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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破解宋楚瑜的制度竞争
(博讯200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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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楚瑜演讲会的尴尬场面和连战演讲会的舒畅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宋楚瑜演讲的时候,显得十分拘谨木讷,不时的在看讲演稿,下面的学生有的在低头瞌睡,20多次的掌声,而没有一次笑声的讲演,是什么样的讲演?和高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有什么两样?而清华校长顾秉林在开始主持过程的发言中,结结巴巴,几次顿断更正,到了最后更是洋相尽出,把向宋楚瑜赠送礼物说成“捐赠”礼物,引起下面学生的一片嘘声,这还不算,等他把送给宋楚瑜的第一件礼物――一首诗的卷幅展开时,竟然不能将全诗的三十二个字认全!结结巴巴地竟然没有把整首诗念完整就草草结束。(《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在对全世界的实况转播下,文化根底如此欠缺的当代“精英”们及其他们的校长们如何唤起台湾人对华夏文明的认同?!丢人丢到全世界去啦!

     我认为宋楚瑜先生在清华大学的讲演的核心是“政治制度”,这是台湾和中共的分歧关键。他说“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全球布局营运管理的能力和提供全球的竞争力。因此,近50年来的台湾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成功地能够从贫穷翻身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那就是尊重市场、尊重专业和尊重制度。前任的WTO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秘书长、做过泰国副总理的素帕猜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亚洲各国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制度的竞争,谁能够在制度的改革上做得越快越好,才是真正的赢家。 而在可见的未来,两岸在制度的调整上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互通、互补的空间。”在这里宋楚瑜一连强调了四次“制度”,不言而喻,这个制度就是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就是美国、英国、日本、阿富汗、伊拉克、韩国、台湾、俄罗斯等国的民主制度。这里就政治制度的问题,和宋楚瑜先生、亲民党及读者商榷: (博讯 boxun.com)

     一、中共在走东欧的道路

     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发生了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的前十年二十年都发生过类似八九民运的事件,像匈牙利的1956年民主革命,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波兰八十年代的团结工会等都被镇压了。这些事件过去后,我们都看到了民主革命的成功。这些事件奠定了未来民主革命的基础,八九民运也奠定了中国大陆未来民主革命的基础。任何事物发展都是有历史渊源的,八九民运后的民运走向,都可以在八九民运中找到萌芽,以后的民运又把这些民主的萌芽培养壮大,实现八九民运提出的政治改革的目标,完成八九民运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一点在八九民运后的时间里已经让人们看到了。例如:东欧剧变、海外民运蓬勃发展、国内中国民主党成立、中发联成立、法轮功成立、中共加快经济发展等等。八九民运对全世界宣告了中共大势以去,注定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中共之所以没有受到东欧、苏联共产国家倒台时树倒猢狲散的影响,而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存活下来。这主要是苏联建政七十多年后倒台,前有车后有辙,中共从1949年算起,还有20多年执政时间,才能走到苏联老大哥和东欧小兄弟们的墓地。这也应验了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们预言的“镇压这次动乱,至少可以稳定二十年。”(1989年5月)的说法。这样算来,中共在2010年左右可能倒台,很可能走苏联倒台的道路,中共内部会出现开明势力。毛泽东时期相当于斯大林时期,邓小平时期相当于赫鲁晓夫时期,江泽民时期相当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然后中国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政治改革家。

     1、《北京之春》的董事长吾凡认为,中国民运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共内部的开明势力在走苏联民主化道路的问题,他说“要理智的对待中共,不要打倒中共,中共内有不少爱国者和追求改革的人,而且很多人是中国的精英。中共有七千多万党员,家属有两亿多,怎么能打倒呢?要争取中共在经济利益,国际环境变化条件下,自身变化,使之成为放弃一党独裁,遵守《宪法》,这是中国民主化过程目标之一。”(1994年6月)他指出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三个条件,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坚强反对派力量、统治者内部的开明势力。不能忽视统治者内部的开明势力的作用,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作用是很大的。例如:波共在1980年11月10日,同意团结工会合法登记;1988年5月匈共决定实行政治多元化;苏共1989年11月反对用军队镇压东德拆除柏林墙;中共也不是铁板一块,支持八九民运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改革派,1989年春天方励之致邓小平公开信,提出来的释放魏京生、取消反革命罪、承认私有财产等,也被中共在1997年采纳了。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说“党内民主派发挥作用,可以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可能和平过渡到民主。如果党内民主派不发生作用,社会暴力事件发生可能性大。”(1998年6月)可见,中共内部开明派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在东欧、苏联的转型过程中也体现的非常明显。

     方励之说“当中国政府派出坦克来镇压学生,丢掉了假面具,露出来新面目。十年后总结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六四之前不少中国人还相信共产主义,六四后,中共失去了合法性,就连共产党内的很多人,也不再抱幻想。当局现在唯一目的,就是要保住政权。”(1996年8月)八九民运过去十多年来,中共内部的开明势力还没有成长起来,这里关键的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六四问题并没有解决,李鹏、江泽民不仅是六四的刽子手,而且还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不会自己去修理自己的,六四事件会继续困扰中共领导层,使他们胆战心惊的过日子,惨死的冤魂呐喊声就是他们的噩梦。江泽民对参加镇压民主运动的政治局常委们说“你们脑袋掉了,都不知怎么掉的?”(1999年3月)可见,八九民运时中共的戒严令一直没有取消,邓小平临死前还告诫中共领导“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乌呼哉后,谁来保险?所以,我们要把军队、专政机构、共产党员、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页)由于中共老人们的逝世,新一代领导人格外小心,党内严格挑选亲信当接班人,党外严厉打击各种民间团体,使老体制内改革派被抓的抓,控制的控制,新的改革派成长不起来,政治改革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时候去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说“天安门事件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人们知道上街抗议游行,会导致被枪杀,他们当然会三思而后行,所以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学生、市民,都很小心,很难预测下一个政治浪潮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八九年我们看到中共的弱点最充分体现在,他们不能通过政治手段,而必须通过武力解决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些根本方面,现政权并不比八九年领导层更强大,他们只是靠贯性组织,等待着下一场危机的爆发。要让现任领导人为六四平反是很困难的,他们这样做会恢复中共的一些合法性,但另一方面这会在党内引起分裂,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削弱中共的统治。我个人认为,在中共内部,在军队内部,肯定有人认为过去几十年制度有好多问题,但领导推翻六四结论,接下来的改革过程,将会推翻他们继承人的统治。”(1999年6月)他的分析是说,江泽民的领导层,不会为八九民运平反,因为八九民运是他们亲手镇压的。魏京生说“他们还相当顽固坚持邓小平已经走过的那条路,坚持凡是邓小平做过的事一切不能动,好像七八年华国锋凡是派差不多,这样的派别掌握中共政权,很可能不改变,或者倒退,这样有可能把中国引向一个灾难的深渊。”(1999年10月)那样,中共内部的开明势力出现也只有像邓小平担心的那样、民运人士预测的那样、西方国家希望的那样,在第四代、第五代身上了。中共内部开明势力的作用大小好坏,不是决定中共下台不下台的问题,而是决定中共下台时的暴力和非暴力的问题,决定中共尽快下台还是拖延下台的问题。张良在《六四真相》序言中说“中共党内开明派,将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关键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是一个派系庞杂,目标各异,意识形态混乱的大杂烩。中共内部的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对立,甚至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还要尖锐,这一点中共与苏共相似。因而,今天形式上的铁板一块,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均裂,取代共产党的将是共产党内部的新生力量,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痛切,将甚于任何党派,他们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愿望,格外强烈,他们必将团结海内外一切民主力量,在联合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

     2、1999年11月9日,德国人推倒柏林墙十周年庆祝时,把大十字勋章奖给了促使柏林墙倒塌的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柏林墙1989年11月9日拆除这么一回事。戈尔巴乔夫的功绩在于拆除柏林墙时避免了流血的悲剧。戈尔巴乔夫说“柏林墙不是在一朝一夕时间倒塌的,在四年前就开始了,苏联民主化也开始了,东德人知道,布拉格之春也不会在东德重演,华沙的坦克车也不会开进柏林,因此,东德人以拆除柏林墙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自由选择。”他还说“开放政策和民主力量一但释放出来,未来走向已经是不可预测了,这些力量对鼓励东欧变革,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也不能否认,这些力量也助长了苏联境内各共和国的分离意识。”

     戈尔巴乔夫是冷战的结束者,是东德的统一者,他之所以获得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正是由于他为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苏哈托等人,为了人民的利益,放弃了权力,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和那些为了私利而屠杀学生、人民的刽子手相比,他们是多么的伟大,人民永远纪念他们。方励之认为“中国领导人物,从来蔑视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认为他自己拆自己的台的人,中共以八九年镇压民运的方式证明他们不走这条路。东欧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历史的不同。东欧共产党倒台,却使中共统治更加强硬起来。我在1989年认识许多共产党人赞成改革,几个月后对柏林墙倒塌很害怕,共产党的干部们,因此联合在一起,因为,害怕失去他们的天下。我自己也曾是共产党员,总希望共产党自我改革,为了中国的利益,希望中国和平改变。在过去中共内部在许多激烈的变革冲突,中国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解体。”(1999年11月)确实,苏联、东欧的政治改革,引起中共的恐惧,增强了他们镇压八九民运的决心,而后取消了政治改革。日本学者说“由于中国加强了政治上的控制,以及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中国可能暂时会维持国内安定团结,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不可分离的。共产国家的改革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中国可能会出现苏联那样的变化,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1991年5月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

     六四的枪声告诉人们,中共不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不走多党制道路,不走私有化道路是没有出路的,可以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美国学者米尔说“我个人相信,目前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在十年内将会垮台。柏林墙会倒塌,结果柏林墙已经倒塌了。我认为中国今天的中共领导集团,完全是在延续罗马尼亚统治者齐奥塞斯库1985年至1987年的做法,今年中共对付法轮功和当年齐奥塞斯库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所迫害的人民,对当局并没有直接的威胁,他们只不过希望有宗教信仰和崇拜的自由,从这点上,齐奥塞斯库和江泽民的做法是一致的。”(1999年11月)中共的垮台问题是制度本身引起的,并不是外敌的颠覆,人们关心的是,在经济越来越远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制度究竟能够生存多久。香港学者说“苏联大变前一两年的时间里,在西方美欧学者专家们说,苏联和东欧完全不一样的,苏联有俄罗斯专制的传统,是个农业为主的社会,所以,认为东欧的民主化事件在苏联是难发生的。同样,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也认为中国和苏联不一样,中国经济改革普遍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严重的民族冲突,所以,认为东欧、苏联的民主化事件在中国很难发生。这种说法最大毛病是没有看到几种重要因素:一是中国大部分人经历了十年文革和十年改革,他们今天所求的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年龄又是中国的新一代。二是十年改革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条件比东欧、苏联好得多。三是在这个制度下,出现的腐败程度非常高。出现了列宁说的,‘上层没有办法按原来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下层又不愿意接受原来的方式被统治下去,这样的时候革命要到来了。’我认为中国社会大变革是很难避免的了。”(1999年10月)

     苏共保守派在1991年发动的“八一九政变”的失败,标志着世界的一半又回归自由。苏共保守派弄错了时代,他们以为苏联还是个胆战心惊的社会,以为老百姓不会反映,但是他们错了,苏联人民和士兵已经不肯接受旧秩序,并向复辟者提出了挑战。苏共保守派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苏联,阻挡民主进步,但正是他们自己一举结束了苏联,对民主做出了违心的贡献。1991年12月25日,苏联降下了旗帜。在八九民运后,中国人民不接受中共的重新学习雷锋、王杰、焦玉录什么的,而接受学习台湾文化、西方文化,中共元老们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中国再发生民运,军队和人民都会像苏联军队和人民一样,站在民主一边。王丹说“不论什么党执政,只要你推动社会进步,只要你承认自由民主理念。问题在于中共现在不愿放弃他的既得利益,我想这也不是它自己决定的事情,许多事情是大势所趋。我想中国还是一党专制,从一党专制还是能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东欧、苏联就是证据。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乐观的,具体十年五年,我也不是算命的,我想比原来所预想的更快一些。”(1998年4月)底确,从长远看乐观,短期内中共一党专制,像苏联一样,在赫鲁晓夫时期政治改革有一定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有一个长时期镇压时期。这样中共自觉不自觉地在苏联灭亡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现在进入到勃列日涅夫镇压时期,过后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政治改革家,这是不以中共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台湾的理论家柏扬说“中国道路正确,但不平坦,21世纪后,发生贫富不均现象,官员普遍贪污,正义遭到践踏,中国内部产生巨大变革,可能发生革命。如果那样的话,中国人的灾难在后头,只有在和平中找到平衡点,才是中国人的幸运。”(1988年10月)金钟先生在《中国民主道路的选择》一文中说“第三类是苏联、东欧的演变。《开放》杂志以第三代领导为契机探讨过中共15大第三代进入到勃列日涅夫停滞期。笔者指出,江泽民与勃氏执政的相似性,基本思路是中苏两党同治性甚大,源源流长,倾向于中共走苏联的路子可能性较大。当然,中苏之间的差别也不小,笔者1994年访问美国汉学家奥森勃格时,他说‘中苏两国有很大不同,中国不会走苏联瓦解之路。’事实上,两国的演变是有很大的差别,苏共斯大林去世三年后批判斯大林开始,也一直在政治改革上下工夫,经济改革却进展不大。中共恰恰相反,毛泽东死后20多年,政治体制基本没变,经济体制却有大幅度的改革,苏联的瓦解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政治改革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换言之,苏共用三十八年的演变时间,才在俄国重建多党制与议会民主,如此推论,中国如以毛泽东死算起,距三十八年还差十六年,而以中国的封建传统深厚而看,当比苏联的演变更为艰难,所需的时间可能更长。综上所述,理性的选择,自然以最低的社会代价,以和平方式谋求中国结束一党专政,这将有赖于人民与统治者良心的合作,双方缺一不可。1989年的北京学运就是一次大演习,大尝试,但结局显示,当局毫无诚意。今后只要当权者没有认同赵紫阳所主张的必须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对抗,那么冲突和某种暴力的场面仍然会出现。由于中共有强大的军队和专政手段,除非内部分裂,发生全国性的动乱可能性甚低,但不排除印尼和莫斯科“八一九“那样局部暂短的骚乱和武装冲突,在中共以超强度的专制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背景下,既希望体制内的演变乃是一种公平逻辑的判断,这种判断决非贬低体制外的地位与功能,相反,民主运动,大多数民众都是天然体制外的力量,只有他们的抗争批判,体制外的压力,才是体制内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权力可以是历史进步的利器和决定因素,但它决不是历史进步的源泉,中共当局可以一年、两年的拖下去,不给六四平反,但历史终有一天将证明,六四的血没有白流,就象1898年戊戌变法六君子的血没有白流一样,十三年后升起的中华民国满地红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成绩。”(2001年5月)

     二、中共要借鉴台湾的民主化经验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成功经验不仅是中国大陆学习的榜样,也是亚洲各国学习的榜样。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台湾经验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陆,特别是台湾民主化经验,对大陆有着更强烈吸引力。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大陆先走东欧、苏联垮台的路,然后,再走台湾的路?还是在中共执政的情况下,直接走台湾的路?

     1、八九民运后,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而中共幸存下来,十多年来经济有所发展,继续维持着一党专政,许多海内外学者和民运人士认为,大陆可以学习台湾民主化经验,在中共执政的情况下,和平的转化为民主社会。

     例如:香港的吴国光教授说“台湾民主化重要的特点是非常平和。在民主化过程中,权力并没有从执政党转移到反对党手中,那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发生这样的权力转移,这一点给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在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基础的条件下,民众民主意识相当高涨的情况下,民主化完全可以不打断经济进程,不破坏经济建设的情况下,稳步进行。那么,也可以现在执政的人物不下台,能够继续保持权力。可以看到,中国人有能力实现民主化,可能比其它国家实现更和平更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特点,就是中国经济建设不会打断,民主化不可怕。”(1998年6月)戴晴也认为“借鉴台湾六十年代在大陆时国民党一样的专制,到了七十年代,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台湾人民一直争取人权,领导人越来越年轻,新的知识新的结构慢慢形成。比如江泽民的下面有一代、二代、三代,新的领导会有更加开明的政策,变成民主的活力。另一方面就是社会不断争取民主权力,在政府允许的法律之内,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我觉得台湾是个可借鉴的例子。”(1999年6月)王丹也认为大陆也可以像台湾一样和平演变“台湾民主化得以和平运动,国民党的主动变革功不可没,这正是台湾经验的一个方面。蒋经国取消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取消党禁报禁,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也是和平演变的重要转折点。有四个原因:一是政治反对派的壮大。二是美国的压力。三是执政党内部仇恨戒严。四是社会求变心态。从台湾经验上看,中共也面临八十年代国民党的处境,在大陆出现解严这样的举动可谓万事具备,只欠共产党的改革意愿。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大陆出现社会动荡,都希望和平演变顺利进行,这是中共有一定主动权的地方,如果他们有勇气,顺应历史规律,放弃一部分权力和一部分利益,中国稳定的气氛还是相当大的。但是,中共镇压民主党、法轮功,民运转入地下运动,中国的前景更危险。中共反对派应借鉴台湾经验,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它变革,推动和平演变进行。”(1999年6月)王文正教授认为,中共应该学习国民党避免垮台,他说“台湾民主是一场由上而下的革命,执政党认识到压制弊大于利,才有这场不流血的革命。中共现在的处境和国民党20年前的处境有些相同,所不同的是,中共现在还不敢搞政治开放。”(1999年6月)

     他们的观点和满清末年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观点如出一辙,康有为保的是少数民族满清皇帝,而不是汉人的皇帝,在汉族占大多数的国家里,这有可能吗?在说满清是封建王朝杀人如麻,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能保住吗?他们现在要保的是披着共产主义袈裟的封建皇帝,在现代化社会里,共产主义思想、红色旗帜、政教合一的共产主义制度能保存下来吗?在说中共迫害屠杀人民,积怨甚多,要比满清的罪恶还大,民众能够谅解吗?他们忽视了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台湾是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延续和发展;而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政府,中共必须下台,这个国体也必须随之土崩瓦解。

     2、还有许多学者和民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必须先走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倒台的道路,然后再走台湾民主化道路。台湾国民党和大陆共产党有本质区别,两国政治制度有本质区别,决不能混淆。

     例如:金钟先生在《中国民主道路的选择》一文中说“第二类是台湾民主化。国民党的一党独霸统治,即以中共对抗,美苏对抗断交。延之七十年代后期,有台独运动转入党内民主运动,1978年党外言明国事声明,要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到1987年蒋经国晚年得以实现,现在台湾以是一个公认的政治全面开放的民主国家。台湾的民主制度建立,是执政党顺应民主潮流与民意,争取历史主动权的结果。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外国干预,是一次社会成本最低的民主转型。很多人希望中共仿效蒋经国,似乎一纸令下,民主成真,共产党可以和国民党一样继续执政,无下台之余。中共走台湾之路困难在于:一是历来中共称国民党为手下败将,效仿国民党面子变不下来。二是国民党在理性上从没否认西方民主价值观,中共则一直抗拒三权分离,新闻自由。三是历史包袱不同,国民党迁台以来,正式判处的政治死刑犯至1997年只有254人,而大陆仅处决的反革命超过台湾的一万倍,中共的负债性不能低诂。四是国情不同,大小悬殊,对两岸民主实施有影响。”(2001年5月)

     魏京生亲眼观察了台湾民主社会,认识到大陆民主化,必须抛弃中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他说“台湾是靠自己的力量,不像日本、德国靠美国了,而且没有流血,而且还走的非常快,只用十多年时间,而且现在基本比较稳固了。有人说我们帮助共产党,因为中国人根本搞不了民主,我们帮助中共是正当的,反正中共还能稳定中国吧。对这种论调也是一种很有力的驳斥。宣传台湾经验,对大陆搞民主的信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999年11月)

     刘钧铭说“我只是说中国走新加坡、台湾的道路不是很大,或者说非常小,大家知道新加坡、台湾有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经历共产主义,没有经历过极左意识形态,没有加入党的问题,也没有宪法和财产的问题,而在中国今天还是一个不可越的问题。”(2001年6月)

     从中国历史上看,大陆打倒中共后,就是一个民主回归问题,就是要从共产主义回归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来,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三大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里只要把“鞑虏”改为“中共”即可。然后走台湾民主化道路。中国最终走入自由民主的社会,是因为首先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还有相对自由民主的香港、奥门,还有大批的海外民运人士。这在八九民运中台湾、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新闻媒体给予大陆诸多的支持就看到了希望的明天。有目共睹,国共两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竞争,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胜谁负,已经大白于天下。胜利者台湾国民党没有丢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发扬光大了传统文化,实现了民主制度,为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建立了一个基地,树立了榜样,最后两党殊途同归到“三民主义”。失败者中共的马列主义不得人心,封建专制统治越来越让人民愤恨。胜利和失败不是以占有地盘大小来决定的,当年清兵入关占领中原,不是被汉人的先进文化同化了吗?落得各失去满洲国家和民族灭亡的下场。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灭亡都是因为信奉武力,而忽视文化建设,他们不知道最后胜负不在武力,而在于先进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先进的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下来了,台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基地,而大陆中共的马列主义异端邪说是靠武力维持的,一但开放言论自由,是不堪一击的。可以说八九民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学生说八九民运要完成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而五四运动的任务就一个,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科学。但是,任务的内容确有所不同,国民党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是以美国为榜样,共产党学习西方的马列主义是以俄国为榜样,实际上这两个都在中国的局部完成了,一个是国民党在台湾完成了民主和科学,一个是共产党在大陆完成了马列主义。学生们说的没完成五四运动的任务,是指在大陆没有完成民主和科学,而不是马列主义。这是八九民运的灵魂,这从整个运动过程都可以看到,八九民运尽管中共高层次权力斗争占主要方面,但它乘载的民主资源,比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民主运动都多。

     陈奎德教授也认为,只有平反六四,伸张正义,去掉中共政权之后,才能有可靠的民主和平,他说“很难说中国会不会乱,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好的前景存在,使中国在十至十五年之内,逐渐走上民主化道路,而且不会发生重大动乱,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我们当然提倡宽容,提倡谅解,提倡全国最后大和解,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基本的帐目清算的话,这个和平是不可靠的,这种所谓宽容不可能长久的。现在还有一个偶然因素,这十年进展比较缓慢,现在中国最高层,有些个别领导人,和六四这件事有个人牵连的,只要这一批人去掉了,我想将来中国政治发展前景应该说完全是在国际大环境下和国内大气候下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可以比较和平的转型。”(1998年3月)

     严家其从中共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修宪情况,看到中共灭亡的前景,他说“结论:中国一定要实现民主,不是讲的五十年,在今后的十年或捎稍长的时间走向民主。因为,中国在2002年江泽民下台,2008年新上来的中共领导人也下台。中共《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和总理,不得长期连任,在中国有影响,在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经济的发展,大陆一定要走上民主。六四翻案将会推进大陆民主,这是大陆民主化的起点,所以纪念六四有深远意义。(1999年6月)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修改《宪法》开始的,他规定了中共领导人的任职年限,有一定进步意义;江泽民在1997年邓小平死了亲政后,也象征性的修改了一点《宪法》。修宪在民主运动中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东欧、苏联剧变后都基本又回到原来的宪法,南美也回到原来的宪法,我们中国可以回到1946年国民党执政时的宪法,“三民主义”是旗帜,当时各个民主党派参加制定的,是辛亥革命后的最好一部宪法。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要结合台湾等民主国家的现行宪法,这样的宪政民主运动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封丛德认为,中共要先走苏联、东欧的道路,因为,大陆是共产党国家,“台湾和大陆不一样,差别很大。台湾是尊重私有产权的,以前他们的政治是高压,现在他们的政治也不宽舒,但他们一直在尊重私有产权的。而大陆《宪法》明确规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而公有制和自由经济是不相容的。现在的希望也是在这里,也就是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公有制,在逐渐收缩,而民间经济在逐渐的扩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国家不掌握主要经济的时候,民主速求就会自然到来。个体经济扩张到最后,要求对产权的尊重,因为没有产权的尊重,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代趋势中共是最后一个共产党阵地了,实际上它十分孤立,最后也不得不走苏联、东欧的道路。我相信大概会像东欧社会主义那样改造,而不是台湾的道路,大体上先经济发展,然后是经济多元化,这一点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一点实际上整个人类历史也都一样。”(1996年8月)他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中共必须先走苏联、东欧的道路,而不是台湾的道路,原因十分明确,就是大陆是一党专政的公有制。但他不否认,抛弃共产主义制度后,全人类民主化道路差不多都一样的。中国必须先去掉满清封建制度,然后才能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决定的。试想,孙中山不通过民主革命去掉满清的长辫子,现在的民主派不通过民主革命去掉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民主化有可能吗?台湾的民主化是先去掉了封建专制后,自然和平演变成功的,而大陆和台湾没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大陆还没有去掉封建专制的中共,只有去掉了中共,才能学习台湾经验和平演变为民主社会。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当然,台湾的先进文化、经济、政治在不断的潜移默化影响着大陆,也就是说在发生着量变。1999年5月1日,香港举办“展望中国民主前程国际研讨会”,“港知联”主席司徒华说“中国集权制度建立用了五十年时间,民主化至少也要三十年时间。有三件事对中国民主化起作用:一是因特网,打破了中共对新闻的封锁。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破了中共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公有制。三是新阶级产生,冲击中共政权基础,也就是工农联盟。”他也是说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中国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

     3、上面两种观点,很明显第一种在中共不下台条件下,中国实现民主化是错误的。我们看到,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大大小小都经过了民主革命,不论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波兰,还是苏联“八一九”政变失败,导致了红旗落地。那么中共也必然步入苏联的后尘,不论大小一定会发生民主革命的,就是和当年孙中山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及立宪派的论战一样,因为满清民族矛盾和民主矛盾合二为一 ,民主化进程中必然会发生革命。所以,孙中山提出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睹其祸害之末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905年民报贺刊词》)的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成功说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中国大陆是封建专制和共产主义合二为一的,其实,也是民族矛盾和民主矛盾合二为一,民族矛盾是西藏、新疆等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民主矛盾是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与中共的矛盾。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必然会发生革命,没有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在一起行动,就不会打破这合二为一的强大的中共专制政权。正因为中共是这种政教合一的政府,才胆战心惊的害怕民主和民族革命,死守专制不放手,疯狂镇压中国民主党、法轮功、台独、藏独、疆独等。中国民主化进程必须推翻中共统治,解除“四项基本原则”,把台湾、西藏、新疆、香港、澳门等分裂出去;同时必须打破封建专制周期循环,建立民主制度,这也是重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那种希望中共不下台,就可以直接像台湾国民党一样,通过执政党改革和平实现民主化,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只是和中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知识分子们,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已。这和戊戌变法后的康梁改革派,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一样,看不到不推翻满清王朝,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走向,结果历史证明了孙中山民主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制度在台湾延续下来,而大陆中共政权是满清专制制度的延续,两党有本质的不同,不要被中共表面经济发展的现象迷惑。八九民运时的许多学生没有看清中共的封建专制本质,把中共封建专制和西方现代化的民主制度相互混淆,把民主制度下的绝食、示威等形式拿到中共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来使用,结果是血腥的屠杀。这里我们不要再犯混淆是非的错误,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在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已经建立,以后的民主化只是对制度的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中国大陆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中共不下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宪法》还存在,共产党的红旗还在天安门广场飘扬,毛泽东的画像、纪念堂还在天安门广场上,大陆就不可能走台湾民主化的道路,这已经被无数次历史经验教训证明了的。八九民运要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话,就不会酿成那么大的六四惨案。知识分子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坚定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没有形成合力抗争中共,到头来只能再一次用鲜血擦亮了眼睛。魏京生说“不管怎么说,中国从根本上讲是个共产党集权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1999年12月)这样我们可以十分清晰的预测到,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道路先走苏联民主化的道路,然后再走台湾的民主化的道路,这并不矛盾,在实际运作上二者可能相差无几,而且相互促进。其原因有三点:一是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最大堡垒,它倒台后,中共成了共产国家的最大堡垒。资本主义世界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中共身上,众矢之的,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已经形成。二是苏联是个多民族农业生产为主的大国,中国也一样,民族矛盾在民主化过程上起到一定分化作用,就是民族矛盾借助民主化有的也尖锐起来,国家分裂以成为必然趋势,苏联解体后成立了独联体,中共倒台后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迟早会发生独立的。三是苏共倒台后退回到俄罗斯杜马议会的民主国家。中共倒台后,会恢复到孙中山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共走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道路之后,怎样学习借鉴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呢?大陆学者刘钧铭说“台湾经验表明,在中国这个土壤上,有中国国民性基础上,是可以构建民主制度的。不论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评价,证明它怎么有利于民主,或多么不利于民主,中国能驾驭这样的民主。”(1994年3月)确实,从台湾民主化过程来看,台湾民主化经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绝对比任何外国经验都值得借鉴。民主制度建立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台湾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时,就已经确立,以后只是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共倒台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后,就是要走台湾民主化道路,逐步完善民主制度。

     旅美学者郑敦仁认为“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是1986年,当时将经国赞成六大改革,开放党禁报禁,台湾民主转型用了十年时间,在1986年到1990年这前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改革旧体制,如解严开放党禁报禁等,后一段时间里建立了新体制,包括修宪,最后一步是1996年3月全民选举总统。”(1998年11月)台湾大学的许卓仁说“国民党开放党禁报禁也是形势所迫,如果继续镇压的话,最多在过十几年,就可能发生革命。一个是革命,大家垮,一个是革新,大家共存,两种作为选择。”(1998年8月)在这个民主革新过程中,将经国、孙会玄,《联合报》及《中国时报》是关键的因素。将经国的功劳有两点,一是在关键时候,不许特务镇压群众。二是选拔本省优秀人才予以重用。李登辉的功劳也有两点,一是他把国民大会间接选举制改为全民普选,二是他在总统,以本省人的身份做了外省人不能做的工作。”(1998年11月)巴黎大学教授高进说“有多党民主竞争,政治才会越搞越好,老百姓才会幸福。一党执政,不许在野党存在,会倒致执政党的麻痹大意,不图进步。我想同是中国人,台湾能民主,大陆为什么不能?大陆民主了,台独不台独对台湾人不是个问题了。不论台湾人大陆人,都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自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台湾人在某些方面保存得比大陆更彻底。”(1999年7月)历史不论现在和将来都将证明,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正因为台湾的存在,才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至于绝代,才使整个中国走上民主道路。

     三、三民主义一统华夏

     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民主制度的完善是两回事,是先确立后完善。台湾民主制度的确立是1911年1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延续下来的,这一百年来是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中共复辟了封建专制制度,就没有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延续问题,就存在重新确立民主制度的问题,也就存在着新的辛亥革命问题,新的文化运动问题,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因为大陆是中共执政,这就必须要先走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倒台的道路,然后再走台湾确立民主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道路。

     1、 实际上,东欧、苏联共产党倒台后,都倒退到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上去了。中国大陆和他们不同的是,有个台湾民主制度做参照物,可以直接回来比照学习,这是个优越的民主化条件,不用完全倒退到中共建政前的状态中去了。其实,这一优越的民主化条件一直在起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外资百分之九十都是台湾等地华侨投入的就是个证明。正是这股强大的经济力量,保证了大陆民主化以和平演变方式进行着,而没有发生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方式的剧变。

     但是,大陆走上东欧、苏联共产国家倒台的道路,再走上台湾民主化道路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这个问题有许多民运人士和学者在研究。中共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严家其先生对这一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在八九民运前,他在废除中共最高级领导职务终身制度上做出了突出贡献。1975年7月,写了《民主问题考察记》,指出“只要存在终身制,就会有王朝,国家就将陷入没有尽头的王朝循环的圈子里,压迫、反抗、改革,新王朝建立,循环往复,永无止息。”1979年初,他参加了理论务虚会,提出“必须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

     1979年10月,参加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又谈到取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事实上的终身制。1982年12月,中国《宪法》颁布,规定共和国的国家元首(主席)和政府首脑(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八九民运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就这一条把它通过《宪法》固定下来了,也看到它在以后的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就像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一样,袁世凯废除它就得下台。我们预见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2003年中共人代会上,这一条款必然起到有限的积极作用。

     八九民运后,严家其被迫流亡海外,在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上又提出了建立联邦制度的构想,他认为“中国走联邦制的道路,有民主、多党制、自由选举,才有联邦制的实现。”(1998年9月在台湾举办的联邦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魏京生认为“中国非常大,人口多,各地区情况非常不一样,利益不同,语言不同,这种情况下,搞成大统一的话,那就会搞成一党专政或个人独裁,地方要实行自治。”(1998年2月)他们谈到的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要建立民主国家,就必须有民主的政体,那么最适合中国的就是联邦制。如果还按照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去搞民主,还要走上专政独裁的道路。学习美国联邦制经验是正确的,严家其说“六四亡命国外以后,感到祖国这个字眼的沉重,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既不是祖国,又不是共和国。中国的出路在于创立民主的联邦的第二共和国,还祖国以神圣。”(1991年6月)他的建立联邦制的设想,要比中共大统一思想进步的多,联邦制在民主国家以有许多成功的先例,例如美国等。他批评大陆不是共和国,也不是祖国,而祖国是将创立的民主的联邦制的第二共和国,显然第一共和国是指中华民国。更主要的是这一观点,能把海外的民运联系起来,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西藏、新疆等民运组织。

     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写的《大同书》,离中国现实社会太遥远了,他说“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他提出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孙中山先生也顶礼膜拜,毛泽东也建立了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刘晓波指出“中国人没意识到,人从专制主义解放出来的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变封建主义的公有制(普天下莫非王土),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个人权力得以全面实现的基础。”(《启蒙的悲剧》)事实上,搞成大统一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得不搞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一提到中国民主化,就想到包括整个中国版图,殊不知台湾、香港、澳门的现代化是大陆望尘莫及的,而西藏、新疆等地更不是汉族的领地。孙中山要搞大统一,结果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蒋介石搞大统一,结果是中共复辟了封建王朝,把大陆牺牲给共产专制,中华民国退守台湾。毛泽东搞大统一,他本人成了当代秦始皇,造成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大悲剧。邓小平搞大统一,把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屠杀成千上万要求民主的学生和民众。江泽民死守大统一不放,大杀民运人士、法轮功等无辜民众,下场可见而知。

     方励之说“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一向是漫长艰难的。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条路还会漫长艰难的,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可能要几十年,需要一代人,或者更长时间。”(1991年5月)中国民主化道路之所以漫长,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把大统一的思想和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具体说是把中国和中共混为一谈,谁也不敢越出这个禁区,怕被人们斥责为卖国贼。刘小波说“新中国不应该是传统中国的继续,而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中国。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在爱国主义的掩盖下,错杀无数人,干尽灭绝人性之事,难道就能因为爱国主义这个动听的名称而原谅吗?”(1988年5月《启蒙的悲剧》)中国建立联邦制国家也似乎继承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也没有跳出中华大统一的思维模式。但是民主化的中华联邦共和国,要比中共建立的假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好的多。因为,中国既使台湾、香港、澳门、西藏、新疆等分户立灶,也还是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极不平衡。这就要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实行低层次民主,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高层次民主,以多种民主层次来维护统一,把专制集权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把漫长的民主化道路缩短。

     2、 新世纪中国人建立新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就要变成现实,这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国人的共识。新中国不是传统封建专制的继续,而是民主化的中国,这也是海内外中国人的共识。新中国建立的过程和面貌,已经让人们从苏联下台中略见一斑。

     (1)、民运继续进行了十多年,中共内部民主派或开明派上台支持民运。被迫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梵帝冈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教皇在大陆任命主教和神职人员,成百上千万的民众公开加入教会。同时,法轮功、中功等宗教团体也合法住注册,开展活动。

     (2)、中共被迫开放报禁。各种独立报刊杂志电台纷纷发表批判中共的文章,要求惩治腐败,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实行政治改革,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制度。

     (3)、中共被迫开放党禁。被中共取缔的中国民主党、人权观察、反腐败观察、文化复兴党、中发联等等民运党派团体,从地下转入地上,掀起宪章政治民主运动。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领导下,学生还是运动的先锋,发展成为全国民众游行示威反对中共的民主运动,他们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要求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行多党制,民主选举领导人。中共保守派动用军队镇压,但军队站在人民一边,中共政府倒台。

     (4)、建立民主制度。全球华人都支持民运,海外民运人士纷纷回国参加民运,国内外民运人士组成临时政府,中国实行三权分离的民主制度,军队国家化。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共和国,实行联邦制。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新的国旗、国徽带有中华民族的图腾龙的形象。改国歌、国庆节,新国歌、国庆节带有民主性质。实行新《宪法》,公民自由选举中华共和国的第一任政府和总统。废除中共一切封建专制和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定各种民主制度的法律。制定抚恤法规,为在中共统治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杀害的迫害至死的民运人士、宗教人士、人民群众抚恤昭雪。

     (5)、复兴中华文化。民主政府要公开中共所有档案文献,揭露中共黑暗的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重新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删除教科书里中共封建专制内容,还历史本来面貌,宣传民主思想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摘除挂在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领袖、英雄人物的画像、标语、标志等;拆除中共领导人物、英雄人物的纪念馆、纪念碑。建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八九民运等纪念馆和民主革命烈士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设民主女神塑像。成立民主大学,设立民主节日等。

     3、中国大陆封建专制政权的非程序更迭什么时候能打破?怎样打破?很明显,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秦朝是初期,汉代进一步完善,到清朝更加完备。那么打破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过程。到目前已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事件,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第一次是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最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初步打破了中国的停滞型经济结构和超稳定型的政治结构,为传统中国社会注入一股资本主义血液。第二次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进一步打破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型政治结构它不仅推翻了清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制度,而且初步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第三次是1998年台湾首次民主选举国家总统,李登辉当选,完全打破了封建专制超稳定结构,在台湾实现了政治现代化。这三次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正如《河殇》说的“真正特殊的不是东方古老的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台湾的民主制度,这一中华民族的光辉榜样。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奇特现象,就是由封建制度周期循环造成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在天下分裂之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偏南一隅保存下来,待到分久必合之时,这些保存下来的优秀文化,又发芽、开花、结果。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渊源流传。例如:春秋战国时的鲁国,偏安江南的东晋,还有两宋、,现在的台湾也一样。1949年台湾民主制度和大陆封建制度分道扬镳以后,台湾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引下,逐步实现了现代化,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下来,成为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的复兴基地。张孝炎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专制独裁,不能持久的,国民党不是不喜欢大权独揽,而是认识到,阻挡民主化无意于自掘坟墓。”(1996年5月)中国民主化的正常之路在台湾,它走过的民主道路,大陆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地在学习,台湾保持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回流到大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要不是有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大陆和封建专制相结合,建立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过程,那么大陆也会和台湾一样,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指引下,享受在民主的阳光中。学者柏扬说“国民党就是由于独裁专制而失去大陆的。假如不实行民主,国民党也会失去台湾,民主化使国民党受到了冲击,也因此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共产党当年打败国民党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民主,没想到共产党当政后,反而比国民党更加独裁。”(1989年6月3日《从五四到六四民主向何处》)

     总之,宋楚瑜在5月7日一行抵达中山陵拜谒,在祭堂祭拜之后,宋楚瑜在中山陵现场题字:“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一统华夏”。他解释说,“这是中山先生的精神,希望三民主义能够一统华夏”。中国的希望好就好在有民主化的榜样——台湾,它给中华民族开创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光明大道,它告戒大陆民众怎样才能冲破封建专制的周期性循环,那就是勇往直前的走民主化道路。具体怎样走?台湾金门岛上有一条标语:“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魏京生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完全是自己摸索和实践的,它打破了中国人不能实现民主的神话。台湾民主制度的成功,不仅对大陆有意义,东亚、东南亚都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个促进。”(1999年5月11日在加拿大纪念八九民运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可以预测到,在大陆结束中共封建统治,打破封建超稳定型政治结构,冲破封建专制的周期循环,建立真正的中华共和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要我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去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变为现实。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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