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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舒:演罢“反分裂”,又导“反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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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4月16日)
    
    
     从小喜欢音乐,加上其他因素,容易被社会和共产党培养成理想主义者。这二十年来,时而有人对我说:政治很肮脏。许多人劝我少关心政治。虽然我饱尝了苦头,但总觉得政治也是有真理可求的,总觉得在民主国家和地区,即使也存在一些丑陋的政治事件,但与专制恐怖国家的卑劣和残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博讯 boxun.com)

    
    地球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人和每种力量都在上面表演。中共开明派与反动派在亚洲这块大陆上,刚刚合演了一出“反分裂”闹剧,成功地转移了目标,使两会顺利开完,反抗的民众也被暂时稳住。开明派想借此争取时间做些实事,稳定一些民心,顺便再次向台独势力展示一下大陆对台湾问题的底线.;反动派则想借此荀延自己贪污受贿并准备后路的时日。
    
    但,毕竟是一个煽动对立,破坏两岸在包机直航等方面已经开始解冻、花芽萌发的好春光的法律,而且既文不对题,又是多余的,必然产生许多付面反响。
    
    这个题文不符的文章即使作为高小学生的作文交上,老师也会评他不及格。因为标题是“反分裂国家法”,内容却全是针对一个小小的台湾,那不如叫“反台独法”;明明是一部应对国家分裂的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法律,却塞进了许多老生常谈的具体的台湾工作的方法,什么如何加强三通啦等等。
    
    中国的许多法律只要在常委会通过就行了,而这个法律是大张旗鼓地事先宣传,在两会的全体代表和政协委员大会上,一开场就提出,充分讨论了十来天,结束的那一天才通过,而且是没有一票反对(只有两票弃权),真是贻笑天下,丢尽了共产党的老脸。
    
    我们真为起草这个法律的这些御用文人悲哀,当然,也许有的本来就是铁了心要反对共产党的人,钻入铁扇公主腹内,“大闹天宫”,让共产党出丑,佩服佩服。
    
    我们也为几千个代表委员悲哀,当然,这是自作多情,因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活得比谁都好,见谅见谅。
    
    说是多余,因为在人治为主的中国,往往领导人一句话可以压过十部八部法律。台湾问题的底线,中国最大的几位领导都说过,难道这些话都不算数?是否中国以后就会改变以言代法,实现法大于权了,高兴高兴。
    
    台湾和国际上的反对声浪逼得中共不得不一再亡羊补牢,还与台湾国民党达成了新的妥协,这也许是共产党反动派不得不向开明派退让的结果。
    
    就是对于共产党来说,如果没有演这出戏,是否就过不了二、三月份这一关,这出戏是成功多还是失败大,恐怕也很难评定。
    
    面临“四、五”清明节、“四、一五”胡耀帮逝世纪念日和“六、四”等敏感的四、五、六月份,利用日本的教科书和进入常任理事国事件,开明派和反动派又轻车熟路地合导一部 “反日”的大戏。
    
    这是又一系列以煽动民族主义来冲淡人们关注国内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大型表演。以往常能事半功倍,达到目的。这次如果演出效果好,既能掩盖缓和一下社会矛盾,又能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反日情绪、郁闷的心怀、爱国的激动得以发泄和表现,使国内外看到中国还是有民主的,中共领导还是爱国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位医者,在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国家政治改革的重要。八六年七月,在邓、胡、赵等中共开明派倡导政改的感召下,组织了《闽江沙龙》讨论政治改革,每一周活动一次。八十年代,虽然新旧思想、正邪力量在不断较量,反反复复,但人们还是感到中国有希望。当时,我最大的野心也不过是想将来让“沙龙”发展成象美国公司那样的民间智囊团。《闽江沙龙》在三年中,三起三落。
    
    八八年秋,几位沙龙朋友议到日本侵华的战争赔偿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提出对日索赔问题。组织了几次讨论,写出了《就吁还战争赔款等三事告同胞书》,向海内外广泛送发,组织签名,颇有影响。笔者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知道在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通货膨胀后,人心不稳,所以“呼吁书”内容和签名过程都较稳妥。但,还是引起当局的紧张.。中医学院召开全校大会(那一次没有通知我所在的研究院参加),院长点我的名,说我“与党中央背道而驰,干扰党的外交路线,以爱国之名行煽动之实……”,召开全校党员大会,通知不能参加我搞的签名。省市公安厅局、安全厅局都来人调查。我成了孤家寡人,也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八九年初,春节一过,我看到还没有来抓我,就将“呼吁书”复写了几十份,到福州各街道的布告栏张贴……。
    
    胡耀邦去世,由于南方人、福州人“聪明”的缘故,到了五月十七日才开始了连续三天的游行,我参加了两次,既不是组织者,也没有什么煽动,而且还劝导了几句,因为当时局势有些不稳。六月中旬,我是福州市第一个被抓被关的人,八个月后放出,住院两个月,我又开始搞对日索赔,利用节假日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北京和福州。这期间,我都尽量少与大学生联系。
    
    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不但没有影响工作,还时常在上班之外,利用晚上和周日在研究室加班加点,搞科研,写论文,给人看病。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家人,最虐待的是自己,倒是最近几年,在车祸住院两年多后,我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和休息。
    
    九一年底,研究院突然给了我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
    
    九二年夏天,得知明仁天皇即将访华,我与各地搞对日索赔的朋友联络,希望能对日表示一些态度,他们不太敢,有的说:这一次是江泽民邀请了十二次才将明仁天皇请来的。当时已经放暑假,我不得已自己到上海,和两个人一起上北京,搞对日索赔。一个多月后,福州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王付处长带了四个人到北京将我 “请”回,软禁在省公安厅招待所二十天,待明仁访华结束后放我回家。上班几个月又被突然通知除名处理。我当场说:这是对我的新的迫害,害人者终有一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受到人民的清算。
    
    我坚持不办理离院手续,一边天天在研究室上班,要求恢复工作,一边坚持搞一些对日索赔,要求“六、四”平反等民主活动,晚上到小诊所或药店坐诊,收些挂号费糊口。一直到2001年我住院期间,才被逼着将自己的所有资料、书籍从研究室搬回家。不论我有没有行动或写文章,几乎每年省两会、全国两会、“六、四”,甚至国庆节等都要对我拘留、软禁、搜查等,许多珍贵的材料一去不复还。
    
    十几年中,我逐渐了解并悟出了一些中国领导层处理对日关系的苦衷与态度。提出供朋友们参考。
    
    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就没有国民党因抗战而导致国力的衰弱和社会的腐败,也就没有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民心,发展壮大,没有共产党打垮“八百万蒋匪军”,“解放全中国”。所以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
    
    八十年代各级领导压制我们搞对日索赔含有许多对此事不理解,缺乏心理准备的成份。毛泽东周恩来,中国政府都明确表态放弃的战争赔偿,你林某人敢要,真是胆大包天。通过了各层的汇报讨论,当时有许多经历过抗战时期的老人(包括共产党的老革命)还健在,所以缓和了对我的处置。
    
    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就已经把民间对日索赔作为外交的筹码与日本讨价还价。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张平化就多次代表中国在与日本谈判时以民间要求战争赔偿为要牌,要求日本给予无息货款等。
    
    九十年代情况更加复杂。“六、四”镇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军事封锁、经济制裁,中国在国际上非常孤立。而“聪明”的日本政府就以不批评中国为政治筹码,在各方面向中国施压。每次谈判迂到困难,日本就用:“我们保留对中国政府八九年镇压民众的谴责的权利”要挟,中国闻风丧胆,赶紧退让,使日本的目的得逞。而中国政府则还是常用民间对日索赔这个棋子与日本叫价。
    
    我在索赔活动中充分开动脑筋,应用智慧,才能做一点点事,譬如,每次离开福州,我都不在自己或对方有可能被窃听的电话上透露,突如其来,或声东击西等等。后来得知,有一次我去南京,公安人员到我上车后才赶到,只好买了送人的站台票,才得以上火车,跟踪我一起到南京。记得公安曾经对我说过:你真是神通广大。因为我平常总感到自己好象常在他们的视线内,所以才有办法当时就回答说:我即使是孙悟空,也难逃脱你们如来佛的手掌。在对内戒备森严,处处布下天罗地网,国保、内保力量不断加强的中国,民间要按自己的意志做成一、两件事是难上加难。
    
    十几年来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基本上是在当局的撑控之中,基本上是政府外交的筹码。
    
    八十年代,有口头禅就说:无路不通车,无车不丰田。十几年来,广袤的中国更是日本的最大市场,日本对中国长期贸易顺差。这就是日本政府的高明。而被中国谴责为世界警察、动不动就发动中国人民口诛笔伐的头号霸主美国,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市场,多年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都在一千多亿美元以上。中国的各级贪官污吏多数人也是一边在中国大骂美国,一边将不义之财存在美国,将子女送去美国。我总感到美国很二百五。但上帝是公义的,善者是终有好报的。
    
    现在,中国当局敢向日本说“不”,是由于中国人和外国人已经渐渐淡忘了“六、四”,西方已解除了许多制裁,中共不怕日本用这张王牌威胁自己了,所以才敢导演这出反日的大剧。
    
    日本现在已经是个民主的国家,这次文部省批准的篡改侵华历史的教科书,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中学使用。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日本国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也在情理之中。中国人民和政府有权利抗议文部省的批准,也有权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笔者也是持同样的态度。
    
    中共领导人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超级政治导演。这次利用日本问题,在精心策划布置、严密监控之下,打了爱国牌、民意牌、国际牌,是会很成功的。此牌可进可退,游刃有余,现在可转入低潮,“六、四”之前可以找个日本的随便什么事,进入高潮,又可以渡过五、六月份一关。但,这些恐怕都是暂时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积极地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混得过四、五、六月,混不过三百六十五天。
    
    社会矛盾在激化,不满反抗情绪在增长。就随便说说贪官污吏们搞的大学城(去年福建中医学院就一个负责大学城本校基建的处长上任没几年居然贪污了几百万被逮捕判刑),集中了一个城市的许多大学。大学生追求真善美,易冲动,又有逆反心理。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包括大学盲目扩招难以控制,随着毕业生失业的不断增加,在校学生与社会联系的更多更广,大学城也是一个政府非常伤脑筋的大型弹药库。……
    
    人类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也算半开放了二十几年,在信息时代靠弄虚作假,用纸包火,只会象毛泽东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医治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对于慢性病、疑难病要找出疾病的主要病因加以治疗,要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愿不是我天真,不是我爱对牛弹琴。
    
    要解决中国深层次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改革。马上就可以开始放宽言路、停止关押并逐步释放政治犯,善待法轮功学员,为“六、四”平反,那怕先做出这一点点姿态,也让人们有些希望,绝对不会因为做这些事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应该相信人民和民主异议人士是通情达理的,是深明大义的。人民是希望国泰民安的,人民是最害怕动乱的,人民会支持开明派的改革,会欢迎反动派改邪归正。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时间已经不多了,恳望中共领导人三思、深思。
    
    希望电脑警察能将此文转交给你们的领导。谢谢!
    
    四月十四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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