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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四五运动的经验教训
(博讯200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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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四五运动29周年 (博讯 boxun.com)

    
    1976年周恩来去世,民众借悼念总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悲情化为力量,形成了百万人的抗争运动,民众奋力争取自由权利,为以后的“四人帮”垮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四五运动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历史的背景**
    
    1976年元月8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去世,林彪去世后他就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晚年周反对极左,遭毛批评。周恩来虽然长期追随毛泽东,但是他常给人一种温和务实的感觉。
    
    当时经过十年“文革”,经济临近崩溃边缘,人们对“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极左的路线 深为不满,普遍对周恩来感到比较亲切。
    
    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包括一些高层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失去权势,也都耿耿于怀,怀念周恩来
    
    **化悲哀为力量,民怨爆发**
    
    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民怨,终于在周恩来去世后表现出来,因为周逝世适逢严寒天气,再加周恩来病情一直被封锁,民众对周的逝世感到很突然。所以在一月份反应并不特别强烈。
    
    但是到了当年的清明节(4月4日)之前,人们在悲痛之余,想起来要认真地悼念周总理,这既是寄托哀思,也是表达对当权者,对高层极左派的不满。
    
    清明节之前从三月底开始,就有人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这个行动深得民心,因此规模越来越大,花圈越来越多,但只送花圈还不能充分表达人们对周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不满,因此还写了不少挽联和祭文等。当时在英雄纪念碑前,在地下,甚至在小树林中都张贴了很多小字报、大字报,内容多是诗词在纪念碑前后,形成了诗词的海洋。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将这些诗词编辑成两大本《天安门革命诗文选》,竟有1000余页。
    
    由于献花圈者日众,引起当权者的恐慌,屡次下令禁止,但越下令禁止,群众越是要送,而且花圈越来越好,越来越大,到后来的花圈,有用不锈钢做成的,有些花圈直径达数公尺,分开几部卡车送到广场上才焊接起来,看来这些行动有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支持。因为诗文太多,以后就挂在纪念碑旁边的小松林里,但是围观者甚众,不但看,还要抄,人群拥挤在那里看不清楚,于是就有热心人朗读,其他人在边上记录。形成一个非常热烈的场面。
    
    **压制悼念,群情愤怒**
    
    周恩来逝世后,当权者极力压制和破坏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下达禁令:不准带黑纱,不准佩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他们还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组织对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报道。
    
    当阻止送花圈无效,当权者又夜里派人,出动卡车把花圈运走。到四月四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花圈也更多。为了防止花圈在夜里被人偷走,有的单位在夜里留人值守,但就在那天半夜里,当局的指使,出动几百部卡车,把花圈连同守护花圈的人全部拉走。
    
    四月五日,各单位发现花圈和人都失踪了,于是群情汹涌,奔向天安门广场,奔向解放军营房,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在他们提出的要求被拒绝后,群众怒不可遏,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
    
    **当权者的镇压**
    
    1976年的“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大量的民众,最多时达到了一百万人。
    
    这场运动从表面上看是悼念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建国27年来,最大的一次不受毛泽东领导的自发的反对运动。这场运动蕴涵着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不满。
    
    这场运动,当时震动国内外。也是1949年后,对老谋深算、身经百战的毛泽东的一场空前的挑战。毛泽东以他的果断狠毒,立即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从四月五日深夜开始,派大批民兵到天安门广场抓人。
    
    但是毛泽东当时没下令开枪。
    
    很多人被逮捕,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连外地到北京去的人来不及离开广场的人也都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押回原地批斗!
    
    **四五事件影响深远**
    
    四五事件是一次重大的民意表达,表达了人们对“四人帮”的不满,对“文革”、对毛泽东、对中共极左派极左政策的不满。
    
    “四五”是长期中共积累下来的受到压抑的民怨的一种集中的爆发。
    
    四五运动像一束闪电,使人们在黑夜中,看到了周围的现实,和民怨,也鼓舞了中共高层的开明派。
    在当年,“四五”之后不到半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抓了起来。
    
    “四五运动”为1976年10月抓捕 “四人帮”打下了基础,“四人帮”的垮台,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之门,使很多冤案的平反、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使得中共能在1981年公开承认了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
    
    在极权统治之下,不可能存在一个强大的,有严密纪律的反对派组织。但是强权者的倒行逆施,会不断积累民怨,当民怨集中到一定程度,民意的充分表达,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当民间怨声载道,民意又能以合适的形式,包括送花圈,写小字报、请愿、示威等方式表达出来,造成巨大声势的时候,在领导集团的高层,就会出现分化,有些人会顺应民意,伺机发动必要的变革。“四五运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四五运动的意义绝对不能低估。
    
    ** “四五运动”合情合理合法**
    
    1976年的“四五运动”,所以形成那么大的规模和影响,是因为,当时的行动,合情、合理、合法。能够号召广大民众参加,有些口号如:“悼念总理”,“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能获得多数人的同情。
    
    国家总理去世了,多数人感到他为人比较温和,不是只讲阶级斗争,主张抓经济,整顿秩序。到了晚年, 又被“批周公”(当时的口后是“批林批孔批周公”)他在晚年很多主张表达了民众的心情。人们对他同情,他去世后,人们悼念合乎一般的人情。
    
    周恩来去世时已经担任了27年的国家总理,常言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周去世,中共中央通过的悼词中,仍然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悼念“革命家”有什么错?清明节是悼念先烈的日子,悼念周总理送个花圈,从道理上说没有错,
    
    悼念周恩来也合乎宪法精神,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人们当然也有发表悼文的自由。
    当时的宪法中还规定,公民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于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大字报、小字报,发表演讲都被参加者认为是合法的行为。
    
    **大众参与的运动**
    
    四五运动时,天安门广场一度聚集上百万人,他们不但看花圈、看文章、听演讲,而且到后来很多人亲自动手写标语,写短文,写诗填词,这些都用“手抄本”发表。因为文章太长,写起来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人们就采用快速、方便的方式、写短文,写诗填词。
    
    于是在四五之前,在英雄纪念碑前,形成了诗词的海洋,花圈诗词、悼文的海洋,当时电脑还没有进入个人家庭,打印是件极困难的事,几乎所有文字都是手抄。
    
    当时,在场的人,不但自己写自己看,而且还抄了作品回去传阅,一幅大众参与的热闹景象。
    
    **四五运动的教训**
    
    “四五运动”,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在“文革”之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也有教训。
    首先是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如送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被人收走,又受到训斥时,有人按捺不住,倚仗着人多势众动手打了人,甚至把抓到的人拉到纪念碑前罚跪。有人的还放火烧了广播车。这些过火的行为,都为当局以后定为“反革命事件”,夸大渲染提供了所谓的“罪证”。
    
    其次是在当时条件下,有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些过激和过头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并不过分)
    
    开始时,人们只是悼念总理,后来有些人出来挑逗,骂周恩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悼念者就骂“四人帮”(其中王洪文是中共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其他两位是政治局委员)
    
    因为骂“四人帮”还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有人就含沙射影指向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现在看来,话虽不错,但在当时却是犯了大忌。那时毛泽东是中国一号人物,被称为伟大领袖、统帅、导师、舵手。
    
    文革中有个“公安六条” 明确规定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根据这个“六条”,“文革”不知杀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
    
    现在,总结教训:在中国特殊的强权底下表达民意,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要“君子动口不动手”,动口也要讲分寸,不能过分,打击的目标不要过大,要力所能及,过激的行动和文字,会为当权者留下把柄,可能成为,定性“反革命事件”和判处重刑的依据,过激的行动和文字,也会吓跑一些人,一定要避免。
    
    当时是绝对不能反毛泽东的。为了保护自己,为了给自己涂上保护色,当时喊几句拥护毛泽东的口号都是可以的。
    
    四五运动之后六个月,抓捕“四人帮”总策划者是曾经担任过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他当时采用的策略就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只抓“四人帮”。结果是团结了很多人,在没有死人的情况下,平稳的解决了问题,使苦难中国由此迈出了前进的一步,这是我们应该的学习的策略。
    
    如果在“四五运动”(或“六四运动”中),我们如果能注意策略,根据条件,审时度势,勿急勿躁,注意用非暴力和平方式,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小一些。
    
    2005年3月30日于山东大学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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