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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王道、霸道和人道
(博讯200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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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如何打精神战争”一文中,曾经不客气地指出:『 当前有些中国读书人,意识到当“跟屁虫”去全盘西化”有点此路不通(不可能通)时,又回过头来当自己先人的“跟屁虫”向后看,想从数千年积累下来的“陈芝麻拦谷子”堆中重新花力气翻找,虽然美其名曰积极“复兴”,实则骨子里是想偷懒“复辟”。这样做的结果(包括建立所谓的“东亚儒家圈”在内),不但事半功倍地要多走冤枉路,甚至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

     但是根据以往交过手的经验,知道他们很清楚仅靠那种用来打文字官司的强辩、诡辩之类小把戏,是无法跟有“新理论”和科学“认识论”理论做靠山和后台的雄辩来抗衡的。所只能下足装“忍、难得糊涂”的功夫,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当成“城门”,靠权力挂出“免战牌”来把笔者的文字堵在门外,以便突显笔者乃一不屑一顾的“唐吉科德”是也。所以趁这些人还没有改变战术一拥而上,想以少胜多打混仗的机会,尽可能地把一些读书人至今还嘟嘟囔囔地、说不清道不白,只能拿出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误人子弟的概念,尝试在“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层次上重新加以解释,创造一个“有比较才有鉴别”的客观条件。以便将来为误判“落后”的中国文化平反时,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不至于再像被他人戴上眼罩的“驴子”,只知道一个劲地拉着中国社会的大“磨”兜圈子,磨着那一堆堆古人留下的、早已经过了保鲜期的“陈芝麻烂谷子”,还以为自己在“进步”着呢! (博讯 boxun.com)

    这“王道”和“霸道”概念的正确理解和应用,就是一个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典型。

    可以认为,所谓的“王道”和“霸道”,其实都是供统治者选择的统治手段或方法。只是表象上一柔一钢,分别代表了一个完整概念(关于统治方式)的两种可能的极端形式。前者就是所谓的“仁政”,要求统治者以一种比较柔软的身段和手法来包装自己的形象,用由儒家学者制定的道德规范标准来教化民众自觉遵守为主、惩罚手段为辅的办法,来让被统治者认可、接受自己的统治。这可以用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以及后来周文王、武王的那个年代为“王道”的代表;后者则属于一种和仁政对立的、带有硬性强迫意味的统治方式,以要大家都要遵守事前公布的、由法家学者帮统治者制定的法制、法律,无条件接受以这种的名义进行的管理,用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做到过),骗得被统治者的认可、接受自己的统治;两者虽然方式手段迥异,但目的却殊途同归地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巩固和维持自己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统治,秦始皇时代就是“霸道”的代表 。其实中国人只要客观地联想想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现,就不难理解,“法制”的本质上也是一种“霸道”。

    如果孤立地、就事论事地来看,“王道”似乎比较容易形成和平和谐的社会,理应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但是不幸的是,历史事实证明,这两种方式往往总是会交替出现,客观上有点“不知好歹”的味道。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完全是因为古代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一些先贤如孔子、孟子、老子等儒(或道)家,受时代环境和物质文明(主要是资讯)条件的限制(无法更客观地见多识广),只能站在“只知其然“的层次上来认识和解释事物的表象,并试图提出解决办法的缘故。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像西方的达尔文那样,主动去跟猴子攀上亲戚,把自己说成是“高等动物”。却也的确不求甚解地来认识自己,没有分清“天性”和“人性”这两个有原则和层次区别的概念,更认识不到两者之间的上下互动、制约关系。反而提出什么性善、性恶、有私、无私、克己复礼之类的“昏论”(孔子的“父子互隐(互相包庇)为直”就是一例),让他们的学生后代读书人,为此没完没了地打了几千年的“文字官司”,到今天都结不了案。 而要是用“新理论”来认识、解释这个问题是一点也不困难的。

    其实上面对王道的肯定,是在不考虑天性影响的、静止的理想状态下得出的。而这种理想状态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上面提到历史上“王道”在表象上成功的几个朝代,大多都是年代久远 ,查无实据的。所谓的历史记载,相当一部分可能都只不过是在儒家“为尊者讳”思想指导下编出来的“善意的谎言”。就算后来有几个具体的朝代可以勉强拉来“充数”,也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在位的皇帝,本身具有的杰出才能,以及聚集在他周围的许多优秀部属人才或下级助手的协助,加上前朝在倒台前一定会产生的腐败无能(否则不会被推翻)造成的社会灾难、动乱,对比之下引起的“人心思定”倾向,形成客观支持的民意,靠潜意识人性对天性的约束,比较容易创建起一个稳定、发展繁荣的时代。非要一相情愿地,将其归功于实行“王道”的结果,是很牵强附会的。

    但是由于包括孔子、老子在内的“王道”的支持鼓吹者们,从来没有搞出过一个可以从本质上正确认识、解释所有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能够经得起推敲检验的理论(所以他们的学生,才会有靠打文字官司为职业的机会)只能从表象层次上,谈什么人之“性”,“君轻民贵”“官道、民道”之类,看起来好像不错,也符合多数民心,却根本办不到的“馊主意”。因为他们至死也不知道“人性”到底是什么?所以许多中国人到今天还连“食色性”的标点符号都不会打(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食、色,性也。”,也就是说 ,前两者都是一种不用教就会的、人的本能)。结果以讹传讹地,把它们“三位一体”地当成了“人性”,拿来做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腐化的“挡箭牌”。把是个活物就有,而且不能去除的自私、贪婪、性欲等普遍的天性,错当成可以按他们主观意愿改变或塑造的“人性”。才使得后人误以为前面提到过的“盛世”,是“跟屁”他们的主张,实行“王道”的结果。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要吃事实赏给他们的耳光。因为包括皇帝和他们自己在内(以主张“食不厌精”的孔子为代表)的所有男人女人,由于自私贪婪的天性本能从中“拉皮条”,自然而然地要追求金钱物质、美女美男的享受,一旦环境条件允许,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地要向贪污腐败靠拢。这种风气“上行下效”扩散的结果,人人都想各显神通地根据自己的条件来仿效:或做贪官污吏:或做鸡当鸭(男女娼妓);或当小偷强盗:或不择手段伤天害理地坑蒙拐骗:甚至参加江湖黑社会 、和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地直接欺压、掠夺百姓;使得社会从此恶性循环地开始走下坡路。而一旦统治阶层开始腐败,就必然地造成政府无能,就要受到异族、邻国的骚扰欺负,整个社会就逐渐又变成乱世。为下一次改朝换代创造了条件。

    可惜后来的那些“王道”鼓吹者们,面对社会现实,却不知道带头检讨那种理论的先天性缺失,以及自己不能以身作则的“师之惰”。除了文过饰非地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不痛不痒哀叹之外,完全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被迫以类似西方的“两党制”(可以与时俱进地“跟屁”一下,改称他们为“儒(家)党”、“法(家)党”)那样,灰溜溜地让位于从秦始皇年代就开始的竞争对手(法家),让后者以皇帝 的权力为靠山,重新打起“法治”的旗号,自己则又沦为以指出他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正确的“在野党“,再一次把“东山再起”的希望,重新寄托于在台上的对手的失败、而不是自己的励精图治“浴火重生”,没出息到了极点。而中国历史,也就在忽而“独尊儒(家)”,忽而“独尊法(家)”。让这两“党”代表的理念 ,轮流上台开“一言堂”(谁当掌柜都一样)的执政中反复!

    不幸的是,由于儒、法这两大“党”(其它小党理念更不值一提)所鼓吹的理论,都是在表象层次上认识人类和社会的结果,因此提出的所有治国的“菜谱”,都只能“烹饪”出虽然味道各有不同,却同样难以天天下咽的“小菜”。时间一长后实在受不了,社会大众只能靠忘却的本能,重新把那个跟现在的这位同样蹩脚,一点也不更高明的“厨师”,再请回来重新主理,或王道或霸道地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那么,难道我们除了只能由两个“烂厨师”来轮流主理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当然不是。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王道”的仁政或“霸道”的法治,都是为代表某一个集团利益的统治者 (无论是代表无产阶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少数,都一样),来“出谋划策”所提供的选择方案。现在带着理应是社会真正主人的民众,来讨论“哪个统治方案好”,等于已经落入被设计好的陷阱或圈套,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承认了自己的“被统治者”地位,和“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一样,真是荒唐而岂有此理 ,注定永无出头之日(西方也不例外)!

    这本来也就是古代那些“先贤”们的苦心或本意。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也不敢想什么“民主”(认为那是“犯上”的大逆不道)。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先主动牺牲掉跟皇帝之类的统治者毫无区别的其他社会人的“人权”,让他们降格成低一等的“子民”,纳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道德规范。然后再以利害关系的得失,来劝说已经占了便宜的统治者,劝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要用爱心、善心去实行王道、仁政。证明他们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早就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民主事实。结果被西方“正打歪着”地抢先提出来一个所谓i“民主”的概念(接下来却将其引向“选举”的歧途)。所以从这样的表象上,说中国文化“落后”也是有“道理”的 ,终于让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以为“民主”是他们发明的“专利”。拿到全世界,打着“人权、法制”的旗号(其实本质上跟法家的主张一样)以肉体战争的武力“霸道”,向全世界推销,并趁机收取“专利保护费”。要是在这样的本质层次上,来认识和解释他们今天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 就不会有任何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其次,如果用“新理论”和科学“认识论”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无论“王道和霸道”,都是讨论关于统治者如何实行有效统治的“方法论”,从技术层面来看并没有错。而真正的问题是出在用错了统治对象和场合,把“天子们”统治地球的方法,被一部分人错用到了自己同类头上的缘故(详细阐述,请参阅拙文论“精神战争” ),这也是和任何显性或隐性民主概念格格不入的,是“新理论”根本不承认当前西方有 真正“民主”的必要、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但是,如果把人类整体,根据科学分类学的特殊性逻辑原则,从要和其它那些“高等动物”平起平坐的层次,拨乱反正地提升到(整体)要统治地球(事实就是如此)的“天子”层次再来看,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比如“王道”就是提倡对地球生态实行“仁政”:要爱民如子(善待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为民间创造休养生息的条件,藏富于民(保护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尽量不扰民(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带头实行节俭,决不暴殄天物(过度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不横征暴敛,体恤众生疾苦(保护野生动物):……等。总之,王道就是要“天子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荣华富贵”同时,不忘尽量为自己和下一代要接班的“天子们”创建一个雄厚的 王朝基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保证人类能够永远“坐稳江山”不易主。

    而霸道则对应于昏君、暴君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只知道在自己的“紫禁城(社会)”里面,一味寻欢作乐,沉溺于歌舞升平的淫乱生活中,不思进取,恣意挥霍国库钱财(自然资源),为了取得“爱妃(商业动机)”欢心,滥杀无辜(野生动物),视生命如儿戏。人为制造对水或大气环境的污染(相当于皇帝以不当行为,陷自己的全体子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对 民间(自然界)疾苦不闻不问,只知横征暴敛、索取无度,陷众生(子民)于自生自灭的水深火热之中(生态环境恶化,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要代行“天”的权力,来改造基因,其后果( 如SARS、爱滋病、禽流感等)只要看看中国历代所有昏君、暴君的下场就知道了。

    既然“王道”或“霸道”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那人类如何管理自己的社会呢?难道要向西方社会理论指出的那样,在自己的“紫禁城”里实行“丛林法则”吗?这当然是天大的笑话(他们的整体水平,就和古时中国那个在饥荒时要百姓去“吃肉糜”的昏君差不多)!那又应该怎么办呢?当然不用“杞人忧天”。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提供的联想、思辨能力(但千万不能靠先人在只知其然的层次上留下的“馊主意”),从西方社会并非一无是处(虽然绝对弊大于利)的实践中,获得可以超越自己过去的启发。那就是:

    对人类自己内部,唯一的整合方法,就是坚持相互尊重以“平等、尊严和精神自由”为代表的人权(不是联合国那个什么“人权宣言”之类的“假冒伪劣品”),宣布在自己内部永远彻底放弃动物般原始野蛮和恐怖的”肉体战争”,坚持依靠“精神战争处理国家、民族之间(都属于“紫禁城”里面发生的)问题的真正“人道”!

    其实当年孔夫子就有一句名言“必也正名乎”,并由此引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结论。没想到两千多年过去,今天才派上用场。要是我们拿这段话来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实在是再准确不过的了。因为事实上被我们当作圭臬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就从来没有像他们自然科学领域的同事那样,以认真负责、反复验证的严谨科学态度,来为自己提出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重要概念正过名,只知道以在物质文明发展中抢得的先机,利用由此获得的实力来行“指鹿为马”的霸道,在说不出道理时,就像暴君一样地,用武力强迫他人接受他们绝对错误的理念。这只要用上面提出来的观点,和他们今天还在坚持鼓吹的东西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以为这种理论可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灾难和困难,就像以为用“天园地方”的观念,就可以从事“宇宙航行探测事业”一样的荒唐!

    这本来应该是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对世界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义务、和让自己走出困境的契机。可惜这种先人为我们积累的文化财富,已经丰富到像台湾人说的“淹脚目”(当然他们指的是钱而不是精神)可以放手挥霍的地步,又应了“富不过三代”的箴言。只知道把这种“财富”用在玩琴棋书画、谈论风花雪月的文字游戏,或沉溺于打文字官司,在“窝里斗”中消耗殆尽 。到了今天,居然连辨别笔者文字是非对错的表态能力都没有。对笔者的公开挑战一味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地,故意当作根本不存在。却物极必反地又以为自己一无所有,要去当先人或西方的“跟屁虫”。拿已经被事实宣布“破产”的所谓“民主”“言论自由”来埋怨自己的政府,陷其于进退两难的处境。最后的损失,肯定还得由大多数无法“乘桴浮于海(跑到外国去)”的中国人来“买单”!

    记得笔者在美国花12年时间,要挑战西方错误的社会理论不果时,在回国前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别了,美国!”(已经公开发表在当时的博讯新闻网上)的文字中,直接指美国是除了钱以外、一无所有的“精神穷光蛋”,一个不敢接受挑战、打精神战争的“胆小鬼”。至今非但没有改变、收回这个结论的意思,反而积累了更多的事实,证明是他们(而不是什么“恐怖份子”)在错误的社会理论教唆下,为了经济目的私利,把全世界带入战争和灾难的深渊!

    但是笔者现在无意要咬住不放地一味谴责他们,这有违“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应该首先检讨自己配不配“为人师表”的问题。

    但是要特别强调那篇文章中另外的一段文字:『也许可以作一个大胆的预言,这种绝对源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甚至首先以中国文字表达出来的新理论 (指新人类社会学),将象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在东方开花、西方结果。在一个更高的认识层次上,向人类明确提示他们应该做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这也是完全符合“穷则思变”的辩证规律的。和那种只知道捧着文化金饭碗去要可乐、汉堡的破落户纨绔子弟相比,真正精神上“一穷二白”(要不怎么会把一个嚷嚷“上帝已死(其实上帝就从来没有活过,当然也不会死)”,最后自己也自杀的疯子,推崇为“伟大的哲学家”呢?)的“穷光蛋”,也许会更有突破旧观念、接受新思维的动力和能力。所以现在要尝试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呼吁:

    欢迎一部分想“先富起来”的精神“穷光蛋”们,勇敢地站出来跟笔者学会打一场“精神战争”,搞清楚要在自己同类间只能实行真正的“人道”的道理。然后带头和全世界的“天子们”,主动批判、放弃绝对不可行(必遭“天谴”或者说大自然的惩罚)的“霸道”方式,一起担负起以王道、仁政来统治地球的大任!

    (其它相关文字,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从同名文字的链接中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0rg/05/czl50424.html)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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