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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悲剧的中国与世界意义(III)/谭伟东
(博讯200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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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爱钱财的经济转型大师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保证了延安乃至全国解放区在抗日战略相持阶段上的经济供给;过度时期总路线,财政政治保证了开国初期的战争创伤医治与经济迅速恢复;“一边倒”外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保证了一百五十个项目的成功完成和工业体系的基本奠基。 (博讯 boxun.com)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用数据证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史上工业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与此同时,农业增长表现同样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为何出现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说法与普遍定式?短缺现象成了一般铁律,民众百姓似乎在近乎物质匮乏边缘上,贫穷似乎垄断着神州大地,富足与繁荣同中国仿佛无缘或至少是遥不可及。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奠定了最为基本的工业基础,国有经济能量异常强大之时,为何没能及时地完成轻工业化,城市化与产业链的大规模拓展?

     对比前二十八年和后二十八年,人们从自身直观感受到总结道,“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后半段更激起世界的兴趣与“引人注目”。说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那是庸人肤浅之见。但直观见识为何在佐证着上述结论呢?这问题貌似简单,其实十分复杂。

     首先,没有资本原始积累,没有海外掠夺与援助,百余年的战乱纷扰,列强的瓜分掠夺(近代不平等条约造成中国大约40至八十年国民收入的被瓜分)。这样的始发原点,要形成重工业化基础,要建立全新的产业技术系统,要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努力保证社会稳定(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分着吃),应付外敌,保卫和平。这是一道罕见的经济难题。斯大林苏联的始发点比之中国要好得多的多,但其依旧不得不采取了近乎暴力冲突的镇压反抗的富农的办法强行集体农庄和强制性的国有化和一系列高压来完成工业化道路的。而其农业的产出徘徊,甚至倒退曾长期困扰着苏联执政者。而中国与此相反,采取了及其温和与赎买政策和相对自愿的集体农业,并通过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和剪刀差,保证农业剩余的全部工业化积累。这是一种客观上的举国强制性奉献与全阶层的牺牲,即经过一二代人的消费与富足压抑,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奠基。49年的中国,工业化产业不及小小的比利时。而到毛泽东逝世,中国工业经济业已跻身世界六七强。

     其次,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骨干设施与核心结构,是国家经济起飞的前导与根基。其特点是投资周期长,技术含量高,中间产品多,终端消费少。但现代化经济的机悈化,自动化,相对原材料与产品,尤其是大批量生产能力,运输能力却是奠基于重化工业基础之上的。既耗费大量资金,又短期不能直接服务于消费,百姓自然就多半只能在两弹一星,大庆油田,钢铁煤炭水泥等等一系列胜利与数字凯旋上获得民族独立崛起的自豪和精神会餐。

     再次,按照罗斯托经济成长决定论推理,毛泽东的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经济起飞的现代准备;经济能量的势能业已提升到最高点,只要顺势启动,下推,其向下运行转化成动能就是相对容易得多的事情。具体说来,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全国性水力农田基础设施,基本的钢铁,煤炭,水泥生产水平与能力,全国性的铁路,公路,海洋,内河航运体系,全国金融财政体系,全国性军工生产体系业已成形。因之,轻工业一起,家电,住房,摩托车,汽车乃至飞机,轮船,纺织,服装等基本上就是顺水推舟。


但如下核心问题依然存在:

     第一,人们很容易发问,既然一切就绪,毛周为何没能顺应历史与经济逻辑,迅速完成转轨。毛泽东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蓝图是否仅仅因为他们的自然生命终止而未能实现?

     第二,象一些学者在考察,比较,研究了国际社会战后经济,尤其是科技发展史,认定中国错过了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因由文革进而拉大了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或者,第三,假定毛周推进转型,进行一定的经济体制改革,仍旧不会步入当今的市场经济轨道,尤其是乡镇企业与民营经济会被掌控在相当范围,外资,港台资本,合资经营会基本上作为国有经济的辅助,内外债,土地价值均不会象如今的以如此高的比例进入GDP,从而数字经济增长率不会如此之高,老百姓或者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实惠?

     或者,毛泽东的一贯的俭朴,近乎于“清教徒”般的精神第一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是否妨碍他主导中国现代化消费经济的选择,构造与推进呢?

     对上述这一连串问题的历史性回答是,对中国未来国家颜色的担忧与现实繁荣与尽快强大的两难选择,不但不被文革受冲击的许多高层领导所接受,而且为长期受物质匮乏困扰的百姓所难以认同。并且政治远见只能在较短时期的政治能量聚集和释放期显示力量。在平和期则需要通过程序化,制度化和每每可见的生活品质的进步与提升来获得持续保证。不幸的是,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的思想与政治运动早已造成了衰竭政治动能(同兵家的一样,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当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要完成路径转轨时,一呼百应就是顺理成章的。小平之路由此开启。

     再次,小平之路与小平战略在最深层的价值取向与终极追求上同毛泽东的应该说别无二致。在核心方法论,认识论上也不存在差别。但在实现路径与长期结果上确会有显著差别。小平一方面不搞争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要求两手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不规范和限制富裕人选和致富手段,另一方面又告戒最终是要共同富裕,如果出现了新阶级,两极分化,我们就走上了邪路。这一切在静态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演进上必定是矛盾的。尽管在动态和辨证运动层极上有可能实现矛盾突破。但在实际运行与操作上却是认证了静态理论发展。小平罢黜了两任其心爱的接班人,其内心深处就是因为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而胡赵却深感冤枉。因为这种层面上的操作,只有象青壮年时期的毛泽东这样的超级领袖方能做到。

     反事实假定法在逻辑与历史上均是不足取的。因之,我们并不想依照历史相反的存在进行假定推理。


历史的真实是:

     首先,毛泽东代的主要领导人对近代中国的全面落后,尤其是物质技术的落差是具有痛切感受和清醒意识的。他们在其深层思想意识中坚定执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革命观,在建设中和制度构造中也是扮演着基轴作用的。但与此同时,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核心领导层又同时始终如一的认定和毫不妥协地坚持中国特色的道路探索与路径选择。因之,他们既非苏联派,也非欧美派,而是地地道道的中间派,东方派。一边倒的外交和后来大三角的形成均是世界均势力量下的策略要求。这种思路在转型中也得到充分体现。而这一体现又同政治路径选择和意识形态可持续性发生联系。最终因史境又导致了晚年毛周的未能完成全面的大规模的经济转型。

     其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四个现代化蓝图以至于诸多大型化工项目的引进,早已启动了开放与经济转型。但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与路径选择中清楚地表明,若放弃主纲,迷失方向,则中国非但不可能完成最终崛起而且革命与建设会完全复辟与回潮。人民将重新沦为社会奴仆,权贵官僚主义将借助国家政权寻租而完成新生资产阶级生成。而毛泽东的选择却是,不惜一切代价,哪怕重构政权,重上井冈山而欲找出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路。在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保证清除中央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深以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会保证大民主的自下而上地揭露乃至必要时的夺权;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可以保证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教育,政治运动可以保证举国警种长鸣。

    而这一切都因未能制度化而基本呈现出“人亡政息”,尽管其历史的回应价值是挥之不去的。

    最后,简言之,小平认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铁饭碗会造成社会懒惰与不公(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他希望中国百姓尽快富裕起来。毛泽东认定经济繁荣与效率要求。但一要防止变色;二要保证公正前提;三要在国家崛起中最终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先搞一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反正军队,政权都在手中。毛泽东认可权益的应付的东西,对资产阶级法权等等权利,体制与经济特权也从未要求一夜间废除。但他明白,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联盟将葬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程。因之,当他发现这种苗头时,不惜在总理重病缠身,他本人几度被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文革派根本就坐不稳江山这种主要领袖或是重病在身,或是年事已高,或是兼而有之的极度危机情况下,再度把他自己亲自提出又始终有着基本信赖甚或同对林彪相等同的偏爱有加的小平撤职。但依旧保留其党籍。

    毛泽东最终未能在他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现已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和他高度期许的党的十大要变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其有生之年未能实现经济转型,悲剧乎?悲酨。建功立业,保家卫国,打下如此大好江山却未能亲手将跟随自己几十年的人民大众大规模地体味高度的社会丰裕。偶然乎?必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留下工业骨干体系,科技队伍,教育基业。更留下社会公正伦理与文化。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一定会是在Z字型路径上反复与摆动方能走向繁荣与未来。


四,主观能动性与理论的至爱

     高文谦讲毛泽东打败天下无敌手,最后却败在周恩来手下。前半句“精辟”,后半句无中生有或天真甚或无聊。邓颖超曾就文人党内乃至社会上的一度急欲将毛泽东拉下神坛而把周恩来推上圣坛的一系列动作发表观感,“这样不符合历史。他(指周)不是这样。路线对了,他就对。路线错了,他会错”。这不但表现出知夫莫如妻,而且表现出了开国一代的政治大智慧。周恩来感谢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最早为中共发现了领袖;任弼时讲“湖南韶山冲出了个毛泽东是天助我党”;年长毛泽东八岁的朱老总说他听毛主席的;小平,彭真,陈云等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坦诚“毛主席教育了我们一代乃至几代人”;邓托42年提出并篆文阐述毛泽东主义;刘少奇最早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王光美的一些讲话和近来出面公开宴请毛刘两家后代,清楚地表明了这两家为代表的开国一代的领袖人物的思想情感,意识脉络上的深层一致。

     毛泽东的用人与用兵艺术几乎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在《开国领袖毛泽东》一书中有诸多描述。对林罗的搭配,对刘邓的组合,对粟裕的调遣,对彭大将军的大胆使用乃至对周总理,刘少奇甚至高岗等等的放手使用表明毛泽东的识才,用才,荐才,賞才,育才达到难得的水准,堪称为领袖中的大师。人们大为不解文革时期为何偏偏选中,启用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江青的左同毛泽东思想感情上的浪漫主义无疑有合拍之处。其特殊身分的号召力和“无法无天”的敢作敢为也是打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壁垒”的“尖刀”。但毛泽东却从来不认可江青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与骄狂”,更不看好其领袖才能。对王洪文则更多的是基于阶级本色政治领袖的认同。但对张,姚,尤其是张春桥却是有某种偏爱。毛泽东讲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认为鲁迅没有殖民地的奴颜婢膝,骨头最硬。毛泽东对田家英,陈伯达,胡耀邦,胡乔木,周扬等他的秘书的才学都欣赏有加,毛泽东对张姚的文笔,尤其是其“理论”水平更是有着特殊的偏爱。

     主观能动性认知与原理,上层建筑革命作用于社会发展,极而端之,精神变物质,精神原子弹在毛泽东一生辉煌卓越的战绩,业略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其是构成毛泽东事业与风格的核心战略价值之一;其构成了毛泽东一系列军事,政治,文化战略的信念支撑和战略杠杆。它既是核心理念层面的价值观,又是人格品行中的意志品性;它既是深层人性动源,又是社会战略转型的支撑与群体意志力的展示。这种主观能动性和“理论”核能外化在人民战争,群众路线,意识革命,大跃进推进或“冲动”,或在象铁人精神,大寨样板,红旗渠实践,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三大社会实践中得以体现。若说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的一加二的卓越贡献是这种中国数学家主观能动性的重大突破实证,许多人,包括徐迟恐怕会大不以为然。但平心而论,理智地去思考,若物境事变,在今日的商品大潮之下和诱因利导变换体系下,象陈景润当年的那种“国家物质投入”,可能产生出陈氏定理吗?客观地说再加拨给十倍,百倍的人力物力,再配给好得多的科研条件,也出不来皇冠上的明珠了。为什么?核心价值取向与舒适空间业已发生巨大逆转。精神原子弹的威力是必须同一系列的文明自卡配套环境与系统相偶合的。

     毛泽东念念不忘井冈山精神,延安魂灵。发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样一种拚命精神”的呼唤,要求与渴望。他为“富不过三代”,“和平演变寄希望于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忧心忡忡。他以一个“圣人之境”,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信念抱定,理论只要深刻,完备,彻底,就能赢得民心,党心,就能动员社会资源,完成理想实现。

     理论,科学,真理在社会,经济,文化功能上的作用,有时是直接的,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有时是巨大的,许多场合下是有限的。人是个极为复杂,多維的生命体,行为主体与理性智能体。人们通常以逻辑,情感,智慧,心灵四种思维通道来把握世界,自我控制,完成决策与行为调整。通常而言,多数人既非原则之人,也非理性理想之人,而是中庸,从众,模糊之人。其在且仅仅在极为重大的社会变动和个人或家庭经历巨变,尤其在突变,悲剧,危机,灾害情形下,当事人会进入深层思考,反复推敲,实现悟性,灵性升华与跃迁。而跟着感觉走,取差不多,得过且过,乐得自在为常态。

     当领袖人物不但深谋远虑,雄才大略,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并且身先垂范并拥有极大的政治资源与民众资本时,百姓民众会自发与自觉地追随和跟进。若条件非此,理论非但不能激发其民情民心,反到会引起反感以至敌对。

     毛泽东十分欣赏乃至推崇张春桥之“理论能力”。尽管有意培养这类领袖,但对其统帅能力与能量却既不放心,也不看好。这从启用小平和后来把权力交给华国锋可见一斑。而对文革派的小集团活动,就更是不但定名为“四人帮”,而且进行公开严厉的批评,指责。

     启用“四人帮”人物算不上重大失误,但重用四人帮却是毛泽东一生用人量事的最大败笔。这其中当然有思想情感,老帅战友追随,官僚主义机制与作风等一系列难言之隐。也有素来矫枉过正,社会变革无法纯而又纯,精而又精。但对理论及其理论素养的偏爱甚至至爱却是毛泽东选用张姚的深层意识力。毛泽东英世一生,竟未能从陈伯达等事例中得到启迪。这不能不是其毕生的重大憾事。中国向来不乏大理论家与“秀才文杰”。毛泽东未能利用其巨大的威望,形成一种制度性文才机制与制度,从而在高度开放有序的人文与文官制度下,生成理论,造就理论人才,国家笔杆子,并锻造出党和国家接班人,是文革悲剧,毛泽东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谭伟东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花旗集团信用卡公司副总裁,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现汇丰(北美)银行)和第一银行(现大通摩根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 (北大出版社,2001), <公司文化>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经济信息学导论> (北大出版社,1989) 。编著<软科学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译著<信息经济学>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发表文章若干。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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