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街头隆隆的坦克履带声和凄厉的枪声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了十六年。我深深地知道，他们还会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地继续响下去，直到那些英勇献身的年轻人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直到正义在那片广袤的大地得到伸张。时间的逐渐久远，虽然无法抹去人们沉痛的记忆，但是却使得那场悲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遗产展现得更加清晰。

     六四屠杀留给中国经济的最大遗产，就是使得中国失去了平衡发展的契机。射杀学生的执政党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失去了曾经还在人们的善良期待中残存的人民的代表者的身份。那个依靠对未来的美丽诺言换取普通民众承受现实苦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依靠人民的代表者的身份进行蒙骗的道德感召力已经丧失殆尽。中国人民对此很清楚，共产党的领导层对此也很清楚。虽然执政党一时还能够依靠武力来维持政权。但是，单纯使用武力的成本巨大。因此，中国继续要寻找一个新的目标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邓小平为这个党找到了这个目标，那就是经济增长。 (博讯 boxun.com)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以经济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其历史环境和国际背景都是由共产党自己创造出来的。前者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后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伙伴们——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所创造的。毛泽东的极端荒谬的经济政策，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失去了数千年一直享有的迁徙的自由。中国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却得不到应有的福利回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希望得到自由，也希望经济和生活状况得到迅速的改善。六四的屠杀，使得自由在中国大地变得更加遥远，经济增长便成为中国人民唯一有权争取的东西。

    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的统治失败，不仅表现为他们自己再也无法继续一党专制，更在于他们将社会发展的基础彻底摧毁了。因此，在共产党的统治垮台后，苏东的社会转型步履蹒跚，尤其是经济的恢复异常困难。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里，苏东的困难不是共产党长期统治的结果，而是苏东人民追求自由的结果。遗憾的事，这一欺骗竟然也蒙骗了不少中国民众。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使得中国共产党用经济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纲领得以风行一时。

    一个健康的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因此，那些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政策，总是要在精神发展和物质发展之间，在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之间，在不同的社会集团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在这一代人的福祉和下一代人的福祉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这种平衡的发展，仅仅从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一定不是最快的。但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观察，平衡的发展，无疑是社会成本最小，社会福利最大的发展。

    但是，六四之后的中国执政者已经失去了领导中国平衡发展的资本。在丧失了所有的道义资源之后，它急需利用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很显然，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现有的社会秩序很快会出现全面崩溃。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沉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瘾君子，整个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以增长为中心的机器。

    增长本身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增长的成本是什么。任何人到市场取购买商品，都不会忽视商品的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傻瓜，没有人会愿意花一万美元去买一片面包。中国以增长为核心的战略，在短期内为共产党维护政权赢得了时间。但是它的代价是什么呢？从精神和政治层面看，中国为换取增长，全社会道德沦丧；各级官员腐败横生；十三亿中国人民依然不能享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的人民、包括绝大多数发展中国的人民所能享有的直接选举领导人的政治权利，使得中国与现代政治文明绝缘。从经济层面上看，社会各阶层之间、城乡之间、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不均已经发展到世界之最；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世界上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全部在中国；资源浪费严重，中国的单位产值的资源损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些精神德和物质的代价，有的已经永远无法弥补，有的则需要好几代中国人来偿还。

    增长的成本如此之高，已经使得不少人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政府自己也提出了转变增长模式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想要得到平衡的、成本最低的和使社会最广泛的民众受益的增长，中国必须有一个使得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充分代表的政治机制，必须有一个对现有政策进行充分讨论和批评的机制。而这一点，则是六四以后的中国执政者所全力避免的。

    ——自由亚洲电台(6/3/2005 14:22)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