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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正常化”,取决于中国能否成为民主国家
(博讯2005年5月20日)
    
    
     4月7日,笔者结束了在日本东北地方茨城县日立市的公干,准备前往东京。考虑到行李较多,故放弃了高效、可靠的JR特急电铁,决定改乘出租车“进京”。过了一刻钟,预约的的士还未露面,这在日本是少有的。一打听才知道,出租车公司的的士司机们因为在“春斗”中未能达成与资方的妥协,已宣布于当天零时起进入罢工。笔者恍然大悟:这是一个享有宪法规定的罢工权利的民主国家。 (博讯 boxun.com)

    
    与此同时,在一水之隔的大陆邻国,由日本“入常”和教科书问题而引发的深刻的反日风潮正在升级。从4月9日开始,北京、上海的抗议活动迅速传播,能量所及席卷全国十数个大中城市,所到之处,日使领馆遭袭,日资商号、餐馆和日企云集的写字楼被砸,状况为1998年美“误炸”中国南联盟使馆事件和2001年海南岛中美撞机事件以来所仅见。不同的是,几年前针对美国的示威活动,有明显的人为操作迹象;而此次,照北京“外交口”的口径,完全是“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
    
    但尽管如此,数以万计的声势浩大的游行,虽“事先张扬”,却未被制止,居然能堂而皇之地“进行到底”,无论如何叫人费解。对此,一位在日本颇具影响的旅日华人学者认为,因为去年下半年来连续发生了多起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已经引起一些地方的动摇,所以,面对此次对日请愿,北京高层下达了“慎用警力”的指示。这种观点虽不同调于“政府煽动反日”的言论,但暗示了北京的“默许”态度,在日本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虽说从定性上 “网开一面”,但对抗议活动的正面报道却基本无法见诸于大陆的主流媒体,处于被过滤、被屏蔽的“准合法”状态。而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却大报特报。连日来,无论定位的左中右,对中国反日风潮的报道几乎成了日本所有媒体的“TopNews”。而面对在抗议活动中频出,并被放大、特写化了的日资店铺被害的镜头,日媒的调子逐渐升级,出现了诸如“政府纵容”、“(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堪忧”、“暴徒化”等刺激性措辞,对反日抗议活动中暴力倾向的一致谴责,已然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左、中、右翼媒体的边界,这在日本舆论界也是不多见的。
    
    其后,4月18日,日外相町村信孝访华,对“反日”作出道歉和赔偿的要求,未得到中方的回应,铩羽而归;同时,中国总理温家宝拒绝了日方借出席“爱知世博会”而向其发出的访日邀请;22日,日相小泉在雅加达亚非首脑会议上再次援引10年前“村山谈话”的内容,虽然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却回避了更进一步的表态;以此为“交换条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小泉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了50分钟的会谈,胡在“温三点”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五点主张,但基本上没有得到日方的正面响应,在靖国神社、历史问题和最近发生的反日抗议等问题上,再次成为“平行线”,不欢而散……毋庸讳言,在战后60年的今天,中日关系从民间到官方,充满了深刻的不信任,一种无处不在的互厌情绪,正抵消着复交33年来基于政经交往的情感积累,使双方越走越远。可以说,中日关系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三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不正常。
    
    近年来,就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问题,双方不断有学者、政治家站出来,从战略层面提出政策性建言,但收效似乎都有限,有的则被彻底边缘化。近者如“对日关系新思维”,在经过两国媒体、学界持续两年以上的关注,并引发热烈的争论之后,终于未能进入政府层面,是否就此“无疾而终”另当别论,但确已很少被人提起;连当年由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联手创设、具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双边组织“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尽管成立20多年来不断更换成员,吸收两国青年才俊,但也基本上丧失了机能。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当前中日关系的矛盾不是简单的问题,而是带有根本性的、结构性矛盾,其所遭遇的,是意识形态差异的瓶颈和被人为遮蔽、深埋的历史又重新“破土而出”后的尴尬,只要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一日没有确立,它就不可能真正走向“正常”,断不会因某些人物的某次会见、谈话而有丝毫的改变。
    
    5年前,日本还多少在乎一点中方的态度。对中国政府就右翼分子在大阪集会否定侵略战争问题的抗议,日本政府在赔不是的同时,小心翼翼地“辩解”说,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即使是政府也没有权力取缔或制止一场合法的集会,惹得中方大光其火。而关于引发此次反日风潮的导火索之一的教科书问题,面对中方的非难,日方发言人只是淡淡地说,作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一本教科书只要客观上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就可以出版……其坦坦的应对不但没有丝毫的畏惧,甚至透出一点不屑与不耐烦。
    
    去年11月,胡锦涛与小泉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上,同样进行了短暂的接触。按中方“新闻通稿”的“报道”,近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心内容是胡要求日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翌日,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质疑中方的批判:“众所周知,中国远从几千年来封建王朝帝王将相的历史,近到‘文革’以降对有关政治人物的臧否,每隔几年便有一个乾坤颠倒的变化。一个如此对待其自身历史的国家,要求邻国‘以史为鉴’的资格何在?”事实上,在此次反日风潮中,不仅日本,一些欧美国家的媒体也开始转而追究中国的“历史问题”。
    
    对于来自日本的、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立场的质疑和批评,中国喜欢拉上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来回应,所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言外之意,别老拿国家体制说事,韩国不也是民主国家吗?而这样一来,恰恰暴露了中共自身的软肋。表面看来,韩日关系似乎也时有波动。就在今年这个两国建交40周年的“韩日友情年”,因为独岛归属问题,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刚刚谢幕。性格火爆的韩国人,抗议、请愿不在话下,甚至出现了断指、自焚的刺激镜头。一向以“韩日关系的未来”为重的韩国总统卢武铉竟然宣称,“领土主权高于韩日关系,韩国不惜牺牲韩日关系也要维护领土主权。”可与此同时,既定的与日本的政经、文化交流还在继续,日资企业、商号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首尔大街上日本游客依然如织,卢武铉也没有因意气之争而取消与小泉的年度定期会晤。毕竟,两个战略安全利益一致,基本没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民主国家,纵然有历史怨恨和领土纷争,但关键时刻总有化解矛盾的平台可资对话,使双边关系化险为夷,大致维持在差强人意的水平,而不至一味地交恶下去。
    
    但尽管如此,历史的阴影依然厚重,挥之难去。今年初,随着韩日建交谈判档案的解密, 40年前的1965年,由当时的朴正熙军人独裁政权与日本政府签订的5份有关韩日邦交正常化和战争赔偿方面的文件被曝光。在冷战的前沿地带,在优先经济发展的“国策”下,长达35年残暴的殖民统治和103万韩国劳工、数以万计的从军慰安妇,被区区8亿美元(其中无偿赔款3亿美元、有偿贷款2亿美元、商业贷款3亿美元)“一次性解决”的“耻辱和亡国”的真相令韩国人齿冷,抗议声浪骤起,有关政治人物被要求承担责任,日本则被要求重新进行彻底的道歉和赔偿。
    
    民主国家的韩国如此,那么中国呢?从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横亘在中日两国间的、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障碍,无一不是在冷战的特殊状况下,基于一种单纯对地缘利益的权益考量,由某些政治人物以“邦交正常化”的名义越俎代庖的结果。应该说,即使在那个年代,也不是完全没有“民意”和“舆论”存在,问题是,“民意”被代表,“舆论”被代言了。民间索赔、钓鱼岛、道歉问题……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该埋的账单没人埋,经过数十年的搁置,被终于能多少发出点声响的草根国民在重新埋单而已。
    
    15年前,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第二次为中国经济注射了强心剂。对此,虽然褒贬不一,但大体说来,中国还是感恩于日本的。回过头来看,日本当时的所为,除了其实用主义、无视道义立场的“经济动物”的一面,更主要的,还有想通过此举,促成中国向国际社会的回归,从而将其“统合”到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后冷战”国际框架内的“统战野心”。
    
    然而,在经济上迅速“毕业”了的中国,国体上却更加云山雾罩,其巨大的蓄能让西方社会忧心忡忡。一方面,日本经历了泡沫崩溃后的十载“漂流”,已不复是80年代的自信与从容。加上与美国结成前所未有的、亲密无间的“神圣罗马”同盟,不可能不受到美国价值观的熏染:从ODA与人权、军事挂钩,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直到与美“2+2”战略对话,对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和中国军力增长的透明度表达共同的“战略关注”。这让中国真的很搓火,觉得日本跟美国学坏了。
    
    对美国来说,在对华问题上历来有两种战略选择:孤立中国,并动员其他亚洲国家遏制其日益膨胀的能量,形成对其战略牵制、封锁的缓冲地带;或者,适度地利用中国的战略“野心”,并加以 “合理”引导,为形成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协调”机制,而将其纳入到有关国际组织的框架中。
    
    而按照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让华盛顿保守鹰派人士乐此不疲的孤立中国路线,压根就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因此,福山肯定中国在朝核六方会谈中的作用,并力主将六方会谈中除朝鲜之外的五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类似“G7”那样的长期性、多边性的政治论坛。其目的当然并不仅仅是孤立朝鲜,通过保持对话,软化中共的意识形态偏执,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使其未来的变数至少在可预见、可掌控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暴走”,显然也是其潜在的战略目标之一。
    
    今年3月,以101岁高龄辞世的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其起草于冷战铁幕刚刚落下之时的著名的“长电报”中,曾如此写道:美国应当为苏联建立一个好样板,使得自由、公正等基本原则时刻体现;解决社会内部问题,就是对莫斯科的外交胜利。
    
    三十年河东河西。今天,无论美、日,对北京抱有类似观念的战略家、政治家、学者不在少数,也并非全都是清一色的鹰派、保守。作为中国,靠什么才能根本摆脱被动,赢得对华盛顿、东京的“外交胜利”,是一个必须要严肃思考的问题。一味地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批评进行“舆论反制”易,切实地“解决社会内部问题”难,尤其是当这个“社会内部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政治体制的时候。
    
    (作者:刘柠为北京独立撰稿人)
    
    
    ——原载《动向》2005年5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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