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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及其传人为何既要“反日”又要“谢日”
(博讯2005年4月18日)
    
    
     (一) (博讯 boxun.com)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之间有如下的一段对话:“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在毛泽东的字典里,“中国”和“中国人民”均应当读作“中共”。)
      
      在与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谈话时,毛泽东也说过相同意思的话: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谢日”言论刚刚登网时,其真实性曾受到广泛质疑。许多读中国历史教科书长大的网友,不相信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和盖世伟人会讲出这么令人作呕的话。其实,他们只要读过一两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就不会对毛泽东的由衷之言产生怀疑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不许杀蒋介石,中共和张杨不得不放虎归山。回到南京后的蒋介石,虽然答应同中共谈判,但在谈判中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在与周恩来的庐山谈判中,蒋介石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各自推出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由“国民革命同盟会”替代中共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不设总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来做事”。中共中央迫于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压力,于1937年6月25日决定作出重大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同意“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对“国民革命同盟会”替代中共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不加反对”;同意由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的一人担任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外出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期托故不去”。7月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带着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飞抵上海,准备参加新一轮谈判,就在当天夜里,“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这时,蒋介石忙于调兵遣将,既要组织华北抗战,又准备一举围歼驻沪日军,没有精力与周恩来扯皮,就让张冲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放宽了一些条件,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参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版。)
      
      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的适时爆发,中共的党政军权力统统都要交给蒋介石了(这是斯大林旨意和蒋介石压力的共同产物),三十年代末的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十年后的张澜,甚至有可能成为六十年后的魏京生(国民党方面曾要求朱毛像杨虎城那样留洋)。由于“卢沟桥事变”中放第一枪的人至今没有查清,日本方面怀疑是中共地下党所为,根据历史的逻辑性来分析,是讲得通的。当时谁最需要中日战争,当然是毛泽东
      
      戴晴在她的书中指出:1937年8月22日,中共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政府坚决打击侵略日军,只有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张闻天)反对红军“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日军也对毛泽东投桃报李,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已经有史料披露,日本人、汪精卫、毛泽东三方面在战争期间曾经有过不少私下交易。在 “潘汉年工作”卓有成效的新四军地区,日伪军在“清乡”时,大多会先向中共通风报信。在“皇军”的眼皮底下,中共的军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成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本钱,毛泽东完全有理由“感谢日本军阀”。
      
      
                        (二)
    
    正如有的网友所说,毛泽东通过“反日”、“谢日”的一套组合拳,固然是坐上了金銮殿,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京戏或者“搞运动”,却让中国现代化至少倒退了二十年。可悲的是,毛泽东的政治传人现在又想玩这套把戏。
    
    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一步步地被瓦解,亚非拉美大洋洲诞生了一大批新生国家,最后,苏军占领下的东欧各国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到冷战结束时,民族主义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其消极作用开始凸显出来,波黑、科索沃、车臣、卢旺达……的悲剧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惹的祸。当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要批判对象时,在中国却再次交上了好运。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民族主义宣传品出笼好几年前,就有一批智囊献言:“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人民国家民族利益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反对‘和平演变’。目前,舆论比较强调的是‘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和平演变’还有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性质。在当前国际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资源日益紧缺,世界仍然以国家和民族的形式划分的时候,‘和平演变’还意味着西方国家为了保住对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控制权,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遏制瓦解战略。新时代的国际形势演变,已经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从国内转化为国际间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在反对‘和平演变’时,如果突出这一方面,其效果会更好,它更能唤醒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卫心。”十多年过去了,智囊们的策划开始收获果实了。
    
    鼓吹民族主义首先需要有敌人。当中国还有日本租界和日本驻军的时候,不需要“树敌”,敌人就在眼皮底下。当日本政府长期贷款和企业直接投资被中国地方政府当作宝贝一样争抢时,“敌”就需要“树”起来。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有三个备选的“敌人”:美国、台湾当局和日本。经过反复的掂量与实践,日本最终成为首选。据消息人士透露,反日已经成为既定的方针。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是中国外交当局为了打破“六四”之后的国际围堵,花了大气力、付出大代价才促成的,在这个时候“反日”显然是不明智的。因而中国民族主义选定的第一个敌人是美国。毛泽东经常说他喜欢美国的右派,但有一句话他没说出口,就是他还有点怕美国的右派。杜勒斯只承认三海里领海权,用第七舰队挑战毛泽东刚刚宣布的十二海里领海权,毛泽东也只好忍了。事实上,鉴于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也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不怕美国尤其是它的右派。霍梅尼那么牛,在卡特当政时就是不放美国外交人质,里根刚刚宣誓就职总统,美国人质就回家了。因此,小布什主义的得势,加大了以美为敌的风险性。“911”之后,中国当局决定悬崖勒马,大幅度地与美国改善关系,结果颇见成效,美国政府现在成了勒住“台独”这匹野马的一根缰绳。
    
    台湾当局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敌人。但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兄弟阋于墙”,总是没有“外御其侮”叫得响。即使是一名“愤青”,“核平台湾”、“台北大屠杀”也多少有点说不出口,“核平日本”、“东京大屠杀”则可以振臂高呼。而且,树敌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还需要有对方的配合。笔者早就和朋友打过赌,陈水扁“总统”第二任期内将会缓和对大陆的政策。人家找上门来向你表示善意,你总不能为了树敌而故意激化矛盾吧。
    
    这样一比较,“反日”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日本既没有氢弹原子弹,也没有航空母舰,“斗”了也不会“破”,顶多在经济上受点损失,在日资企业中工作的中国职工不过几百万人而已。也不用担心对方让步妥协,日本右翼正方兴未艾,中日越对抗,右翼越张狂,越有机会打击亲华派在政坛和舆论界的势力。所以说,毛泽东的传人又要感谢日本右翼了,即使多数日本人早已告别了军国主义,但只要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在,他们就可以有充分的“反日”理由了。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反日”是毛泽东传人手中的一个宝贝。“反日”要长期化、可控化、无害化,这就需要熟练运用毛泽东式的“辩证法”。对于从内心深处“反日”的人来说,收回钓鱼岛将是一个永远的梦。俄国从中国抢去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要不回来,印度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要不回来,越南和菲律宾实际占据的南海诸岛要不回来,仅仅要回一个邓小平已经表示同意搁置主权归属问题的钓鱼岛,怎么可能呢?独岛是处在韩国的实际管辖之下,钓鱼岛则不在中国的实际管辖之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明知连中国海军都做不到的事,还是鼓励热血青年去喊打喊杀,这是“阴谋”还是“阳谋”?对于“亲日”的中国人来说,也不要希望中日关系能够通过妥协而迅速步入坦途。即便小泉答应不再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了,找一个反日的新理由还不容易吗?只要“和平演变”一天没有被遏制或者实现,“反日”就是一个利大于弊的精明的政治选择。
    
    笔者认为,日本欠了中国人民的血债,这笔账到现在还没有结清。但是,蒋介石毛泽东的专制统治妨碍了中国人民向日本讨债。王小东说: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挤不进“民主国家”的行列,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因此,真正爱国的中国人,首先要爱民主,使中国能够以民主国家的身份与日本打交道。现在除了同病相怜的南北朝鲜,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中日争端中站在(极权专制的)中国一边。日本欠的债,已经拖了六十年了,如果由于中国民主化的滞后,再拖上二三十年,那就真可能要不了了之了。中国的爱国者们,要深思啊!
    
    
    ——北京读者推荐(4/18/2005 2:29)
    
    
    转自新世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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