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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我的同志为什么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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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5月23日)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曾经是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从2000年开始,我不再是乡党委书记了,但我所到之处,大家还是习惯的叫我昌平书记。我最近两年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农村扶贫,遇到村支部的同志,他们叫我书记,我都很认真的纠正说:你们不要叫我书记,叫我昌平同志,但大家还是习惯叫我昌平书记。 (博讯 boxun.com)

    
    有一次,我到了印度克拉拉邦的农村,当我通过翻译自我介绍我是中共党员时,马上有人上来热情的和我握手,激动的对我说:昌平同志,欢迎你!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激动得差点掉了眼泪。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晚上8点多钟,村子的11个党员一个不差,因为中国同志的到来,专门召开支部生活会。生活会上,他们向我介绍印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支部的工作情况,请我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也请我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农村情况,还有党员质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在17天的访问中,我被邀请参加了三个农村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在印度农村,我真切的感受到了我的同志遍天下。
    
    我在云南贵州,每年有到几十个村子,竟然没有一个支部邀请我参加生活会,我也没有发现他们在7.1之外过组织生活会,更没有党员称呼我昌平同志。
    
    我也经常去一些地方党校去讲课,主持人都叫我昌平先生,学员提问的时候,大多都叫我昌平老师。搞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党员?党组织到底还承不承认我是党员?
    
    同志,中国有7000万个同志,我一个也难找到,可是,当我刚刚踏上印度的土地时,到处都有我的同志。
    
    我常常问自己,我还是党员吗?
    
    我1983 年入党,在基层领导和参加了整党、社教、基教、三讲、三个代表等活动。老实说,我是离《党章》的要求越来越远了。我2003年离开了中国改革杂志社,来到了香港乐施会工作,再也没有参加过党组织生活会了,但是,我觉得我离《党章》的要求越来越近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最近一年来,我的身边总是带着《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坚持每天读5页,希望找到答案。……
    
    我现在香港乐施会工作,在香港,向乐施会这样的组织有很多个,竞争是很激烈的。如果不保持“先进性”,就得不到资源,组织就会灭亡。在乐施会两年来,我每次下村都能自觉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可以自豪的对党说,我虽然没有参加党组织安排的保鲜教育,但我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
    
    党啊!我在乐施会没有给您丢脸!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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