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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康晓光、冼岩的文章有感/黄大川
(博讯2005年3月23日)
    中国农历鸡年的正月偶然读到凯迪网络论坛中间地带分坛版主闲言(冼岩)先生的两篇文章《为康晓光辩护》和《“儒家复兴”与“文艺复兴”——为康晓光再辩护》,文章为广受非议的康晓光先生主张“仁政儒化”的“纲领性”文章《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不遗余力的辩护,又找出康晓光先生的那篇大作一并拜读。对数万言的三篇文章(经统计:康晓光先生的那篇文章有两万六千多字,闲言的两篇辩文共有九千三百多字),产生许多感慨和疑惑,特写此文愿与包括两位崇尚儒家威权主义者在内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士探讨并请教。

    在写文章之前有两点要说明,我也可能算是闲言文章提到的“脑袋空空、大话乱说”那种人,只能在此保证本文尽量不说大话,本人不讳言脑袋的确有点“空”,知识和学问还差的很多。尽管年龄不算大反应也有点迟钝,不然也不会要用那么多时间去理解和消化我那位沈阳老乡康晓光先生仁政和儒化的观点,打字速度也不那么快,更枉提赶上自称快手的闲言先生。康晓光先生说:“如今儒学被彻底妖魔化了,以至于不懂儒学就敢骂儒学。相反,民主被彻底的神圣化了,不懂民主就敢喊民主好。”也许跟大学者康晓光先生相比我这个能力有限水平有限学历不高的后来者就不能算是懂儒学和民主,说一点不懂也不尽然,对两者我都是仅有一些皮毛的感性认知。二位威权主义者把我的文章权当是从不把自己当成学者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门外汉说点心中所想的大实话,只是想请两位澄清或更加详细的说明“仁政儒化”观念中一些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以下就是笔者分门别类的就两位的观点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关于毛泽东“全盘西化”问题的疑惑 (博讯 boxun.com)

    我与康晓光持不同观点,但还是有可以求同的地方的,那就是否定毛泽东及其他所统治的那个年代,但对毛泽东的看法却与康冼二人有所不同而无法存异。闲言说“中国的红色政权当然没有真的‘全盘西化’,但其主体设计(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西方舶来的,康晓光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指‘全盘西化’。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盘西化’,也只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就有问题,一方面说“中国的红色政权当然没有真的‘全盘西化’”,而又肯定说毛“全盘西化”了,本是“没有真的”不是一个全部并肯定的概念,然后再肯定一个全部的概念,是不是前后矛盾而有混淆逻辑的嫌疑?两位学者不要怪我抠字眼,因为毛是不是在搞“全盘西化”对于我们讨论问题很重要。更要命的是闲言先生篡改了毛泽东的主体设计思想,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我认为是不能概括被共产党称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的毛泽东思想的,君不知毛泽东《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看了多少遍?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不是更贴切点。而我个人又不愿彻底否定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也赞成由此演化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就是马克思“原教旨”社会主义中我也认为有许多好的理论,比如说马克思比较认同民主,他也尊重自然规律,恩格斯甚至说:“人类每一次对大自然的征服最终都要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些都应该是人类思想的精华。当然,马克思许多思想我都是无法认同的,比如:暴力革命、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等。而毛泽东在红色革命以及后来的国家统治中,借用马克思的都是在我看来都是糟粕的那些东西,而把不多的精华抛得一干二净(尊重自然规律是最典型的,毛思想核心之一就是“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显然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后人许多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都没提到过他读过《资本论》,如果真的读过的话我想一定会有人回忆出来的,就象说他读过多少遍《资治通鉴》一样。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西方垃圾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垃圾思想的集大成者。

    结论:说毛泽东的红色革命是“全盘西化”和“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至少我本人是万万不能赞同的,至少不能忘记秦始皇朱元璋等专制皇帝对他的影响。

    二.关于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康晓光先生的学术研究好象有一个习惯,就是预先设计一个框架,然后再把那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削足适履般往事先设计好的框架里生搬硬套以求达到验证自己观点的目的,康晓光解释历史问题时凡是认为好的就归功为威权和仁政,凡是丑恶现象就是没有实施仁政,人类社会上有了民主这个概念后,康晓光先生解释理论又多了一种“民主是个筐,什么邪恶都往里装”,多读他的文章就会觉得康晓光先生始终没有跳出这个由他自己一手设计的逻辑圈套。这一点倒是与崔之元有些“神似”,都是事先设计逻辑圈套,不过崔之元把社会一切好的东西都归为左派理论成功,不好的东西都推给了右派思想,他可以把亚洲金融危机说成是世界一体化的结果,他可以说黑龙江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鹤岗用了左派理论而经济繁荣(我所知道的鹤岗相当贫穷,根本没有什么经济繁荣),都是用这种办法。而康晓光先生在说明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尤其运用了这种逻辑圈套的办法,下面就一一说明。

     康晓光先生首先认为“在中国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和最重要的资源(财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种说法有点似是而非,不能说全错,但肯定不是全对。中国由极权向威权转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经济活动和财富就真的“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吗?康先生知道辽宁省的仰融华晨被收回国有的事了吗?还有最近的健力宝风波中的健力宝集团脱离三水市政府的控制了吗?还有孙大武的案件,这些都不能说明经济活动和财富已经脱离政府控制了吧?“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资本家和共产党从来没有闹过什么大别扭,它们和睦相处,亲如兄弟。”这话又有点让人不得要领了,有那么曾经的资本家进了班房你能说他们没有与党没闹过别扭,兄弟就是这么个亲法?要我说这个问题中国尽管有向威权转化的趋势,但至少在现在还是一个以极权为主的社会模式,说是后极权时代倒是有一定道理。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民主的社会经济活动其实是一个没有规则权利为大的争利过程,资本在权利面前也变成了“弱势群体”,权利纵容资本是为了争利,权利也会任意将资本没收。政府(共产党)依然控制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中也包括经济活动和财富,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康晓光先生将其归功前面提到过的实际上还未完全成型的“权威社会”。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康晓光先生将其归纳为“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康晓光批判并表示不接受当下的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的掠夺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并声称这是“为富不仁”更是“为政不仁”的结果,当然只有用他的儒化理论来解决问题。如果仅是从康晓光说的“现状不应该被延续下去”这个角度来说那也无可厚非,但康晓光先生的最大理想却是“可持续地掠夺,有节制地压榨”,是典型的被当年姚文元批判的那种封建社会清官海瑞的思想,这与自由主义者们即不做奴隶也不做奴隶主也不让别人做奴隶的思想有很大区别的,笔者无法认同康晓光关于“儒化”的思想,至于怎么个不认同,也只有随着康晓光文章的逻辑层次逐步的在下文一一说明了。

    

    三.康晓光所列的国际组织的资料能不能使其自圆其说?

    康晓光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引用了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组织2003年所公布的全球治理评估报告、世界发展报告及透明国际年度报告等各国资料,作了一个比较:列举了康晓光认为与中国条件相似、相对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口规模比较大、国土也比较大的一些国家,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欧洲的俄罗斯、南斯拉夫,非洲的埃及,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以及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几个地区和国家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中的一系列数据,其中有民主水平指数(发言权和负责精神) 、经济发展指数、GDP年增长率、 腐败指数、贫困指数、 基尼系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最低,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好(比较1992年到2002年10年增长平均值),腐败居中,贫困的指数相对来说比较低,基尼系数也居中。进而说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民主并无必然联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邓小平道路显然也优于照搬西方样板的“第三波”民主化模式”。

    首先,笔者对康晓光引用的数据有所怀疑。且不说那个表格中所列举的国家适合不适合与中国对比,就是列举国家的中所引用的数据都有残缺,不能全面的说明问题。在比较的方式方法上我本人也有不同意见,就以中国和俄罗斯基尼系数来比较,基尼系数代表贫富差距,通常是越小社会越稳定,且不说我所知道的数据俄罗斯基尼系数近年已经降到了0.4以下,中国已经突破了0.45,就算是认同康晓光表中的2003年数据中国基尼系数0.403,俄罗斯0.487,也不见得中国就比俄罗斯好,因为俄罗斯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从苏联解体到现在就从来没断过,义务教育包括书本和午餐全部是由国家负责,医疗也不用普通人所担心,困扰中国北方的冬季取暖问题在俄罗斯也是国家福利,基尼系数并不能完全的体现社会公正程度,何况中国还有举世无双的城乡差别,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世界之最,改革开放也没见缩小。

    笔者还对康晓光所列表中中国的贫困指数有疑问。说到贫困问题,中美两国公布的贫困人口的数字很有意思,不到三亿人的美国有三千四百万贫困人口,而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却只有两千九百万贫困人口,当然这是由于不同的标准造成的。美国去年的贫困标准是家庭收入在3.6万美元以下,如果按个人算是收入在1.8万美元以下视为贫困,中国去年的贫困人口标准是收入在637元人民币以下。而联合国规定的贫困标准是日消费在两美元以下为贫困,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为极端贫困。康晓光列出的表中贫困指数来源于《2003世界发展报告》“数据为国际贫困线,每天生活在不足1美元的人口百分比”,中国2003年的数据为18.8%。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2003年中国人口接近13亿,按那个表中的数据计算每天社会不足一美元的中国人口2003年大约是2.44亿,能这么少吗?,我本人对这个数据持怀疑态度。还有一个概念要澄清,康晓光说每天生活不足一美元有点含混,应该是每天消费不足一美元,以区别每天收入一美元。就以中国农民为例,改革开放农民的比例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基数还是很大,到去年还有7.5亿以上的中国农民。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3年在2500元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平均收入每天不足一美元,而且这2500元并不是指现金收入,打下的口粮也做价算在其中的,而且是税前的,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三提五统也都是算在收入之内的。靠农业人均纯收入不足一千元,中国农民人均1亩地的现实也就能收入这么多,其他的为农民进城打工赚的钱给平均背过来的,农民工不足1.5亿,也就是说留在农村的除了极个别的种粮大户外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平均每天一美元,再加上城里的“下岗职工”,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低保每月人均220元,也不足每天一美元。保守估计中国每天消费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数字18.8%、2.44亿的一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达到六个亿。如果按日均消费两美元做为贫困人口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不少于八亿,直奔十亿人大关。

    说到经济发展,中国连续二十多年从没有低于过7%的持续高速发展被世人视为一个人间奇迹,却不说中国统计的掺杂的水份难以分辨,就说环保问题,西方国家在计算GDP时都是要刨出环保成本的,近代社会更是通过加大成本投入边生产边治理。而中国的GDP增长是不把环保成本计算在内的高速增长,最近闲言曾经转贴过潘岳的一篇文章《中国环境恶化即将吞没经济奇迹》,文章提到环境的恶化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15%”。如果把这些经济损失都算在GDP里面,中国就是不折不扣的负增长,还何来经济发展最快之说?环保只是中国问题冰山的一角,人工成本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康晓光表中所列的腐败指数说中国居中的结论我也是无法认同,由于康先生没有说明腐败指数的计算方式,笔者也就不好评价),不计后果的浪费问题,资金外逃问题,金融黑洞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一旦某个环节断裂,都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整个中国经济的坍塌,说到底中国经济不正常的高速发展实质上背负着巨大的危机,还不能早下断言中国发展的模式一定优于民主化发展经济的模式。

    前面说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还应该提到中国与印度和巴西的比较。我仅举一例,西方国家在调查中国商品是否“倾消“的时候,总要调查中国的生产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中国是一个信息不太透明的国家,就找一个类比国家或地区来计算中国的人工成本,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和香港来核算,中国肯定吃亏了,中国经济比那两个地方差的太远。国外的反倾消调查就以同为第三世界的巴西和印度人工成本做为参照,中国政府通常都会提醒调查者“尊重中国劳动成本低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干同样的工作,中国的人工成本远低于巴西和印度,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工作,中国人就不如巴西和印度人挣的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结论:康晓光所列的表格并不能完全支持康本人和闲言要说明的观点。不能说明表中民主化水平最低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好于民主发展模式,何况那其中有的国家是否是民主自由国家都有疑问;基尼系数居中也不能说明中国的社会公平在所列国家中也居中,至少中国社会公平程度不如表格中比中国基尼系数更高的俄罗斯更公平。腐败指数居中(表中的腐败指数怎么算出来的都让人一头雾水),这还要康晓光和闲言两位先生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还应该列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其它指标如:环境污染程度、浪费程度、教育程度、社会福利程度、医疗水平、司法公正程度等等这些硬指标来论证中国模式是否优于民主化发展模式。

    四.民主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危害问题

    康晓光先生的文章《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和闲言为康晓光辩护的两篇文章中最不能是我本人接受的观点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对民主的全盘否定。笔者将分两个部分针对康晓光“民主不适合中国”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来讨论康晓光关于“民主”方面的观点和立场。

    康晓光先是用前面提到过的自制表格来说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民主并无必然联系”,进而又推出了一个更恐怖了理论也是结论:“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帝国体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民主化过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远一点。印度挣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而后孟加拉又分裂出来。时至今日,印巴还是纷争不断,南斯拉夫也没有平静,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愈演愈烈,乌克兰又面临内战的威胁。谁也不能否认这些都是民主化的后果。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难逃厄运。台湾就不用说了,西藏、新疆、香港都会跟着起哄。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谁也不能拿民族命运为自己的偏好或设想去赌博。”谁要是置疑他的理论的话,那么三顶大帽子已经预备好了供您你挑选,“有些人对我的这种看法破口大骂,我想原因无非有三种,一是无知,不了解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是弱智或愚蠢,即使知道了这些常识,但还是理解不了,三是别有用心,他完全了解真相,但是为了一己私利,故意信口雌黄。”那我就冒着有可能是“无知”“弱智愚蠢”“信口雌黄”的危险炮火,还得要置疑我这个沈阳老乡中科院大学者。

    康晓光说中国要是实行民主“十有八九也是难逃厄运”,而在康先生眼里最可怕的是国家分裂。先看看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东汉末年中国三分天下的动乱,南北朝的分裂,宋朝遭受外夷欺负,元清两次外族入主中原,还有那么多次改朝换代的天下乱局,哪次是由民主造成的?我看这些动乱倒是与康晓光提倡的儒家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儒家问题下文再详细论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没有民主中国也有可能产生类似国家分裂那样的动乱。

    再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主化进程造成国家分裂即成事实的几个例子,最典型的是前苏联,前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分裂那是事实,可是分裂后这些国家国与国之间并没有爆发什么冲突,也就是说是“和平分裂”,而且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并没有认为分开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前苏联的解体无论从法理上还是道义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些加盟共和国都是苏联占领的地盘,如今的分裂独立大家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所以对于这种国家和人民的正常选择,我们没有必要说三道四。前苏联解体后国家造成最大的麻烦是类似车臣这样的俄罗斯国内不具独立资格的自治共和国的命运问题,而车臣问题也不是民主造成的问题,历史恩怨十分复杂,而且在车臣也搞了全民公决,也使车臣不从俄罗斯独立出去有了法理上的依据。如果这一定要说成是民主造成的问题的话,那就是民主在为从前的专制还债,因为专制欠车臣人太多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问题也与前苏联的解体相类似,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是民意。而且还有民主带来国家统一的例子,康晓光先生没有提起,我想东西德统一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康先生不会不知道,恐怕是对自己的观点不利而不愿提起,更不用说在“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理念下成立的欧盟了。最后说南斯拉夫问题,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当时组建在一起的时候,《宪法》中就有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经过全民公决,有权独立。”从1989年起,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都经过全民公决而独立,这是《宪法》赋于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就是没有民主进程,南斯拉夫那独立出去的那四个加盟共和国也可以依据当年铁托制定的《宪法》经过公投而独立出去。“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主导了先是波黑战争后是科索沃战争,在国际社会压力下,伴随着“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退潮,前南地区在民主进程中逐渐恢复了和平。还有印巴分治,那也与民主无关,那是民族宗教问题作用的结果。说点题外话,国家分裂就象离婚一样,本来带年就是包办的婚姻(如捷克斯洛伐克)如今也没什么感情,你情我愿好好散之没什么不好的;甚至有的婚姻就是强抢的结果(如前苏联),一方不愿再被强奸下去,另一方也开明了分也就分了;还有众多弟兄愿在平等或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只要愿意当然还可以在保持一定独立的条件下在一块过日子(如:欧盟),当然如上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在各方自主选择的前提下实现的。结论二:民主带来的某些东欧国家的分裂并不是坏事,那是人民在民主条件下的选择。而由分裂而带来的战争更多的是由于历史欠债和民族主义作祟的结果,而且民主并不只能带来分裂,还有可能带来统一。

    我不主张也不希望中国的分裂,不认为中国与东欧问题具有可比性,东欧是由于历史征伐靠强权暴力而合并的国家,在现代社会人民选择下恢复旧的民族国家,这是很正常的事。而中国所谓五千多年历史文明延续更多的是被外族征服与反征服中同化外族的过程,没有什么加盟共和国的概念,很难造成民族分裂的事实。中国的敏感问题“台湾、西藏、新疆、香港”这些都是康晓光先生所担心的,近期陈水扁和达赖的讲话不知道能不能打消康先生的顾虑,陈水扁声称他本人可以不追求台独,统一的条件是一国良制(一个制度,民主制度),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台湾人民差不多。达赖前两天刚提到,不追求西藏的独立,要求实质的民族自治和民主选举,并且愿意放弃政治,而只做宗教领袖。也就是说台湾和西藏最有影响的两个反对派已经表示愿意在民主的前提下保证不分裂,而香港追求独立的总是极少数激进分子,大多数港人的诉求也很明确,那就是民主普选。而新疆问题即使在现在不民主的前提下,疆独恐怖分子也没消停,有了民主新疆也很难独立出去,毕竟那里的汉人占多数。康先生还会说民主会给中国带来国家分裂和动乱吗?我的结论是不会。

    五.康晓光给民主自由主义者做了一顶康氏大帽子

    民主是什么?什么才是合法的?现代社会讲究责权利,也就是说责任权利义务的相互平衡。国家、政府、政党、组织都是为降低社会成本而出现的,而纳税人为政府纳了税,就有权要求政府对其负责,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民主程序而产生的政府才是正义合法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些独裁者也要通过所谓的“民主”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从康晓光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不相信民主的,在论证“民主在中国的可行性时”还保持了点矜持,但当他论证民主的合法性是就有点赤搏上阵的味道了,索性连美国的民主也彻底的否定了。还是先说说民主是什么再讨论以下的问题吧!我所理解的民主比较赞同乌罗夫斯基所编写的《论民主文集》中所提到的民主的十一个原则,即:“宪政制度、民主选举、联邦制度、立法、司法独立、总统权利、自由媒体的作用、利益集团的作用(主要指非政府组织)、公众的知情权、保护少数权利、军队受文职管辖。”(笔者注:这是一部精彩的民主思想启蒙文集,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这部文集,仔细阅读一下其中的具体内容,本文只是简单摘要)。正如乌罗夫斯基的《论民主文集》中所说:“民主制度并非易事,它也许是所有政府模式当中最复杂最困难的一种。它充满了各种较量和矛盾,必须有其成员兢兢业业的努力才能生效。民主制度不是为效率而是为责任明晰而设计的;民主政府可能比不上独裁政权的行动快捷,但是它一旦投入行动,这种行动可以从民众的支持中汲取丰富的源泉。”

    在论述“民主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上,为了论证其不合法,康先生的做法就有点不太厚道了。把自由主义者说成了走火入魔,然后再扣上康氏特制大帽子,说 “什么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国家分裂,他(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者)都不在乎,他只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反正在文中没有指名道姓,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连“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国家分裂”都不在乎,而要是为了自己的追求而不在乎那些人类灾难那只能说是混上加混了,我只想问问康大学者这个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者是谁?公布他所说所做的具体一点的劣迹,再公布他的姓名,好让大家明辨是非。

    关于民主带来的灾难康晓光先生列举了四大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国家分裂与民主的关系,民主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国家分裂,在这里不再重复说明。

    关于政治腐败,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腐败程度能赶上不民主的中国的腐败,而康先生前面说的那个表格中所说的不民主的中国“腐败程度居中”,这样的结论以及那个复杂的“腐败指数”是如何计算并调查出来的,康先生有必要用更加严密的说明来验证“中国腐败程度居中”这个结论,现在的这个结论很难让人信服。我只知道中国的腐败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腐败原因世界比较通行的看法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遏制腐败只有权利制约和民主监督。过去讲三权分立,现代社会在三权相互制约的同时又加上了两个带有民间性质的制约方式:第四权,新闻媒体;第五权,民间组织。讲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我还不知道有谁没有对腐败毫不在乎,讲民主恰是为了通过权利制衡来达到遏制由专制造成的腐败问题。

    关于社会不公,应该承认在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阶段那时的民主社会的确存在社会不公,这是现实。但民主社会的好处是它有强大的矫正自身错误的机制,当现代民主社会加入某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后,社会相对公平了许多。任何社会和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完美就不会有社会进步了,民主制度当然也不会是,康晓光主张的儒化也不会是(具体情况下文专门会谈儒化和儒家思想),但历史已经或正在证明着,民主制度是岂今为止最先进的制度。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可以实现社会公平,至少它相对要比那些不民主的制度公平得多。

    关于经济衰退,以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在康晓光先生看来,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东亚国家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而在崔之元先生看来,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这些东亚东南亚国家融入世界一体化大潮太快而受冲击造成。韩国的前总统金大中先生肯定不能认同威权和新左两种理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解释,金大中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正在进行韩国总统竞选,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这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自由民主化进程不够造成的,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完善自由民主体制制度,他因此而当选大韩民国的总统。韩国克服危机的过程中既不是按威权的办法抛弃民主也不是按新左的办法退出全球一体化,而是积极与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深化之前已经开始了的自由民主化改革,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尽管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们的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说到亚洲金融危机就不能不提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和他们曾经的威权体制,四小龙的崛起其实是冷战特殊时期的产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加大扶持了两个“前沿阵地”的经济发展,而日本和德国两个战败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效果相当不错,而东亚四小龙诸国和地区由于地处华人文化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要求他们的民主化进程,所以就有了上层威权统治下面有些许自由这样的上下不太协调的社会形态,日本依靠民主制度和岛国的危机意识德国靠民主制度和固有的严谨作风,加上美国给了这些国家不少经济上的优惠政策,主要是降低这些国家对美出口的门坎,日德和四小龙又都靠对美的每年大量贸易顺差而实现了高速经济发展,而日德由于有比四小龙更好的自由民主体制也就比四小龙发展的更强劲一些。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扶持逐渐弱化,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多的要靠自己了,日德有相对完备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而四小龙国家和其他与他们政治体制类似的东南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暴露无疑,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国际金融炒家正是看中了这些国家体制上的漏洞和弊病,狂扫一把。同为东亚,民主制度较完善的日本受的冲击就较小,而早在1984年就启动解党禁和解报禁民主方向改革的台湾受的冲击也不大,而受冲击较大的是威权特征明显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还有刚刚启动民主化改革还很不到位的南韩。危机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也并不相同,一个民主社会的危机都是一次纠正社会弊病的契机,从这个角度危机即是危险也有机遇,通过这次危机印度尼西亚结束了苏哈托三十二年的独裁统治,南韩、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都加快了自由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机体都健康了许多。

    也许康晓光和闲言会说,自由民主化改革要是象中国这样不搞了不就没有危机没有经济衰退岂不更好。说句心里话,没有遭受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的大幸还是大不幸恐怕要让将来说话历史证明。至少现在还证明不了中国政治机体是因为健康才避免那次危机的,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比那些遭受危机之苦的国家更加远离世界大环境,也就是说你还没入潮流呢。而且就目前中国的问题堆集如山随时有可能爆发远比1997那次更大的危机,房地产问题、环境问题、银行呆坏帐问题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危机的导火线,我本人对未来是不太乐观。我个人对此的观点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由于民主化造成的,而是由于政治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解决办法正应是深化政治民主化改革,完善国家民主制度建设,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是这么认为也正在这样做着。

    结论:康晓光扣在民主自由主义者头上的这个四层大帽不实,或将其摘去并销毁,或再拿出更新更详细更明确的论据来证明你观点的正确性。

    六.资本主义民主在康晓光眼里竟然都是谎言

    给中国国内的民主自由主义者扣上一顶特制的康氏大帽子肯定还不能完全说明康氏观点中“民主不具有合法性”,索性就把所有的民主制度一勺烩了,竟然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言论:“世界上所有的民主都是一套谎言。”

    康晓光认为:“在市场社会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全面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有人说不对,政治上是平等的,你看,人家选举投票时,街头小混混的一票、比尔•盖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错,这是事实,但是要记住,自由民主制度给予人的平等也就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平等。”一人一票的平等还不够,我也同意,这只是平等的一方面。我不知道康大学者是不知道还是别有用心的说出了这番话,民主国家还有很多平等他怎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给贪污了,例如:民主国家为了保证机会平等都会实行基础教育阶段的义务教育,彼义务教育可不是中国的此义务教育,说是义务教育就都得负责受教育阶段包括书本和午餐在内的所有费用,也不同于朝鲜那样的义务教育升学还得看出身还得要政治批语,也许康先生设计的儒化的义务教育更美好,但我看到的民主国家的义务教育比专制国家的教育好多了,公平了不知多少倍。再举一例,美国总统布什在2000年上台推出了一揽子减税计划,其中就包括未来十年内取消遗产税,这对大资本家特别有利,但偏偏是这帮人,包括巴菲特、索罗斯、盖茨的父亲老盖茨在内的美国120位大富豪联名致信总统,坚决反对取消遗产税,因为联名的富豪们认为这与美国精神不符,他们认为不应该以一个人的出身来决定未来,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成功的机会。显然,这种美国民主社会的精神是不支持康晓光先生“民主只维护资本家利益”这样的观点的。

    康晓光先生还认为“看看穷人、妇女、有色人种争取投票权的历史,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上述过程中无不伴随着流血牺牲,无不伴随着残酷的镇压。”民主的确要靠争取,天上不会掉馅饼,民主国家的幸运是经过争取可以争取到合理合法的权利,穷人、妇女、有色人种的投票权经过争取都得到了,而专制国家(也包括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怎么争取都争不来民主,不争取成为民主社会想争取投票权那是天方夜谈。民主的好处之一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他有不断完善进步的机制,不象中国传统专制社会总是在农民起义和帝王专制恶性循环中。

    康晓光还对国内民主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宪政有相当大的误解,他的文章写到“所谓‘宪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粉饰寡头政治,又可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安居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普选’ 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选举是被金钱控制的。议会是被金钱控制的。媒体、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被金钱控制的。资产阶级的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通过控制媒体和教育研究系统,它也在市民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资产阶级的统治无处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事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谁在支配美国的政治?并不是什么多数,也不是什么民意,还是那些有权势的集团。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这段话前半部分最象中学课堂上政治老师对他那些渴望求知的学生们的谆谆教导,如果再加上“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就与中学政治课一模一样了,至少十多年前笔者受过这样的教育。学生时代我是被这样的谎话给呼悠的够呛,现在不知这样的理论还能骗多少人,毕竟中国这样一个自诩的有民主的国家是从来都没有过民主的,在国民中是有不少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的民主。如果有谁不相信有民主存在,我奉劝他看看前面提到的乌罗夫斯基所编写的《论民主文集》,好好体会一下里面说的民主制度的十一个原则,好好的用脑子想想那些原则好不好,康大学者要是能说明这些原则在民主国家也都不存在那才叫人信服呢?关于康大学者说“美国也是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那康先生可知美国烟民告烟草公司的事情并胜诉的事情,是不是说那些大的烟草公司不够强势,还是烟民们太强了?在民主国家维护相对较弱的群体的权益要比专制国家做的好多了,这一点不管是康先生还是冼先生都应该是清楚的,实在不该有此种想法。还要说明的是在美国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资产阶级不一定永远是资产阶级,许多资本家破过产不说,就说巴菲特早已经声明死后财产回溃社会,不会给三个儿女留下一分钱。中国社会结构是金字塔结构,越富有越强势的人越能占据塔的上层,越弱势群体数量越多,而美国那样的国家不是,是橄榄型社会,穷人和富人都是少数,中产阶级占大多数,这一点康大学者应该清楚。

    结论:说所有的民主都是谎言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接受的。

    七.康晓光的“仁政”和“儒化”社会构建是不是乌托邦?

    什么是“乌托邦”,我手头有一本1989年版的《辞海》,里面解释说:“乌托邦”源出希腊文,意为“乌有之乡”,1516年英国人莫尔所著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此书是欧洲第一本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辞海》对其解释的最后一句话是:“‘乌托邦’一词后来成为‘空想’的同义词”

    为什么要提“乌托邦”呢?还要弄明白概念呢?因为康晓光先生说他所构建的“仁政不仅仅是乌托邦”,按逻辑理解“不仅仅”就是说康先生说他的理论其实也属于“乌托邦”的范畴,空想出来的理论,换个说法是一个“康氏新理论”,但如果仅是空想出来的理论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康先生认为他自己完全可以证明他的理论在现实中是可行的,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看了康晓光的演讲文章提到的“仁政儒化”的思想基础是传统的孔孟之道的现代化新解,更多的是经过改造后的借用,而又为了与时俱进,也掺杂了一些现代思想,如法团思想、开放媒体等,这些又都借用了民主社会的某些理念。

    按我的理解,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践了马列主义;董仲舒在汉武帝认同的情况下为了“罢黜百家”而重新解释了一回孔孟之道并把孔子架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火炉上烤了两千多年;而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被当成了权威;就象毛很难算作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董仲舒和朱熹的孔孟之道也都变了味了。台湾精通佛、道、儒三家文化的大师南怀谨老先生在捧孔子为圣人的同时,痛斥董朱之流往儒学这坛美酒里掺水的行为,玷污了孔圣人,并认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是误打,应该被打的不应该是酿造美酒的孔圣人而是那些往酒里掺水的卖酒贩子董朱等人。如今在董仲舒和朱熹之后又出了一位康大学者,也在按着自己的意思新解儒家文化,并比董朱之流更为疯狂的是要使儒教成为国教,并且全民儒化。怎么来评价这位康大学者,恐怕还得要历史证明。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毛泽东可以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的具体情况接合起来而自成一派“毛泽东思想”,朱熹可以为先圣做注而成为“朱子学说”(又名:程朱学说),那么康大学者在研究“仁政儒化”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所提的新思维可比朱熹复杂多了,可以在儒的基础上自成一派,完全可以说康晓光先生做的是开山祖师的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学说和理论,而那位闲言先生自是第一位追随者,完全可以成为大弟子,也学孔老夫子收七十二圣贤,外加门徒三千,如果是康先生有谦逊之德,那就认闲言为师弟,也不枉闲言先生如此卖力的摇旗呐喊。

    回过头来还得简单谈一下个人对儒家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简单看法,先秦应该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亮点,个人认为是因为诸子百家的存在使那个形成时代思想竞争进而带动社会各领域的竞争,极大的激活了社会前进动力。社会进步是诸子百家共同推动的结果,而不是哪一家功劳,儒家做为其中的一大家,是非对错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评价,我不主张全盘否定,但也不会把孔子捧为圣人,孔子作为思想家教育家怎么评价那是个人的看法,很难达成共识。南怀谨的观点我有保留的部分同意,“五四错误一打”是有一些道理的,儒家和孔子做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没有问题,罪在将孔子架在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烤炉上烤的董仲舒和朱熹之流。当把儒家文化重新解释并做为国家唯一的思想准则的时候,专制社会也就束缚了人们的能力,只有在动乱或外族入侵时才有可能通过负出极大代价带来些许活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消磨掉。在传统专制社会那两千多年,中国能如《史记》和《红楼梦》那样的文化精品绝对是屈指可数,就是让现在的某些中国人还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想起来都让人感到可悲,发明的炸药只能做鞭炮,指南针是用来看风水的,印刷和造纸只能是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太可怜了。再看看这些东西传到西方,却不说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就说印刷和造纸没过多久就使报纸成为普通人消费得起的商品(书籍和报刊),这样对社会的推动远不是贵族奢侈品可以比拟的,观念的差距太大了,这些在我看来就是社会上只有一个思想一个主义造成的。而民主社会的好处是它可以让各种思想都存在,用历史去沉淀过虑掉不适合人类社会的思想,现在的西方民主社会基本已经沉淀并过虑掉极左极右两种思潮,尽管没有完全消声灭迹,但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极左极右都不会占主导地位了,更不会只让一个思想占据着民主国家的统治性地位,你把你的东西鼓吹的再好也不行,得用竞争来证明你存在的必要性。

    我理解的乌托邦应该有两种,就以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例,一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实践起来的如空想社会主义,另一个只会在历史的一个时期内存在的最终走向历史垃圾堆的如极左的专制社会主义和极右的军国主义也包括康晓光所提倡的“禅让”制度,因为“禅让”只能在某个时期内短暂的存在,与专制比他比不了传宗接代,与民主相比他比不了民主选举更有活力。如果要证明康晓光先生的“仁政儒化思想”不仅仅是“乌托邦”就要说明这个思想有可行的可能,而且不会只是历史的一瞬,长期的适合中国社会。我们就先做个假设,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了康晓光所预设的“儒化”社会,并且“结社自由、法团(社群)主义、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平衡制约等等”这些由康晓光设计的政治模式也在中华大地顺利运行起来。你想的挺好,法团可以代表工人跟威权谈判,政府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资助某些法团的形式限制他们的一些权利,但这个民间的组织一多起来竞争起来就肯定会有与不是选举出来的政府不合心的某些组织,到那时你想取缔他时都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最后就剩下你那视为国教的“儒学”这一最后的思想武器,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利益面前任何思想总是那么脆弱,法团和他所代表的某阶层的人民不会满足只有对话的权利,他有权要求更大的权利甚至是民主参与的权利,康晓光搭建的这个框架真要是实施起来是不会持久而稳定的。知道现在的中共最怕什么?恰恰是您所设计的这几项“结社自由、法团(社群)主义、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平衡制约等等”带有民主性质的社会政治形式,只要是这些存在都一定会往民主的方向大步前进,为了维持现状的中共当局就只能是千方百计的遏制各种组织的出现,成立的组织就必须是在党领导下的组织,否则就一定是非法组织,在中国大陆不管是政府还是人大、政协、公、检、法、工、青、妇甚至工商联都是党组在当家,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现实是只有结在党领导下的社的自由,因为中共非常清楚一旦真的有了结社的自由也就拉开了社会民主进程的序幕,民主社会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了。知道波兰的团结工会吗?才合法多长时间波兰就民主了,台湾蒋经国1984年开发党禁报禁,也就是那么十来年就出现了康冼两位先生十分不愿意看到并为之痛恨的普选。如果中国真的能形成康晓光先生所设想的那种社会架构,那民主自由主义者们还真的高兴起来,兴奋起来,乐观起来,我们的民主社会的目标离我们可不远了,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年甚至三两年就会达到目的,真有靠这种方式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大家还真得感谢天才的康大学者为我们设计了这么好的一条民主的康庄大道,到头来仁政和儒化真的就有如成为历史闪亮一瞬的“乌托邦”。也说不准,康晓光先生泡制“儒化”理论就是为了曲线民主救国,换另一个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方式,那也未可得知,如果真是这样,那得对康先生尊敬起来。

    结论:“仁政儒化”不管能不能在中国实践起来都注定就是“乌托邦”,除非康晓光和闲言两位先生还能泡制出新的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出来,否则“儒化”就难逃“乌托邦”的命运。

    结束语:

    康晓光论述他的“儒化”思想分了四个方面,“首先,要说明现状不能够也不应该延续下去。其次,要说明竞争性方案不可取。这种竞争性方案在当今时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第三,要说明替代方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仁政”。同时,还要说明替代性方案优于现状和竞争性方案。第四,要说明替代性方案具有可行性,或者说,仁政不仅仅是乌托邦。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回答了,那么我的主张也就得到了论证。”他自言“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回答了,那么我的主张也就得到了论证。”笔者的这篇文章也是从这几个方面剖析了康先生的文章,也顺带着探讨了闲言先生对康先生的两篇辩护文章。当然这都只代表笔者的一家之言,如有偏颇或不足还得请包括两位先生在内的所有人予以指出,不胜感激。

    最后要说的是康晓光先生的文章和观点我有诸多不认同之处,但从某些“小事”上看来他的身上有不少值得大家学习的优点。他可以为不幸去世的小思怡奔走呼喊这本身就值得让人尊敬,他可以在他个人互联网主页上放上诸如胡平、樊百华、王思睿等人的批评文章,本身就是勇气可佳,在他“仁政”的思想中能够倡导“结社自由、法团(社群)主义、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平衡制约等等”这些都是目前中国最为缺少的社会构成,如果单纯是为了追求这些我们会有一致的目标。连续用了很长时间写的这篇文章,头脑中始终在想着我的那位沈阳老乡并有相同属性的康晓光先生和在互联网上能与多位自由主义学者论战的网络快手闲言先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眼前浮现出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活灵活现的堂吉柯德和他那个跟班桑丘,康晓光先生把民主当成了洪水猛兽去持剑挑战并欲挑死而后快,我想他与堂吉柯德挑战风车一样,都是徒劳的。

    

    注:本文引用康晓光先生的文字皆出于由韩恒等整理的,康晓光先生的演讲稿《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引用闲言先生的文字都出自《为康晓光辩护》和《“儒家复兴”与“文艺复兴”--为康晓光再辩护》两篇文章。

    

    2005年3月14日深夜 完稿于沈阳家中 《真话文论周刊》第十一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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