了几十个世纪……

    可见,所谓“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是中国文明的直接居民(“汉族”)在其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受了一系列明显的挫败之后,兴起的思潮。这显然不同于中国文明的间接居民(“藩邦”如日本)所采取的现代化道路。其特点是以文化革命为宗旨的总体革命的动员;其精神动力,则十分怪异地采纳了“从西方觅得的新经”。

    退一步看,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反传统主义即使在爱国志士中也从未占有过主导地位。反清志士、排满的民族革命者(如邹容)和持有激进共和主义观点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也只是抨击中国两千年大一统专制的政治独裁,而从未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过陈独秀式的全方位攻击。

    可见,危机确在深化,革命确在深入。

    (三)

    新文化运动终于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态度。这种性格要求,为中国的复兴,须在传统文化的根子上大动手术,甚至在我们的国民性上动手术:用现行的时鬃话说,也就是要在文化和民族的“基因”上作文章——这才开创了“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文革时喊出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在文革后又主张“全民族共忏悔”……形态虽异,情致则一。新文化运动开创的这一新的国民性,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紧紧依据着当时的社会形势:

    从1916年袁世凯之死所形成的政治混乱开始,到1927年北伐战争的大致结束从而创立了一种新权威而告终。这十二年的新文化运动明显地揭示,中国文化运动的活力,恰恰是从社会政治的动荡混乱甚至解体中获得的!思想的解放,是和社会的解体相辅相成的。所以新文化运动前后夹击着袁世凯强权与蒋介石强权。这两个强权时代,当然较少政治上的扰乱,但传统主义则有所抬头,自由思想却大大减少了。政治与文化的这一反效应,表现为袁世凯时代比之辛亥革命及其准备时期,都更多保守主义的倾向;蒋介石时代比大革命及其准备时期(即新文化运动期)也更多思想回潮的意味。

    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保守主义虽不尽同,但他们都表现出对中国大一统专制时代主流文化的认同。这认同并非巧合,而是革命力量即反传统力量的退潮必所导致的。与这退潮同时来到的,则是要求“重建道统”的呼声。但正像中国的现代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中国社会危机的症结并不是道统问题所触发的。所以,临时性的重建道统,虽有助于暂时稳定社会秩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社会面对现代世界新秩序时,所遭遇的全面不胜任。这样,保守主义的抬头也就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革命的和反传统的力量,不过是暂时退避了,退到某种地下状态。如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力量,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力量。但这只是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必定要重来的“革命高潮”。这高潮即是社会危机的再度激化。因为社会危机越是得不到解决,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的冲动就越是受到青年造反者的拥戴。他们力图在社会文化的根子上挥刀斩乱麻,以“毕其功于一役”。

    在北伐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的反传统主义主要汇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以此破坏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其高潮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此相应,官方的“文化围剿”运动也就十分自然地采取了一种“准国粹主义”的立场。国民政府开始崇信宋明理学的遗绪,并以此作为其政权正统性的凭据。在“捍卫优良传统”的旗帜下,“新生活运动”的赞助者们,向他们所认定的“全盘西(苏联)化”、“不合中国国情”等左派倾向进行不断的反击。为此,他们甚至对各种谋求进一步变革的反传统主义者一律扣上了一顶“领取卢布津贴”的政治帽子,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在组织上加入了政治反对派。

    可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始就不是一顶单纯的书斋中的革新,而是终究要与社会变革的脉络相通的社会行为。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恰是社会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的大变局中,可谓通例。

    进入1930年代后半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国共两党“一致对外”的合作过程中,文化和政治之争为要适应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做出了若干相应的调整。在民族矛盾中,反传统主义的声势自然有所缓和。“长城”等民族传统的象征物,在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受到再度的颂扬。其实这个长城就是鲁迅等激进分子所痛骂仁义道德。

    随着边区政权的确立,一种新的、特别适应山沟国情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被创造出来。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此后支配了中国几十年历史的小传统:延安精神。“东方红,太阳升”成为延安精神的写照。

    “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的,这耐人寻味。正如在几十年之后,在遭批判的《论共产党修养》中表明的那样,刘少奇的思想深处有很深的儒家背景。也就是说,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创建的毛泽东思想”,成为自己的断头台。这个“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或马列主义的儒化”,是在边区内地的农业环境(“山沟”)中产生并得到发扬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取代了莫斯科工业环境来的政委们。

    当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论证说,为什么十年内战期间中共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一旦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之后就赢得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归顺……显然是赞扬了山沟里产生的抗日口号,这个口号是反抗满洲国的了,而不是引导满洲国的了。显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九一八”国难后不到两个月;比“五族协和”的满洲国还要居先。(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五族协和有满族、和族、汉族、蒙古族、朝鲜族。)

    在山沟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此后演变成一场新国粹主义。只是让“天朝意识”被“世界革命中心”的理论所取代,使反传统主义和新国粹主义获得了一种历史促成的联姻。这表现为文革之前十七年对中国传统有条件的认可甚至赞同:其途径是把中国传统一分为二,分为“封建性的”与“人民性的”。然后再从中抽绎出某些新国粹主义的原则信条。全部的历史图解就依照着这种严格的教义区分给予重写,从文学史到经济史、到社会发展史、到当代社会的分析……

    这次新国粹主义的建立,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以一种非常巧妙的艺术即“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辩证关系,将中国权力的链条又重新衔接了起来。但这仍然不足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如何迅速适应这个急剧发展着的工业化进程和列强们奠定的世界格局。结果导致中国在1960年代再度陷入世界性的孤立、隔绝与落后,这一国际压力所激化的危机,再度以社会动乱和文化痉挛的方式爆发,史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和文化失范,是反传统主义的最无顾忌的伸张。即便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也从未通过如此规模的官方认可和权力准动,末达到此等爆炸性的全民运动(或运动全民)。此中因缘当然是受“五四”精神感染的那一代人起了决策性的作用。五四精神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文化大革命继承了。这两个周期同为十二年之久的“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特征,便是反传统主义和以“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林镜生,也恰恰是透过文革的实践去分析“五四”的精神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精神是反对“封、资、修”。

    什么是封、资、修?

    “封”,是指封建主义,这是中国的全部传统社会的,个简称。文革爆发时的中国,已经逐渐放弃了前此二十年间不断确立起来的新国粹时期所孝行的新道统原则,即封建性与人民性的两分法,而重新又采取了“反对中国全部传统”的激进立场。毫尤顾忌的“破四旧”,作为精神暴力和暴力社会的综合性联手,证明了反传统主义的再次崛起。

    “资”,是指资本主义,亦即“西方工业文明”的简称。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这时也被完全否定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伞部传统价值和实践理性,被当作万恶之源予以铲除。这是反传统主义在新方向上膨胀 从五四时期反对中国的传统扩大到了文革时期也反对西方的传统。

    “修”,是指修正主义,是苏联模式的代称。尽管文革在理论上承认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上却否弃了它的制度与运作方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对人类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化遗产,进行了一场全盘否定(“无产式”一词的象征性对此已有指明了)。这场“浩劫”影响之深远,也许没有五十年时间仍是看不清楚的。因此,在仅仅时过十年之后的今日,单单从口号上否定这否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根本还不清楚“文革”的复杂破坏性究竟有多深……要在否定“文革”的行动中,为中国社会文化开出一条活路来,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开路。事实上,我们至今仍在沿着文革反传统的思想道路继续前进着。尽管提法与“观念”确实更新了。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为止的七十年,是反传统主义跌宕起伏的七十年。反传统造成了结构意义上的沙漠。不论改革(1979—1989年)、文革(1966-1969年)、社会主义革命(1949—1966年),都是反传统主义的。结果,无结构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丧失了主体性和主体感的文化,盘踞了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的沙漠中,虽有“文化残渣余孽”,但这些因素彼此之间攘扰不已,无法形成一个能够自行生长的有机系统,因此这一总体的混乱必定表现为反传统、反文化的综合症。

    反传统构成了一种现代中国特有的“小传统”:山沟里的毛泽东思想。它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动,反对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不仅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而且是幼稚的病态的焦躁不安——其极端便是史称“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艺术,那阴沟精神的全面痉挛。

    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不断的运动构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中国现代史之圆。这其中自然也有曲折,有变形,有回流,有穿插——但反传统的要义却“像红线一样”贯穿此间。你既可以赞赏它执着不衰的持久热情;也可以谴责它一意孤行的偏执。你还可以指出其间在形式上有极端自相反对的事例……这些都可以成立,但这些对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否定之否定中,展示了反传统革命的不断激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的对象还局限在中国的传统,“仁义道德吃人”、“打倒孔家店”就是它的全部宗旨;而文化大革命则着手去反对一切传统:不仅要打倒封建主义(指代中国传统)、资本主义(指代西方传统)、修正主义(指代马列和其它社会主义传统)。这种变化确实显示了历史的发展,显示了反传统的呼声越来越激昂,反传统的目标越来越庞大,结果,反传统力量所树之故也越来越多。其症结在于把“反传统”这一振兴中国的手段错误地变成了目的本身。

    本来,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利用西方的新潮文化来攻击中国的落伍传统,企图以此便中国走上文化更生、社会复兴、国富民强的道路。为此,它利用了科学与民主的手段,把西方文明在几百年里发展起来的这两个果实,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急功近利的杠杆来使用。这种大胆的“引进措施”,意不在使西方之果在中国生根、开花(当然,创造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化氛围的努力就更谈不上了。但是实际上正是这种氛围创造了西方文化之果),所以,这必使此等果实在引进后的中国环境中变质、变味,被严重地异化了。这是问题的第一方面。问题的第二方面是,用西方的工具来攻击中国的传统,出人意料地并未达到西方文明之境,又阻止了中国的传统转化为生机勃勃的自行生长系统,结果现代人在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反传统运动后,只是拾得了一大堆七零八落的文化碎屑(如“毛泽东思想”)。

    引进(西方事物)的失败和改进(中国传统)的失败双重相加,使现代中国丧失了社会文化的结构性。正是在这一时刻也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发现中国人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其实,这一盘散沙原来不散,他们曾在王权和官僚系统的粘附下各安其序、各守其序了两千年之久。尽管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意识,但毕竟还是那社会文化结构的有机文化成份。只是在皇权溃灭、官僚系统失去了效忠对象,从而致使监守自盗之风日炽之后,原先依附于皇权之轴和官僚系统的中国民众,才变得散漫游离起来。这是文化结构的崩溃所导致的社会失范,是社会失范招致的无组织、非道德状态。这从此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革新过程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为了克服这非组织状态,就得诉诸人为的、强制性的组织压力。铁腕人物应运而生。

    以西方传统(如科学、民主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科学和民主在现代中国是被当作意识形态使用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单方向的反传统主义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发展到了“文革”期间三个方向(封资修)的反传统主义,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的口号。攻击中国传统的结果是破而不立,中体西用的可能性,在反传统的冲击下被粉碎了,而西体中用也和全盘西化一样是无从谈起。这就使得偏见较少的观察家承认,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完全丧失了“体”的、盲目崇信斗争的动乱史,是一个抛弃了任何一种体或仅把体当作“用”的唯利是图的时代,是一种打着“唯物主义”旗号的非道德主义与失范状态。

    一切体,既然都溃灭无遗了,剩下的只是用而已,于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就被“指示化”为以下的“咒语”:“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样一来,所谓文化结构,所谓社会规范,在这时都成了权力的玩物。而残缺不全的“体”,不过是充当了“急用”的遮羞布而已。

    正因为这样,即使那个最为稀薄的西方传统即苏联模式,也并未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确立起来。苏联模式在当地毕竟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而在中国却成了草草了事的土洋结合。这也许是一大幸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退出苏联体制埋下了伏笔。但另方面,在体的演灭所造成的用的混乱中,短期行为成了一种受到崇敬的时代精神。“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一种痞子精神的自白。

    这股反文化的喧嚣,是乘着这片文化结构的真空状态而肆意泛滥的。痞子精神愈演愈烈,直到毁灭了全部的社会信任,冲垮了使它可以崛起的各种社会条件,以致暴露了它的全部劣根性,使自身受到了怀疑、削弱,并使人们认识到清理这批复杂遗产的现实迫切性。这就显示了中国文化结构重建的社会必要性。

    这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命题。百年前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年)对此曾有预知:“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但这种酝酿在山野中的“新文化”,毕竟是新的国际形势所造成的。这恐怕是龚自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它的独创性远远低于它的模仿性。它的独创性不在于唾弃了中国传统中崇仰魏阀(龚自珍称之为“京师”)的情愫,以便对士大夫所创造的庙堂文化进行彻底的颠覆(《尊隐》云,“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又云,“京师贫则四山实矣。”);而在于它突破了前此一切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各派列宁主义的定义,从而在反抗中国传统的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反对马列传统的精神。山沟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薄弱的地区,也是现代国际文化最薄弱的地区。这种双重意义上的文化贫弱(一穷二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的痞子意义。由此可以看到,几十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一个偶然的事故。

    文化大革命力主反对三种传统,即“封、资、修” 即人类一切文化的态度,实际上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山沟的野蛮精神的恶性膨胀。这种彻底反传统的山沟精神(“延安精神”),又是对“五四”有限的反传统(只反中国渊源的传统,不反西方渊源的两种传统)倾向的继续和扩大。山沟精神(“延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把一切都扫入历史垃圾箱的文化大革命的阴沟精神。而山沟精神到阴沟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认为,反传统前期三十年的主流(1919—1949年)是启蒙,而反传统主义的后期(1949—1979年),尤其是其典型文化大革命则背离了启蒙的传统而导向了一种新蒙味主义。

    进一步深入问题的症结便不难发现,五四运动的社会功能早已超过了启蒙的要求而成为一场文化革命。其基本宗旨,甚至不是站在传统的构架以内寻求改良与启蒙,而是站到传统构架的对立面,去进行一场文化界的暴力革命和彻底毁灭。尽管这场暴力革命暂时还停留在“观念“与“符号”的领域,但它确实主张“打倒偶像”。从1919年的“打倒孔家店”到195O年以后的“轮流打倒一切”——青年造反的底气似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文化界的暴力革命后来都演化为社会的全方位冲突,和直接的杀人放火。

    进一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只是知识与方法上的观念改进,而是一场打倒统治文化的暴力革命。它以思想观念的领地为出发点,深入地摧毁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仁义道德”。没有这种微观世界的暴力革命,随之而来的宏观世界的国民革命便无法实现。统治文化的倒台,意味着社会文化结构的解体。有什么代用品呢?没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反传统主义的后三十年。因此,后三十年占有统治地位的是一种革命文化,一种空前绝后的“独”创。

    这里“独”创,并非限于世界史和中国史,而是指它要把历史与文化构造全给颠覆过来。那么,它的存在理由又是什么呢?——它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功能已经丧失了。原先由上层社会而非下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原先由城市而非山野推动的文化,这时应该鳌鱼翻身、换换方式了。……再没有什么比“颠倒历史”更能指明毛泽东思想的反传统性格了。这是一种在孔子庙宇里喂马的精神,这是把四书五经拿来充当炊事班长燃料的生活,这是历代“流民暴乱”的理论概述。“山沟里出马列主义”,这句旷世“格言”,就是“边区文化”发出的最惊人的呐喊。

    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主题——“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看待,认为五四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救亡代替了启蒙的历史,从而导致一种新蒙昧主义的出现。而1989年的现代,恰恰是到了倡导一个新启蒙运动以再度开发民智的时候了。在这种逻辑的推导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个误解。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的任何一次启蒙努力,甚至龚自珍式不自觉的启蒙,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救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以救亡为主题,恰恰构成了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特色,甚至在严复译著的移花接木式的启蒙中,也时时围绕着救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之轴,这并非巧合。这与龚自珍式的文化结构内的启蒙已有很大不同,而且被后继者们一直巧妙地保持了下来,甚至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翻译家们也在不自觉地执行这一传统。很难说这是“以救亡去代替了启蒙”。

    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活动,并非某种文化魅力自然萌生出来的结果,而是在受到西方实力政策、炮舰政策(以及当代的“经济实力”、“经济政策”)的挤压后,被迫作出的应变之举。在外生型文明这儿,“启蒙为救亡服务”的轻重缓急位置是自然的。而当“启蒙过头”亦即单方面的启蒙可能干扰救亡的大方向时,大多数人就会相当自觉地站到阻止启蒙的一方,而去颂扬皇帝的新衣。

    我很怀疑现在的中国百姓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是内心喜爱科学与民主;而不是仅仅将之作为一个改善生活状态的手段。这不是什么错误,也不是什么国耻。这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性格。另方面,作为中国变革的主力——反传统主义者,也不是在数典忘祖,而恰恰是企图通过与传统的决裂,来实现凤凰的涅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与百姓,并无根本的分别。因为他们不论是如何的高干出身,他们的父母或至多是祖父母,也都是寻常百姓或经历过寻常百姓的困苦。“富不过三代”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六)

    从五四到当代的文化反思,其间整整七十年——反传统主义走完了它的历程。但正如人们看到的,反传统主义并未达到它的原初目标,即,使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相反,在某些方面,由于摧毁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基本支柱,从而破坏了它的基本结构,最后却一直未能产生有效而合适的替代品以补充其真空状态。这样,中国社会便因缺乏准则、框架解体而陷入内乱不已的事与愿违。无疑,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反传统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在他们摧毁传统的征途上,却仿佛醒悟到某些东西,而对继续走下去变得日渐犹豫起来。但他们促动的这场破坏偶像运动那样的规模浩大,所以到头来终究还是身不由己。原先游离于中国社会主构之外的某些下层游民,乘此契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种结构外的、非传统的力量不断凝聚,终于成了惟一合法的组织力量(“党”),而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言,“党”正是一种“无法无天”的、革命的颠覆力量。这股力量原先是由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给释放出来的,并在西方传来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支持下凝聚为一股合力。但到头来,多数知识分子由于秉性不同之故,终究未能与之有效地合作到底。这不是出于“美丽的误解”,也不是出于“阶级利益的冲突”,只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五四时期有限的、单方向的反传统主义,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无限的、全方位的反传统主义。如果说前者还不失为自主与理性的批判,但后者已沦为丧失理性的盲从与蛮干。正像在山洪汇聚、寻找有形式的出路时,人们还不能发现其“非理性”,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建设新中国”)。但当这一汇聚完成,更大规模的动荡、暴发及冲毁便不可避免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那山洪不把路上的一切郡冲毁、冲垮,不把高于自己的万事万物一概打倒,不把自己的余力都发泄殆尽,是“决不收兵”的。

    而评论家们一定要在早期的山洪和晚期的山洪之间分出一个优劣来,岂不陋乎?岂不显得穿凿附会?早期与晚期,在野与执政,解放前与解放后,这只是一个完整的运动的两个阶段而已。实际上,痞子运动和痞子精神,正是传统的社会文化主构瓦解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非形式化的社会动乱。正如在植被和森林结构被伐尽之地,山洪格外容易暴发。因为传统结构对主构外的游民力量所进行的节制,这时已不复存在。既然没有什么中间力量能阻止游民团伙的崛起,那么其“人民革命”也就是游民革命把世界的结构性一举扫荡,就是一个迟早的事了。

    正因为一切有形式的、传统的屏障已作为“迷信”而被破除,而社会发展方面的压力形态依然如故,所以在当代文化反思兴起的前五年间(1979—1984年),中国思想界也就迅速重演了一遍自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批判,而后才开始了进入“文化热”也就是清算科学与民主、清算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的文化批判。从1985年开始,大学的学潮连年不断,显示中国社会正在超越1979年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向1957年的政治民主运动过渡。这种意义的“文化批判”,是在体制内的思想批评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所兴起的颠覆性的精神风暴。

    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当代文化反思的广度和深度都未能超过五四时期。我想,这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当代的改革进程所提供的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构架,其坚固程度与广阔程度,还未超过五四时期。这个限量性的因素不消除,历史就只能在五四之前重演和徘徊,而无法跃进到五四以后。在这样的限制下,我们当代的反传统主义只能是“伪”的,表现为“破”有余而“立”不足,从而不能发挥建设性的历史功能。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完全是外生型的(外国舶来的)而不是内主型(自力更生的)的,甚至连号召自力更生的毛泽东思想也还是为了保卫外国舶来的马列主义,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西方的文化与精神只是“死的物”而非“活的灵”——接触它和学习它,只能通过西方的人、器物、技术和制度等物的中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顽冥不化,因为反过来,中国的文化与精神在西方人眼里又何尝不是一种“死的物”而非“活的灵”?又何尝能不通过物的中介而直接交流?既然西方文化是“物”,则它只不过是作为养份而来到我们的文化构成中。这样,就必定存在一个有机的、以我为主体的消化过程,就必不可免地需要一个“胎盘”,需要健全的肠胃功能。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观念的谬误即在于它们都把某种文化当作“体”,而忘了只有人、尤其只有“我”方是唯一的文化主体!“全盘西化”当然不可以,即便“以西方为宗”也只是·,个幻想,或流为一个口号。其结果恰恰是无从消化西方文化,结果徒令中国社会文化的有机体患上了消化不良症,患上了伴随而来的紊乱症。这表现为反文化的土匪习惯日益成为社会的时尚。

    几百年前,蒙古、满洲占领中国,也还要沐猴而冠、假冒斯文,但近代中国“西方化”的军阀党阀却连伪装也不要了,而竞相标榜野蛮。事实上,这七十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其实,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本来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既无法存在,故“反传统”成为社会革新的同义语。同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小传统”(即“党文化”)的反思亦然。一切反传统主义,得出的结论都只是功能性极强,而真理性颇弱的。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明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政治规范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用西式的文化模式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迄今为止的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的文化“,而今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则应是“消化西方的文化”!而要达到健康的消化状态,则必本于自身的活力,本于自身良好的竞技状态 这在文化上必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复归。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史已反复证明,这一周期性的钟摆:反传统主义与新国粹主义,将在历史进程中日益合一。

    [这个问题比较专门,且已偏离本题,笔者拟另文撰述。]

    1988年12月,北京

    (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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