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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一个百姓的读史笔记:导游小姐讲了一个笑话
(博讯2005年3月23日)
    
    
     (博讯 boxun.com)

    一、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
    
    2003年底,隋唐史专家胡戟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交流中心作了一个报告,他提出“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他提出“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一个政权好不好的标准。”
    
    我认为胡戟先生这两条原则提得很好。
    
    过去几十年历史学的着眼点,主要是政权兴替的历史。政治学的着眼点,主要是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游戏规则。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人的权利和人的素质成长发展的历史。
    
    衡量一个政权、一种理论、政策好不好,过去也有一些权威的标准。譬如生产力标准,就是看一个政权是推动还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却不问发展生产力是为了维护君权,维护国权、党权还是维护民权。再如综合国力标准,就是看一个政权是增强了还是消弱了综合国力,而不问增强综合国力,是为了争夺地区霸权或世界霸权还是保障人权,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有实践标准,检验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政策是否正确,当然要靠实践。但是,实践的主体不同,例如: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利益集团的实践,又有全体人民的实践;实践的内容也不同,有维护党权的实践,有维护国权的实践;有维护一部分人特权的实践,又有维护人权实践。只有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维护民权、民利为内容的实践,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实践。因此,以人民的满意度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权、一种理论、一项政策的好坏,才是最根本的标准。
    
    二、中国人的价值
    
    一次出游,导游小姐讲了一个笑话:中、美、日三国朋友在海上遭遇风暴,需要减轻轮船的负荷。美国人把贵重物品扔进大海,并且说:“美国有的是钱,扔掉这些物品不算什么。”日本人把电脑、电视机、数码相机把进大海,并且说:“日本有的是电子产品,扔掉这些东西不算什么。”中国的上等人把几个普通中国人扔进大海,并且说:“中国有的是人,扔掉这些人不算什么。”这个笑话形象而又不免夸张地描述了中国人轻视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以至人的生命的劣性文化传统和至今仍然存在的社会弊端。
    
    我向两位考古学者转述导游小组所讲的笑话。考古学者向我提供了中国不重视人的价值的历史证据。例如:就古代器物纹饰来说,在希腊罗马文明中,人物数量最多也最精美;在伊斯兰文明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植物纹和几何变形文;中国文明介于二者之间,植物纹最多,动物纹次之,人物纹最少。就绘画来说,中国的人物画远不如西洋人物画精巧和有价值。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也可以说是战争史和杀戮史。孟子说的“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是记实而不是艺求的夸张。历史学家葛剑雄的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远远超过统一时期,战争年代远远超过和平年代。战乱必然伴随着灾荒和瘟疫,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人战死、饿死、病死。以陕西地区为例,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口40万—50万。西汉末年,全国人口5000余万,陕西340万。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陕西和河南成为各民族暴君争夺地盘和角逐皇权的最大屠场,到公元529年的北魏时期,只留下20万人口;元代有1312万人,明初又降至40万人。宋元话本常常引用当时的一句民谣:“宁作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当人的追求底线已经降到犬的时侯,那里谈得上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呢?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不过是变了颜色的龙,换了招牌的中华帝国、中华官国;普通中国人仍然处于无价值、无权利的境地。正象当代诗人江婴吟咏的“民国何曾民有国,九州自古一囚城。”“天翻地覆狂欢后,总把新奴换旧奴。”
    
    在当代中国,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宝贵的。”似乎很重视人的作用。但是,他重视的是人的什么作用呢?毛泽东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可见,他重视的只是人手,而不是人口,更不是人脑。人,除了有一双能劳动能生产的手以外,还有一张口和一个脑袋。人的口有两大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讲话。人的脑有一大功能,就是思想。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能够思想,并且能够通过口讲、手写,把思想表达出来。只有解放了人的脑袋,解放了表达思想的口和手,人们才能创造性地出主意、发议论,创造性地进行生产和工作,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如果给人的脑袋戴上紧箍咒,给人的嘴巴贴上封条,给人的手脚戴上镣铐,那是不可能发挥人的积极作用的。
    
    所以,我们说尊重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不是只讲人手论,而是要讲人口论、人脑论、人身论。要保障人身的生存权、安全权、发展权、医疗保健权。要保障人口的吃饭权和讲话权,要保障人手的劳动权、工作权和休息娱乐之权,特别是要保障人脑的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
    
    现在,人们常说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讲得最多的国情和特色,就是人口众多,居世界第一位。善于体察中国这个最大的国情,善于发挥其积极作用和避免其消极作用,就能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繁荣,并为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
    
    除了坚持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以外,首先要把不尊重人改变为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尊严,彻底解除对人脑、人口、人身的一切不合乎人性、不合乎国际公法、公约和中国宪法的禁锢与摧残。
    
    同时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普及义务教育以扫除文盲;普及公民教育以扫除不懂和不会维护公民权利的法盲;普及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扫除科盲;在三个普及、三个扫除的基础上,发展卫生保健事业,发展高等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现在,国家在教育保健和科学普及、科学研究方面投入太小,不如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商业化严重,不利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受教育、学科学和接受医疗保健,这是很大的失策。今后,应该争取把教育、科学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国家投入提高到初步发达国家的水平,真正实现“科教兴国”的国策。宁可少建一些豪华街道豪华商厦和豪华住宅等“面子工程”,也要把教育、保健和科学技术搞上去,追赶发达国家的水平。
    
    总之,尊重中国人的价值,争取和保障中国人在思想、言论、劳动、工作和人身方面的合法权利,全面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让中国人都能手脑并用,手口并用地发挥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人口众多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力,是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人类生态和政治、文化生存环境、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最强大的积极力量。
    
    三、历史文物有二重性
    
    一切历史资源,都有二重性:既有对后代启迪、借鉴的作用和经济、文化价值;又是妨碍后代创新进步的历史包袱。
    
    文物古迹自然也有二重性。中国人以拥有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明清故宫和300余座帝王陵墓而引以自豪,因为这些文物古迹,气势宏伟,工程浩大,工艺精湛,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水准;在现代和未来还是旅游观光的资源,能够继续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可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历代统治者剥夺和奴役人民,使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见证。鲁迅曾经呐喊:“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为什么可诅咒呢?鲁迅说: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他又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指的是长城对国门的封闭和对中国人精神的禁锢。他告诫后人不要为长城增加新的砖瓦了。中国的奴隶们对万里长城的情感和权势者不一样。他们创造了一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凄美的故事。清朝有人在山海关孟姜女庙上题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万里长城筑怨”,“筑怨”二字,非常精辟,非常深刻!至于秦始皇陵墓及其兵马俑,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羸政和他的儿子秦二世胡亥,用严刑峻法驱赶70万“刑徒”,做了十几年惨绝人寰的苦役修建起来的,据说在秦始皇下葬以后,还有三万多名妃嫔宫女和知道墓道秘密的工匠被活埋在陵墓之中。
    
    总之,不论是万里长城还是北京的明清故宫和南京的石头城,西安的明城,不论是秦始皇陵、汉武帝陵、武则天陵或是明代的十三陵,这些文物古蹟中都安排过人肉的筵席,都抛洒过几十万、几百万奴隶们的鲜血和白骨,都飘荡着几百年、几千年屈死的冤魂。
    
    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旅游出版物只讲长城、故宫、帝王陵墓的伟大和辉煌而不讲那些文物古蹟中凝结着专制暴君的残酷和奴隶们的苦难。这不仅愧对鲁迅,连正确记载和批判法西斯历史的德国人和德国政府都不如,岂不悲哉!!
    
    四、野蛮征服文明
    
    历史并不像庸俗进化论者的推理———直线前进,而是有进化、有退化、有返复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许多次是以野蛮征服文明。第一次,就是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中国。
    
    在战国末年,统一中国是必然趋势,问题是由谁来统一中国。就当时文化的先进性来说,齐国和楚国有多元文化的态势:儒、道、墨、名和温和的法家乃至纵横家、阴阳家,都有它们活动的空间,继续进行百家争鸣。齐国设稷下学宫,聚集各个学派讲学、争辩,异见选出,富有创造性和包容性。楚文化有自由精神,而且浪漫、华美,富有想像力。只有秦国实行法家一家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法家以耕战立国,压抑工商业和文化事业;钳制思想,以吏为师,除了政府法令和耕战、医药知识,没有其他学问;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独创了籍没、连坐、凿颠(用金属凿脑壳)、抽筋、车裂(五马分尸)、鼎烹(下油锅)、磔(千刀万剐)、灭三族等惨绝人寰的刑罚。总之,秦文化在当时是最为惨酷的反人道的文化。可是,秦国却依靠都江堰和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和川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当时最锋利的武器(如秦俑坑出现的镀铬的箭镞),加上以人头计功封赏的军功令调动起来的杀人狂,离间六国各个击退的“合纵之术”,用数十万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以野蛮战胜了齐、楚的文明。假如不是秦国,而是像屈原设计的齐楚联盟统一了中国,中国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也许不会像秦汉以后二千余年那样严重呢?
    
    到了晋朝,没有文化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又以强大的骑兵征服了农业文明相当发达的西晋,长期占领了北中国,而且使偏安于江南的东晋和宋、齐、梁、陈处于弱势。北宋以后,文化落后的辽、金、元、清又先后征服了文化先进的北宋、南宋和明朝,一再地实现了野蛮征服文明。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野蛮征服文明的现象?这是由于:在古代,政权的兴替,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落后民族,由于其生存环境的恶劣,“穷则思变”,改变生存环境的欲望能够刺激他们侵略文明地区的蛮勇和铤而走险的精神。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地区差异、民族差异和阶层差异,都是对社会安定和文明发展的威胁。努力实现地区、民族、阶层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平衡,尽量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要反对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暴力专政、暴力侵略,坚决制止国家和非国家的暴力恐怖活动伤害人类,破坏文明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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