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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历史悲剧―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庞忠甲
(博讯2005年5月20日)
    一场超级奢华演出暨特大历史悲剧――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作者:庞忠甲

     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起,中国三宝太监郑和率部远航,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指加里曼丹岛以西海域和印度洋),到达东南亚和非洲三十多个国家,航海规模和水准当时举世无双。 (博讯 boxun.com)

    今年7月11日是郑和首航600周年。2004年1月,成立中国国家级筹备领导小组,以“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为主题,主持开展郑和下西洋纪念活动;海内外民间机构纷纷响应,在全球范围筹备种种丰富多采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为此各显创意,设计纪念徽标,兴建航海馆、主题公园,树碑立像,修复古迹,再现遗址,建造仿真航模,准备仿真航行,举办海洋博览会、专题研讨会、多种竞赛活动,制作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动画节目等等。主管部门还根据有关各方要求,组织《申请国家设立“航海节”》课题研究,拟议以“下西洋”首日为“郑和日”或“航海节”,每年举办庆祝活动,让华夏子孙后代永记、继承和发扬光大郑和航海的伟大贡献。

    纪念日临近之际,越来越多文章热情赞颂郑和为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先导者,以为“七下西洋”推行睦邻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开辟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进行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凝聚并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强调这种精神和品德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动力。评价陈义极高,但实际内容多语焉不详,矛盾重重,大而化之。究竟这些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恰如其分?有否浮夸误导之嫌?或者说,今人究应依据什么东西,立足何种历史观来认识、追忆和纪念这一重大事件,若非随大流,凑热闹、人云亦云,恐怕值得作一番严肃认真的再探讨。

    有人凭史料片言只字,大胆假设郑和到过欧洲、澳洲和更远的美洲,似乎又一组世界记录在望;只因缺乏根据,一时没有引起多大动静。无巧不成书,前英国海军退役潜艇军官孟席斯2003年1月出版了一本名为《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的书,凭一些牵强附会的“发现”,讲述郑和副将在第六次下西洋时作了环球航行,并考察北美、澳大利亚大陆以及南北两极的“天方夜谭”式历险故事。2004年12月,这位大张中国人志气的孟席斯先生,应邀光临第二届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以贵宾身份作主题报告,风风光光,满载而归,大有李约瑟第二的架势。

    愚以为郑和航海值得纪念,也不甘郑和默默无闻,但不是引为荣耀,不是胡吹法螺,不是自我陶醉於《易经》天下第一,气功天下第一等等之外,再加上个郑和天下第一;最好拿出“知耻近乎勇”的精神,从寻找这场特大奢华演出暨超级历史悲剧蕴涵的奇耻大辱的根本原因出发,去纪念,去发蒙。

    为什么不为郑和航海评功摆好,却称之为一场特大奢华演出?借用现代政治术语,“七下西洋”实质上对于中国的繁荣富强、发展进步非但毫无助益,结果适得其反,可以归类于中国历史上最为不惜工本的花架子“政绩工程”之一。

    “大明船队像一片云一样飘过来,又像一片云一样消失了。” 这是一场早为明皇朝自己否定,被世人遗忘了的莫名其妙海上大演出。

    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这件事,略加推敲,不难看出,与现下捧场称颂的那些不朽贡献,可谓南辕北辙。

    夺嫡篡位成功的新皇帝朱棣,特别需要寻找题目,建功立业,彰显声威,向臣民昭示自己越位登临大宝的“政绩合法性”。“宣德化而柔远人”,一旦赢得诸多外邦前来朝贡,显然有助于达到这个政治大目标。当时天下大定,但元蒙四大汗国依然存在于长城以北,对明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南方边境并没有什么来自海外的重大骚扰事件,那么明成祖为什么产生“下西洋”这个念头呢?

    史家研究了几百年,没有找到这一重大决策的确切动因,可见此举可能存在某种拍脑袋式偶然性。

    受命主持“下西洋”重任的郑和,“靖难”从征有功,并履行过出使日本的任务,时任管理宫廷事务的首席太监,是皇帝贴身的亲信侍从和政治顾问。

    郑和本名马和,又称三保,生于云南昆阳一个有名望的回族家庭。据《郑氏家族首序》说,先祖为西域普化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布哈拉)国王,归附宋朝,加封庆国公。宋亡,郑和五世祖归顺元朝为官,后追封为咸阳王。曾祖封滇阳侯。祖父封淮安王,改姓马。祖父和父亲都去过天方(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朝圣,父亲被尊为“哈只” (阿拉伯语,对去过麦加朝圣的人的称呼)。马和12岁那年,在改朝换代的干戈动乱中,被明军擒获,作为敌方子弟遣送南京,经过阉割,留在宫廷当太监,辗转落入燕王朱棣门下。马和被掳后不久,他的祖、父也都因战乱而死了。明太祖不信任宦官,曾说:“此辈勿赋以重任,其数毋令过多。” 规定太监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交通官吏,甚至不许读书识字,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洪武十七年(1384),据说宫门上挂起了一块牌子,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出身世家的郑和惨遭不幸,成为去势残废贱民,但歷史的荒誕性造就了命運的戲劇性。

    明成祖在夺权斗争中,不拘一格用人才,突破了乃父关于限制太监的禁令。这三保长得浓眉大眼,体态健美,且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忠于职守,出入战阵,屡建奇功,深受朱棣赏识。马和在河南郑家坝战斗中战功赫赫,被赐“郑”姓;又在夺权成功后奖赏“靖难”功臣时,晋升爲内官监太监,这是宦官中最高的官职。刑余阉人尽管立功受奖,忝列庙堂,仍不得授予官爵,总是成不了正果,加之出身不好,郑和依然必须在歧视和倾轧中讨生活。

    郑和祖父、父亲早年曾驾船漂洋过海,到达红海一带;他们讲述东南亚、印度洋一带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珍闻轶事,并以远航圣城为荣耀,想必印象深植孩子心灵。

    从郑和非同寻常的身世和经历看来,为了找回失落了的自我,重拾祖辈雄风,突破前程极限,“下西洋”壮举当是第一浪漫梦想。心神不宁,恶梦连连,本同印度洋无所瓜葛的的朱棣,可能受了郑和的影响,才作出了委派郑和领队“下西洋”的抉择。另外,史家还猜测(至今无法证明)“下西洋”与追缉被推翻后失踪的建文帝有关,若果如此,就更说明事出偶然了。

    这一史无前例的决策耗费了无数民脂民膏。郑和船队多至约240艘海船,“体态巍然,巨无与敌”,载运士卒达27,800余人。船队由不同类型和用途的船只组成,如运载马匹和食物的补给船、淡水船、战船等;其中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余艘。每次出洋,装载大量金银、铜钱、瓷器、饰品、丝绸、茶叶、棉布、金属器皿、各色农具等。遍历诸番国,宣诏、给赐,不服则武力慑之。换来的是该国所“贡” 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象牙、香料、珊瑚、珠宝、补药、珍禽异兽(被当做麒麟的长颈鹿、狮子、驼鸟等)和各种奢侈特产。总的来说“厚往薄来”,“贡少赐多”。这种航海活动根本没有像西欧航海业那样带来巨额利润,反使国库空虚,乃至损害国家经济基础,招来皇帝反悔和统治集团内部纷纷指责。借日后宪宗时一位大臣刘大夏的说法:“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因此郑和航海活动渐难为继,注定终要落到“罢宝船弊政”的结局。

    1423年第六次下西洋期间,北京皇宫刚刚建好的三大殿被闪电击中﹐引发大火。明成祖认为是上天示警的凶兆,找原因竟怪罪到了郑和“下西洋”,致使这次航行“中道返回”,半途夭折。

    次年八月,明成祖病故。仁宗继位后,随即下令“罢西洋宝船”,船队全部停止活动,着郑和任“南京守备”,率“下西洋”的官兵修理南京宫殿。皇帝竟然不发给他们维持生计的月粮。当时南京的地方官李隆仗义上书请米,仁宗勉强同意,却拨下了专给囚犯吃的罪人米充抵郑和官兵的口粮。

    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子宣宗继位,郑和副手为辛勤修理南京故宫竣工的军民请赏,岂料宣宗无故大发雷霆,命令司礼监斥责“郑和毋妄请赏赐”,甚至直接派人警告郑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呈情”。

    “下西洋”不仅经济效益阕如,政治上也没有明确有效的建立长远外交关系目标。郑和航海停止后,海外诸国与中国的关系渐渐疏远,“外藩贡使多不至”。在南京苦守六年,失意、失望至极的郑和,向新君提出了死谏。宣宗为扭转诸番国朝贡不继的失落局面,1431年1月,派年逾花甲的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年3月,郑和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

    郑和死后,统治集团明确否定航海政策,不仅中止远航,而且毁船禁海(清初的锁国海禁政策更严,甚至明令规定“片板不得下海,违禁者死”),开始了近五百年之久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佔領了馬六甲海峽,控制了東西方海上貿易,稱雄於世界。

    郑和船队实物今已荡然无存。“下西洋” 的所有官方档案资料,包括用生命和心血创造的航海经验以及有关国防机密等珍贵史料,被政府官员统统烧掉,所以如今无法知道每次远航的确切规模、到达地点和经过情形;幸有郑和随员的一些记述流传下来,如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其他如晚明作者茅元仪的《武备志》,以及一些碑刻等,可供约略揣摩。终有明一代,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文人为郑和写一篇传记,一切官书中都没有关于郑和生卒年月的记载,直到清末的四百多年间,郑和的名字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至于“下西洋”活动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和业绩,早被当局弃之如敝屣,完全沉没于历史的海洋中了。

    如果老老实实地回顾历史,所谓明初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郑和下西洋之类说法,实在难以站得住脚。郑和的航海活动果然会促进中外商人进行海上贸易活动,但这种作用只是昙花一现,随着郑和航海事业的终结,迅即寿终正寝了。

    现代中国人懂得高度评价西方海洋文明,认为航海事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催化了现代进步发达社会的诞生。郑和下西洋虽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可惜的是,如此大规模航海活动只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奢华政治大游行,“恩赏”、“受贡” 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尤其荒唐的是,紧接着自我否定,从此自我闭锁。这样的航海活动,即便早上一千年,即便真的到过欧洲、澳洲、美洲和南北极,结果除了劳民伤财,没有产生涉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意义,难道这不是“万物之灵”遗恨千古的历史大悲剧吗?

    有人以为,不管怎么说,郑和下西洋毕竟显示了中世纪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值得中国人自豪。诚然,就现有残存资料看,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航行规模之大、难度之高、组织之严密,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无法比拟。在十五世纪初,这个庞大船队如何能够进行通讯联络,如何指挥管制,如何实施后勤补给作业?至今仍属不可思议。

    专家们按照记载的船舶尺寸,推算九桅木帆主船的排水量近万吨,要极粗的龙骨才能撑得住,即使现代也造不出这样的木船来,更不要说六百年前了。不知道是资料夸大之误,还是前人确有这个本领,如今失传了。

    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说,郑和下西洋证明中国的航海能力本来一点也不弱。

    中国唐宋两代,海船制造和海运技术都有可观的发展进步。元代因海上漕运需要,带动了海运和贸易事业,无论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超过了唐宋。明初集其大成,郑和航海活动确乎可能体现了中国航海能力的顶峰,遗憾的是,这个顶峰意味着到此终结,不仅自毁自残,美景不再,而且连原有技术也几乎彻底消失了。

    中国历史上曾有不胜自豪的四大发明。但正如鲁迅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法兰西作家雨果尤其辛辣地评说“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有用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明明不长进,不知痛切检讨,反而以“我们的祖宗也曾阔过”洋洋自得,无所觉悟,莫非地道阿Q式悲剧的悲剧?

    至于郑和本身,无疑是个十足悲剧人物。

    胆识超群,与航海有渊源的郑和被明成祖选拔担任“下西洋”正使,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他忍辱负重、不计前恨,顾全大局,义无反顾,劈风斩浪,勇往直前,表现了非同寻常的组织指挥能力,创造了传奇般的辉煌业迹,堪与被处宫刑的文职前辈太史公司马迁悲壮故事遥相辉映。永乐三年5月,郑和初下西洋前夕回乡扫墓,明廷派礼部尚书李至刚为其父撰文立碑,意味着安抚身负重任的郑和,给他家在平滇战役中的罪名作了平反。古怪的是,文中从头到尾没有提到郑和父亲的真名,而只以“马哈只”称之,可怜的郑和该懂得,侥幸争取到的只是朝廷不情不愿的有保留的模糊化平反。目睹朱元璋一朝开国功臣噩运,身处官场险象环生漩涡核心,明白自身卑微敏感背景的郑和,也许意识得到承担的这场轰轰烈烈大戏,隐含着“预后不良”的宿命;但他万万不会想到,“下西洋”功劳苦劳一概付诸东流之余,从此中国航海事业终结,航海科技终结(非但不再发展,原有成果也失传了),实际上中国整个科技发展进步到此终结,中国出现工业革命和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性也告终结,直至西方炮舰重新打开天朝大门的那一天。一部“下西洋”故事如果拍成史诗型电视连续剧,应是令人气结扼腕的自闭自误自恋自怜的华丽苍凉巨型悲剧。如果拍成了嘉年华会式的歌功颂德、自我膨胀式闹剧,那真是悲剧的悲剧了。纪念郑和首航600周年活动中,几乎都是尽力展现“下西洋”的热烈场面、宏大规模和异国风采,缅怀中央帝国盛世勋业,提升伟大民族自豪感;说到航海活动的结局,多归咎宫廷权术之争,指责朝廷中的一些鼠目寸光、妒贤嫉能、阴险毒辣而又身居要冲的大臣,忽略了导致中国实行关门主义的历史悲剧的深刻原因。郑和下西洋悲剧和中国长期发展停滞、落後具有同一病根,因而决定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发展道路。

    这个病根,表面上看好象是体制问题,其实体制是不难改变的,难的是阻碍体制改进,导致体制僵化、倒退、恶化的劣质“心态文化”(作为指导思想的“观念文化”) ,好比某种顽固的“过滤性病毒”,深入脏腑,几同基因,代代相传,不克自拔,不容“万物之灵”最可宝贵的创造性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即便改了体制,只要这种劣质“心态文化”还起作用,也会虚有其表,淮橘变枳,因循依然。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多次提到郑和航海,担心历史悲剧会不会重演。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进入了有史以来上最好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国际接轨大趋势不可阻挡,似乎不必担心重新关上国门;但快速发展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今天,仍不脱“拿来主义”格局,“国民性格”中阻碍创造性循正道顺畅发挥,导致人性异化的“过滤性病毒”,正以新的适应形态如火如荼四处蔓延,抗拒良性体制改革、滋长贪渎腐化顽症、催生“假、大、空” 政绩工程;既不知对症疗法,更谈不上根治,甚至还没有想到弄清因由,离疫苗问世还早。

    倘能以纪念郑和首航600周年为契机,转投部分活动经费,组织学术研究力量,发起大众广泛参与,借题反省,有所得益,茅塞为开,则中华幸甚,世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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