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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实:恭答李大立先生
(博讯2005年3月24日)
    
    
     李大立先生23日答邱实《为林孟熹说几句话》一文指出:我们都是共同的受害者,并就此陈述了几点意见“权当引玉之砖,向广大读者请教”。但篇末又称“不想再花时间讨论下去了”。似乎实说不再希望听到笔者的声音。但笔者仍觉意犹未尽,如鲠在喉,不吐不恭。敢请《新世纪》编者将下述意见直接转达李先生,可不占用网上篇幅发表。 (博讯 boxun.com)

    
    (一) 李先生答文最后指出的《论语》上说的“有耻且格”论,很对。早在“文革”期间,在下就曾大力宣扬过此说,但理所当然地遭到批判。因为当时正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施行的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岂容你唱反调?党提倡的就是“民免”而“无耻”;因而斥孔子的学说为封建余毒。后来“批林批孔”,不再有人敢提这条真理。现在看来,孔夫子两千多年前的教诲是对的。
    
    (二) 我们都是受害者,都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点也不错。思想上就中毒太深,作为贱民,只求“免”而顾不得“耻”。李大立先生自称早年对大陆就有经历,1964年已是上海大三学生,由此推断正赶上大陆闹饥荒刚过,文革风暴上尚未揭开序幕那段喘息时期。此前此后的情况,则未必“有幸”躬逢其盛,难得切身体验。例如,李说“五类分子”全属敌我矛盾,这就不对。口头上说与实际对待是两码事。实际上,凡政治问题均属敌我矛盾;思想问题的介乎两者之间;一般刑事犯如流氓盗窃则被认为“内部矛盾”。在执法者眼里是有区别的。他们利用这种区别对被监管人员分化瓦解,挑动后者(站在人民立场)对前者(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和施暴。这一策略非常奏效,屡试不爽。这点则未必为李先生所洞察。
    
    (三) 关于罪魁是毛泽东的说法,也不完整。难道别人就没责任?毛力量再大,不过孤家寡人,若无众星捧月,大搞个人迷信的吹鼓手们帮衬,能呼风唤雨、一呼天下诺?毛搞文化革命,旨在倒刘,是谁神化了毛,又违心地阿谀逢迎、卑躬屈膝,而对同事革命战友的刘少奇落井下石?够朋友,讲义气么?更不用说讲真理,讲原则,讲事实了!揭穿来看,钩心斗角,争权夺势,哪有一点道德良心?更奇怪的是,拨乱反正之后,却都成了“受害者”,找不到了“害人者”;连当初助纣为虐者都摇身一变成为受过迫害的人。怪哉!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要求人们恪守道德标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的思维瞬息万变,可能连父母妻子都不认,只认伟大领袖的金口玉言。
    
    (四) 说实在的,姚之叛逃(实为出走)在当时必死无疑。他不属饥民的离乡背井逃荒求生,而是在专政铁拳下被监管的对象。林某建议目的在于挽救他,同时为刘免遭株连。其实这样的前车之鉴当年是并不鲜见的。设若林出于恶意出卖朋友,他大可隐讳不说,何必坦然写出来亮丑?
    
    (五) 李先生提倡的“两者不可得兼”,古往今来“舍生取义”者能有几人?共产党宣传的也仅有“江姐”等少数英烈,岂知甫志高类人物有几多?
    
    我同意李先生的说法:对事不对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有道是:“尽管我未必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就是本人一向恪守的准则。谢谢《新世纪》为我们的交流提供平台。这种坦诚的交换意见,目前在中国大陆是难得的。谢谢李大立先生耐心劳神审读我的拙见,占用了你的宝贵时间。
    
    邱实2005/3/24 北京
    
    
    (由于两位前面已经在网上公开讨论了,此信也有助于讨论的深入,故将其也公开了,请作者见谅。——新世纪编者注)(3/24/2005 0:46)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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