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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另一种农民——记我的父亲
(博讯2005年2月24日)
    
    附录:世纪印象:答朱竞女士问
     (博讯 boxun.com)

    
    说明:朋友转来朱健国评点笑蜀文的网文,对于观点我不想讨论.但涉及先人与家人的地方,我想澄清一下.我的父亲作为垮台的农民干部“传位”给作为国家干部的我伯父(从此变成了拿工分的农村干部),这不可能是事实。我姐弟6人,现在我姐家和大弟家是农民,大妹夫妇失业(原是镇供销社商店的营业员,妹夫是司机),小弟是1978年考出去,现为检察官,小妹家是职员。
    
    我虽没入过党,做过几个月南方南末编委也莫名其妙丢掉了,现在是一最普通的编辑,编稿送年轻人审混饭吃,但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是比较顺的。对此,我已有文,也在陕西卫视的《开坛》节目说过。爱说我什么就说好了,我不在乎。查出身很无聊,要查也可以,但请尊重事实。
    
    下面是我纪念先父的一篇旧文与一篇评论当代的答问。
    
    ——鄢烈山
    
    
    另一种农民
    ——记我的父亲
    
    
    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个满面尘土色,忧郁地捧着一只粗海碗的老农,感动了许多人,却没有怎么感动我。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有一个饱经风霜一生劳苦的父亲。但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供人悲悯的对象,而是我精神上永远的导师,虽然他只是一个半文盲,而我是个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
    
    倘若父亲还在世,应该是76岁。母亲记得他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十六;大伯母说他是乙丑年生人,我推算了那是1925年。76岁,对于现在的生活条件还算不上高寿。我见过好几个街坊邻居和老同事,70多岁了还满世界跑,一口气爬上8楼不带喘。可是,父亲在 94d 11年前即1990年5月29日就因病离开了人间,刚过65岁的生日不久。
    
    一、
    
    父亲出身于世代务农的穷苦人家,一辈子在与泥巴坨子打交道;兄弟三个他排行老幺,不是长子不能成为祖父倾全家之力重点培养的希望,只上过三年“冬学”(冬季农闲时跟私塾先生识字的启蒙学堂),虽经50年代初上夜校加自学,也就是可以记帐、看报的文化程度。他所具有中国农民的坚忍,但决不是那种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好死不如赖活。父亲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具有一个优秀政治家的那种宠辱不惊、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永不认输、乐观进取的精神。
    
    我们的村子在湖北省沔阳县小河乡(现属仙桃市陈场镇辖区)的“沙岭上”(襄河的支流通顺河溃堤时冲积而成的一个沙丘)。那是江汉平原沼泽地带一个离四周任何一座县城都有上百里的乡村。南面离洪湖县的府场镇、监利县的北口乡只有二三十里,西南面离潜江县界就更近些。就在这么一个数县毗邻“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僻远地方,沙岭村在1949年以后的近20年里,却成了中国农村的政治漩涡之一。从土改、合作化到“大跃进”、“四清”运动,村里都驻着省里县里的工作队。父亲就在这样一个政治漩涡的中心挣扎了那么多年。
    
    我不知道,工作队是怎样看上我们鄢家人的,这里所谓“鄢家人”就是二伯父鄢洪桢与父亲余续汉两人。祖父早在辛巳(1941)年病逝,大伯父不知是殁于抗日战场还是阵亡在随后的国共两党内战中,总之被抓壮丁之后就再没有回来。祖母曾在回答我家为什么有“鄢余”两姓时讲过家史:我们的祖上本姓余,曾祖父入赘襄河北岸的天门县鄢家,祖父便姓了鄢;“三代归宗”,让大伯、二伯姓鄢,父亲姓余。“头次革命”后国民党“反水”,地主还乡团杀了我们的两个叔祖父,祖父在“鄢家台”呆不住了,便带着一家人逃回了沔阳。老家并无近亲,祖父凭着一把双股剑自卫、靠当挑夫挣钱,单家独户立住了门庭。也许,工作组看中鄢家人的就是这个“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吧。
    
    土改、合作化年代的事我懵懂不晓。我只记得工作队长住二伯父家,“我们鄢家”最早有电话、有广播,有个女孩偷了四姐的红头绳,四姐威胁说不把红头绳放还原处谁也不准进她家的门听广播,果然红头绳就回来了。我还知道二伯父上北京出席过“群英会”,有他在天安门前拍的照片为证。长大后,二伯父把他收藏的一本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给我看过。里面共收了出自湖北省的调查报告5篇,其中有1篇讲的是沔阳县沙岭农业合作社开展“评工记分”的经验,是父亲与“魏光荣”联合署名(魏是工作队员,后来做了县委办公室主任,“文革”中是全县重点批斗的“走资派”之一,巡回批斗到我们所属的通海口区时,我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远远望见过他的身影)。文章介绍沙岭社怎样防止集体劳动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的弊病,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受到了毛的重视,但并未得到特别赞赏给加上一段“按语”。由于与毛有这么一段“旧谊”,毛去世后? ead V莸匚妥ㄊ鹫倏返炕崾保恢稳思瞧鹆烁盖祝盟コ鱿磕钜鞘健!肮膊场被辜堑盟欠窀怂坏憔窨砦坎坏枚6颐钦庑┳鲎优母械降闹皇撬献骰米锪讼缜祝乇鹗悄切拔宕笈┚摺北怀涔母辉V信:罄锤盖装ふ保屑父龈辉V信┭谑尾蛔⌒以掷只觯晕颐抢涑叭确怼F渲杏幸桓鼋嵩棺钌畹模?0年代初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借故在我家门口大吵大闹,说他的脑袋里总是轰轰作响是父亲害的,拿了一只尿罐要砸我家堂屋“神柜”(我记事起那是个杂物柜,只有在过年时上面点两只红烛)上的“祖宗牌位”(从前供“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地方)。
    
    到“大跃进”那年我已满6岁,经历的事记得很清楚。父亲是党支部书记,白天我见不到他的人影,他在忙些什么我不晓得,只见我家的三棵树被最先锯倒了:一棵是后园高高的大“柳树”(我们那里的人把杨树叫柳树、柳树叫杨树,就像把爷爷叫爹爹、爹爹叫爷爷一样);一棵是屋西边挂果时令人垂涎的大枣树;一株是前园里那一带少有的大皂角树。为搞“平房化”,父亲带头拆了我家才落成一年多的新瓦房,我们一家八口搬到沙岭一队“陈家豆腐铺”的厢房里去住,而母亲说她就是为攒钱建新房省吃俭用营养不良落下的晕眩病根。
    
    1960年秋天,被分散到沿通顺河岸各生产队去住的原沙岭三队的乡亲们都纷纷搬回到“沙岭上”。这时父亲已成了垮台干部。工作队下来“反五风”,天天召人开会给父亲和别的大队干部提意见。谁说父亲的“坏话”,不满9岁的我并不怎么在意,可是卧病在床的母亲却要我跟着大伯母混到会场去听。我一到会场就躺在大伯母脚边睡着了,什么也没听着。我至今历历在目的是父亲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写检讨的样子,以及他和小河管理区的第二书记潘友礼挨家挨户向乡亲们赔礼道歉的情景。我看着他们两人一前一后从熊家出来向唐家走去。直到2000年我翻看《毛泽东文集》,特别注意到第八卷《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一文,这一读才知道父亲当年的挨整是“通了天”的。原来我们沔阳县通海口公社(那时候的“公社”后来改为“区”,管若干个“小公社”即原先“大公社”下辖的“管理区”)是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所抓的“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典型,而历来被重视的沙岭大队自然是王任重的重中之重。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没有在“反五风”中像沙岭四队的队长柳会林被判刑坐牢以平民愤,算是我家的大幸运。
    
    “反五风”过后,上面应本大队几个“老革命”的要求,把已转正为国家干部在公社里工作兼任武垴大队党支书的二伯,调回家乡当支书,父亲则带了本大队的一批青壮年劳力(主要是五类分子或他们的子弟)到离家二十多里的排湖去开荒。
    
    排湖是沔阳县境内最大的湖泊,方园百里。1974年在县城读师范学校时,我从同学处抄得一篇老作家碧野写排湖的散文。碧文说排湖曾是元末与朱元璋争天下的三雄之一、沔阳渔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陈友谅操练水师的演武场。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到父亲领队开荒的排湖边,已见不到浩淼接天的湖水,一望无际的是一派荒凉而极富诗意的大沼泽地景象。即使在荷枯蒿黄的冬季,也看不到远方的人烟。只有在特别晴朗的日子,偶尔借助斜阳的反光可以隐约望见远处似乎有个数户人家的小村庄--有大人指点给我看,那是白石灰墙,那是屋顶的瓦片,它叫“邹家台”。夏天这里真是美极了!碧绿的芦苇林,碧绿的蒿草(秋后都是起茅屋的好材料);成片成片碧绿的荷叶中倒插着神笔一样的莲花,有粉红有白兰花色的(可以摘嫩的莲蓬或老的莲籽米,也可以潜水采藕或藕稍子);各种水鸟在嬉戏欢叫(如果走运可以在芦苇丛或蒿草窝里拣到好多“蹲鸡”下的蛋);各种各样的野鱼就更多了(若手里带了叉,说不定就可以叉到一条浮上来正懒洋洋晒太阳的大黑鱼)。可怕的是,如果在湖边的堤坝河岸塘堰田埂上走,就得带根棍子拨路打草赶蛇,虽然被水蛇咬了只消在伤口吐点唾液消毒止痒,我还是看到蛇就心惊胆颤。最要小心的是,在湖区走路要准备随时趟水过沟渠需打赤脚,而打赤脚走路最怕踩到陈菱角破蚌壳,弄不好就狙了刺或划破了脚。其实这只是我作为上10岁的孩子遵母命随人去探视父亲的感觉,跟一个旅游观光客的印象差不多浪漫。后来我作为社员去农场劳动,就别是一样情怀了。一是那里蚂蟥特别多,特大的叫“牛砣”,吓得死人;特小的叫“沙瘪子”,蠓虫般大小;它们防不胜防,插秧割谷没有人一天不被抽血的;农场的人都像八路军,天天要打绑腿。二是天还未黑,蚊子就成团成团地扑上来了,只好不断烧稻草薰蚊子。三是开荒田里淤泥深,不论栽秧割谷动辄陷到半腰深,生怕沉没下去爬不出来。
    151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领导开荒造田。平时是每个生产队出几个人在农场长住,一人干一年再轮换。栽秧割谷时各队派青壮年去短期突击,一般10天左右。而父亲在那里一干三年多,直到1964年“小四清”时把他叫回来受审查。从一无所有、全大队集体开生荒,到后来辟出几百亩田,六个小队分家各立门户守成种植,都是父亲一手擘划经营。他既似指挥全局的总督又是呵护每? b68 荒短锏奶锛涔芾碓薄?br>
    在子女面前父亲总是喜怒不形于色,除了简短明确的指令,要么对你不置可否地看一眼,要么淡淡地露出一点笑容,所以我至今不知他当年在排湖农场究竟是什么心情。那几年母亲整天卧床起不来,我们姐弟靠60多岁的外婆照料,加上连年超支一分钱也分不到,日子过得很艰难。父亲这么不顾家地为集体创业,现在想来,很可能他是对自己领导的“大跃进”给父老乡亲们造成损害深感愧疚,默默地要为大家做点事弥补弥补。他从未为自己只是“执行者”而辩解,更没有为自己当了上头的替罪羊而发牢骚,虽然他当初也是被别人“强迫命令”,虽然他对总是有理的王任重之辈搞的运动并不服气。
    
    农场初具规模,适逢“小四清”开始,父亲回到了沙岭。随后的两年他肯定没有什么职务,不知他以什么身份在大队里做事;到 1966年“大四清”前,他帮大队建成了“沙岭小学”、一座颇具规模的榨油厂和一间轧(棉)花厂。这一切当然都得到担任大队党支书的二伯父的全力支持,可他们并不是开兄弟公司,也没有为自己牟取什么特殊利益。杀气腾腾的“大四清”证明了兄弟俩的清白。
    
    我至今搞不懂工作队为何要把父亲列为“大老虎”、全大队头号斗争对象而往死里整。他“垮台”数年,此时是一普通党员。怎么动员积极分子整他的我不清楚,只记得祖母给这一年出生的小妹妹取名“桃英”。有个星期六我从住读的中学回家,祖母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坐在床头郑重地对我说,“桃英”就是“逃英”,鄢家又要逃难了;并对我讲起“头次革命”后祖父带一家人逃回沔阳之初受人欺负的往事,最后她干揉着一双无泪的老眼说:“我们鄢家的人熬得过的”。据说斗得最凶的时候,民兵连架着机枪对着父亲。而那时全县流行脑膜炎,我被关在沔城中学的校园里几个月没有回家。幸好我没有回家,我什么也没有见到,父亲的屈辱没有给我直接的刺激,我不会记恨哪位乡亲。
    
    工作队给父亲落实的“四不清”的罪状有两大条。一是阶级立场不稳,二是经济上有400多元的问题要退赔。所谓阶级立场不稳,是说他跟五类分子划不清界线。我在排湖农场听到过,那里的人包括五类分子和“子弟”都互相叫浑名,他们背后乃至有人当面称父亲为“迈迈”(mai-- mai 阴平声调),意思类似于“头头”、“老大”,父亲也不生气。他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真正同甘共苦,若端着架子从早到晚一脸严肃自己岂不要先变成僵尸?有几个五类分子子弟从农场回村时,帮只有妇孺的我家翻耕自留地、挑几担水,讨好也罢怜悯也罢都是人情之常。至于经济上的问题则完全是莫须有。父亲从来不管账不管钱,怎么算出来这400多元?据母亲说,有我几年来放学后和放假时与小伙伴们在公家田里拾麦穗稻穗之类折算的钱;有父亲在哪个社员家“多吃多占”折算的;还有他当场长时,拿甘蔗之类物品,给农场附近的渔民生产队田家台的人送礼,决定该算在他私人名下的。总之,亏他们绞尽脑汁,想得出这么多。这400多元的负担,在当时,对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我们家如泰山压顶,是够狠的。父亲不得不腆颜去跑洪湖上监利求亲告友,东挪西借“兑现”。“大四清”的结果是父亲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回生产队劳动。从此,他的处境跟“五类分子”差不多。
    
    奇怪,受了这么多打击和屈辱,父亲就是不低头。如果哪天碰到他耷着头猴着背,那一定是他的腰疼病又犯了,痛得直不起来。以致,在父亲挨整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大队有个姓王的男人对别人说:“怪了,余续汉这样的人怎么不寻死?”这话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恨得咬牙切齿。父亲想必也不会听不到,但他肯定是一笑置之。
    
    70年代初他又受命? 5b4 锎蠖影熳┩叱В驮谖胰谓痰拇蠖用癜煨⊙缘囊惶豕喔惹园丁N彝眉纳碛埃苁悄敲疵γβ德档摹?br>
    到1975 或1976年的时候(我已于1973年夏离开家乡到县城去读书和工作),父亲已过了50周岁,却答应回到生产队当小队长。母亲是坚决反对父亲当干部的,她为他提心吊胆吓够了,她为他“补过”赔情费尽了心力,再说,那时当干部又不拿钱,“何必呢,不当这个‘啄米倌'(本地对吃虫的啄木鸟的叫法,借其谐音贬称最小的官)就活不成?”但是,父亲就是喜欢操心管公家的“闲事”,他不怕得罪人被再次架起机枪来斗,到老来又干起生产队长。是问心无愧,还是有政治情结,抑或潜意识里要向巴不得整死他的人挑战?我未敢启齿问他。
    
    这时的这个生产队是原先三队、四队合并的。大概有七八十户人家,摊子不小。我回家度假或探亲时,总见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饭;然后挨家挨户去“喊工”(分派当天的生产任务),点灯吃了晚饭后还要与两个副队长、会计等别的队干部去商量事情,忙得团团转。
    
    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先先后后移民来的,没有那种数百年相传的大宗族,但也有大姓小姓之分。我们鄢家论宗族房头是最势单力薄的,我们一家、二伯父一家,连入赘大伯父家而没有改名换姓的大姐夫一家也只有三家。父亲对此却全无惧色。记得70年代后期的一个假期,我与未婚妻在家的一个傍晚,大家刚刚睡下一会儿,陈姓好多人上门问罪,说是大弟把他们陈家的谁抓走的,如果不把人交回来就立即动手掀我们家的屋顶。大弟那时在大队民兵连管什么事,可能是受公社派出所的指令,协助派出所的人把陈家什么人送到公社去了。陈家男男女女闹得好凶,父亲起床点上灯打开堂门,拿了一根竹篙子走出去,递给领头的说:要不要我帮你们捅?瓦片有数,我不怕你们不赔。鄢 5b4 烈新(大弟)跟XXX有没有仇?没有仇,他为什么要害XXX?几句话说得来者哑口无言,一会儿就烟消火熄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我从来没见到谁当父亲面逞过凶撒过野,即使在他“垮台”之后走霉运的日子里。他的尊严与威信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大人物,这绝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
    
    父亲与别的父老乡亲很不一样的是,比种田人逞强赌狠的力气活他肯定名落孙山(这大概与他小时候为遗传性的哮喘病所苦有关);就是村民一般人都会做的事,比如到水田里湖岸边寻鳝鱼、到河渠里用竹编的罩捉鱼以及给自家打草鞋编箢箕什么的,他往往也没有兴趣做。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策划人、主事人和职业经理。
    
    前面已经提到“文革”前他就为沙岭大队办起了榨油厂及相关的轧花厂。这在我们那一片好几个生产大队是独有的,不仅为本大队创造了直接的副业收入,还节省了卖棉花的劳力,增加了大量的棉饼豆饼等有机肥料。虽然这两个厂后来因为工艺没有跟上社会进步而衰落,但后来的事他想管也管不了了。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时代,他不仅领导开辟了一个农场(人民公社制度崩溃时,因为整个排湖环境的变化,那里已可以种高粱棉花,大队把农场分给了自愿移民到那里去的人家,行政管辖随之改变),还创办了三个厂(连砖瓦厂),这在中国农村算是很“超前”的。那年头,他还为大队创办过两个剧团。一个是50年代他当大队领导时办的天沔花鼓戏(现在叫荆州花鼓戏)班子。演员是本村的子弟,外请师傅来教,逢年过节搭台演出,演的是《站花墙》、《蓝桥会》、《拷打红娘》等传统剧目。看戏,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谁谁谁演什么角色唱什么样的腔调,我今天仍记得好清楚。
    
    另一个是父亲在排湖农场时培养的一个皮影戏班子。长? 5b4 谠谀歉龌暮镏ù钆锷畹娜耍帽攘鞣旁谕粞蟠蠛9碌荷系那舴福蘖谋壤屠鄹雅徘病L旌诜殴ず蠛痛蟊┯瓴荒艹龉ぷ饕凳保切┠昵崃ψ车哪腥嗣牵ㄆ绞蹦鞘且桓瞿腥说氖澜纾以谙奶旒遣环殖び子氡卜郑训贸嗵跆醯卦诖蚬瘸∩舷衤孔永ヒ谎刈醋ィ杲拍硎植恢酶墒裁春谩N四芙獬ぷ∩缭钡募拍盖妆闱肜戳艘桓鲂斩〉氖Ω到檀蠹页び跋贰S惺庇寐喙募乙铡按蚰痔ā保惺迸挠婀耐沧影槌荒侵指咔黄び跋坊雇锴唬蝗顺蠹页蹲派ぷ雍停 愕蒙攀锟猓饶值孟窆辍D羌父鎏乇鹩刑旆盅У煤玫谋阕槌闪松沉肫び跋钒嘧印O仁亲杂樽岳郑罄淳捅谎氲礁浇挠娲搴蜕蠖尤パ莩觯俸罄凑飧銎び跋钒嘧泳捅凰南绨舜褰永唇尤コ闪恕跋泗昔巍保敝?966年“破四旧”。人民公社垮台后,沙岭村又有人自愿组合唱起了皮影戏,走村串乡赚钱到如今。
    
    村里人起屋造厦都喜欢请父亲当顾问,虽然他一不是木匠二不是泥瓦匠。有红白喜事往往请他当“知宾先生”,将怎样按亲疏远近关系和礼款厚薄接待来客、安排席位座次、怎样“打发”(回赠)来宾等一应琐细而重要的事交给他打理。他很乐意为乡亲们操这种心,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应承下来。虽然他不在世了,别人照样过日子,就像一代代的人失去父母之后也会生活下去,甚至生活得更好,可是有他的日子,人们就是想依靠他仰仗他,相信他不可缺少。
    
    三、
    
    父亲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他一生都对新鲜的物事抱有强烈的兴趣,总是喜欢搞新名堂,说句不敬的话,就像他的孙子我贪玩的儿子永不厌倦新玩具一样,什么都想亲手试一番。
    
    我猜想“大跃进”时他积极推广双轮双铧犂、播种机等新式农具,带头拆自家的楼板造送肥的手推独轮车并搞为之配套的“轨道化”,积极试验“深挖”、“密植 b68 ”等新耕作方法,不仅由于那时候他对共产党的号召深信不疑,还出于他喜新喜变的天性。
    
    他无权在集体生产领域试验新东西之后,逮住机会就在自己家里试。以做饭来讲:他先是改建节柴灶。听说可节约烧柴40%以上,他就在自家试改;效果不错就极力游说并帮别人改。后来听说建沼气池用猪圈里的粪便作原料,不但可以提高肥料质量,可以生产燃气代替古老的烧柴做饭,只要划根火柴就行,还可以发电照明取代煤油灯,他便买来水泥、塑料管等原料硬是搞成功了。虽说电灯昏黄,时断时有,却是我们那一带最早用上的电灯。也许由于成本较大又费事,村里除了二伯父受他鼓动也建了沼气池之外,别的人家不为所动。再后来,他见小弟供职的荆门市煤多又便宜,便买煤回来学城里人做蜂窝煤烧炉子,说是冬天可以烤火取暖,可以给小孩烘尿布,有许多优越性。这回乡亲们效法的就多了。
    
    父亲最有魄力的试验,是60年代中期在自留地里种竹子。大人小孩总是饥肠辘辘的那些年头,几分的自留地是各家的养命田。一般人家都是除了种蔬菜,尽量挤出地盘种豆类粮食。父亲却把屋后的菜园辟出一半来栽竹子。“沙岭上”从来没人种过竹子;邻村人家有种竹子的,种的也是“窝竹”--一丛丛的不占地,可以劈篾编斗笠。父亲种的是“贵竹”,长不到可以做柱做椽的楠竹那么粗,最大的只可以做撑船的篙子和晒棉花的架子,中的可以做锄把,小的只能做钓鱼竿、蚊帐竿,再小的只能扎扫帚。父亲精心培育,让我们挖塘泥来培土,终于长成林,却一点不实惠。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只是晚上可以在林中捉鸟玩,手电筒一照住鸟的眼,鸟就会傻,一动不动或乱撞瞎飞;对于母亲来讲,是父亲又为她辟了一条得罪乡亲的路--有人今天讨根锄头把,明天讨只晒衣竿,而后天向你讨帐竿不能满足,就会噘嘴巴,背后骂你小器。后来我们搬家,竹园被毁妈妈才松了一口气。
    
    包产到户,父亲放开手脚搞他的新名堂。种黄花菜,种黄麻,种柑桔,在我们这个粮棉产区不但要从头学起,还要冒失败赔本的风险,他一点不怯阵。这还不够,他抽空又试验“庭院经济”,在我家厨房旁只有几块芦苇大的场院里搭架子种瓜果。他种的那一个品种是我从未见过的,有点像西葫芦,我只晓得他把它们摘下来拿到街上供销社去卖过。可惜,到了他可以尽情施展才华之时,他已老了,重病缠身。
    
    父亲最失败最伤心的一次创新,当是他1957年的建新房。“起屋造厦”是乡亲们视为人生少有的几件大事之一,可与结婚生子相提并论。在这一点上,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依稀记得我家最早住的是与大伯母家成曲尺形的一间厢房。到了父亲32岁这年即1957年,他终于决定盖一套两间两“拖”的瓦房。他的设计是出于一种最太平最美好的预期。他决定先造一堵西墙,挡寒风阻斜雨,攒够了钱再造其余三边的墙。因为是湖区,自古以来十年九淹,1954年还发过大水,所以我们这一带的人起屋是不砌墙的。穷的人家用芦苇麻梗夹成壁子,上面糊泥;富裕人家用木板--当然最好是从湖南买来的杉木--打上桐油做成“鼓皮”。大水要来时,穷人割倒泥巴壁,富家则拆开板壁搁上楼,任水自由流通。父亲似乎认定本地将一劳永逸地消除水患,他这个判断被证明是不错的。不仅如此,他还异想天开(受工作队员怂恿?)地用“混凝土”(本地无山,不产石头,用砖碴浇水泥做成)灌了墙基;而砖是在窑场里定制的,“三六九”(厚宽长)的尺寸,像砌城墙的砖那么大块头。我想,当墙砌到“山”尖最后一块砖时,他一定志得意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不定当天半夜爬起床来,在月光下欣赏了几遍。可是,窝还没有蹲热,就要搞“大跃进”,为了推行“平房化? 5b4 鼻讲鹆耍浇排俪隼戳恕畈业氖牵坏貌蛔约合旅畲幼约河眯难龀傻恼舛虑讲鹌稹N抑两袢约堑蒙缭狈蠲鹎绞保盖滋稍诖采峡奁那榫埃鞘备盖滓欢ǘ愕迷对兜母墒裁闯龃罅Φ氖铝恕?p>* * *
    
    父亲的一生劳心劳力,从不知倦怠,天天里里外外地忙个不停,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到了8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崩溃之时,他的身体也近于崩溃。他却似心有不甘,想抓住这姗姗来迟的种田人多少可以真正当家作主的好时光,弥补一生的不得志,拼老命想有所作为。我在北京上大学时,听说父亲查出血吸虫病,几次写信问大弟,都说他还没有去治(那时候治血吸虫病还不要钱),放不下田里的活。暑假我回家的那天,吃过午饭好久,父亲才背着一袋新鲜黄花从地里回来。他的上衣被汗浸透贴在背脊上,不知湿了晒干、干了又湿多少遍了。他进屋先咕咕地饮了一瓢茶叶末泡的凉开水,才回答我:就是要趁这个时候摘,收的黄花才好。
    
    1989 年秋天父亲病重,我接他到武汉治病。到武钢职工医院做B超检查时,医生不肯告诉我检查结果,只说怎么拖成这个样子?又到长江那边的同济医院去做检查,他十分不乐意。他不愿我为他花钱,从他有时默默的神情中我想他还认定花钱也没用。妻子找一位名老中医给他看,说只要坚持吃药注意休息可以好起来。吃了十几副药后,他感觉好多了,便要带着药回乡下去。临行走,他跑到街上买了一条人家处理的已发霉的香烟;又从我的阳台瓦盆里,剪下一枝山东葡萄藤,说是可以带回菜园里试种一下,“沙岭上”还没有种过葡萄呢。
    
    这就是父亲,我的父亲!
    
    虽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并非人世罕见的憾事,我的父亲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特别不幸的人,我作为人子、长子的罪疚是永无可赎了。倘若父亲健在,我们父子之间 b68 该可以谈谈心了。什么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都成了淡如轻烟恍如梦境的前尘往事,乡亲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可以一笔勾销,也不会影响我对哪个乡亲及其子女的态度。父亲,您尽可以敞开胸怀讲,把您经历过的大事小事一五一十根根梢梢讲给我听。您一生曲折坎坷的历程是中国农民半个世纪奋斗史的一个缩影;您的喜怒哀乐所思所盼所憾,是您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父亲,儿子没有寸土可以为您立碑建陵,您的坟就建在我心田里,永不堙灭,永不销蚀。
    
    2001年5月4日-6日 于广州
    (原载《读人记·普通人卷》,韩小蕙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世纪印象:答朱竞女士问
    
    问者:朱竞,《文艺争鸣》杂志社编审
    答者:鄢烈山,南方周末编辑
    
    一、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问: 您对中国20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答: 可悲可叹复可怕。这是我的真实感觉而不是耸人听闻的夸大之辞。“忧国忧民”并不时髦,正视事实只是良知未泯。
    
    20世纪之初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而亡国亡种的危险,而今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说不”的权力。中华民族巍然站起来了,何悲之有?
    
    然而,请想一想,20世纪初那些已经被灭亡的民族与国家,后来不是也纷纷独立了吗?非殖民化是世界进步潮流,中国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这样说并非要一笔抹煞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历史的前进来自于合力,没有反帝反殖的斗争就没有非殖民化。但这无改于上述基本判断。而且,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日等“列强”比较,差距是大于还是小于20世纪初?当“二战”后即20世纪中期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时,中国的相对实力比世纪末要大得多!据世界银行1999年的报告,人均GNP超过9386美元的共有52个国家,称高收入国家;另有67个国家人均GNP不足9386美元,但超过了 765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其余的58个国家人均年收入在765美元之下,是为低收入国家。这58个低收入国家中就有中国;与中国为伍的是印度等几个亚洲国家和非洲中部的一些最原始的国家。时至今日,又过去了两年多,情况并无重大改变。
    
    20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而今已是“人民共和国”,民主、法治、人权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这不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吗?
    
    然而,世纪末的中国孳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皇帝?有多少个一掌遮天的“一把手”?他们在其辖区几乎拥有绝对的至上的权力,乐于被称为“老板”、“父母官”、 “X座”,顺则昌逆则亡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像赖昌星这样一个半文盲以钱财铺路通天,将一个特区、一座边关玩于股掌之上,这样的事在20世纪初也是骇人听闻的腐败。
    
    可叹的是,提起20世纪初期文化界、新闻界灿如群星的那些大师巨匠,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我们今天总是不胜向往之至,是什么使我们心驰神往?是人们要“厚古薄今”吗?今天公认的文化大师有哪些人?凭王蒙、余秋雨、王朔能照亮中国当代文化的天空?
    
    说可怕,是基于这样两点认知:一,中国人赖以生生不息的自然资源已不堪重负,三倍于20世纪初的人口以及众人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已使国人的生存环境达到濒危的临界点;二,中华民族赖以绵延不绝的道德资源遭到野蛮的糟践。口是心非、巴结献媚、尔虞我诈古已有之;买官卖官、黑白合流、谋财害命、男盗女娼,于今为烈。仁义礼智信的旧道德荡然无存;自尊尊人重契约守法纪讲公德的新道德被视为骗子的辞令或傻子的信条。中国的物质与精神环境继续这样恶化下去,岂不可怕?
    
    问: 您认为 b68 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
    
    答:我认为知识分子精神是存在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承认人类中有个叫“知识分子”的什么特殊种群,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比别的人天生高贵或高尚。不,他们同样具有一切人性的弱点或“劣根性”。
    
    所谓“知识分子精神”,是指那些受过较为良好教育的人,不愿放弃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喜欢表达一些独特的见解和批判性的观点,比较富于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
    
    他们之所以具有这种精神和意识,是因为:
    
    一、从“天下为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古迄今写在经典著作中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读书多的人被潜移默化,信以为真,付诸践履,或“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接受了那一套价值标准,是为“书呆子”型的人物。
    
    二、书本上的东西往往讲应当如何如何,具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就选择了“舍生取义”改造世界的人生道路,虽“千万人吾亦往矣”,无所畏惧,敢撄逆鳞,这是志士仁人型的人物。
    
    三、更多的,更主要的是,所谓知识分子精神基于一种自以为是、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普遍人性。读了书,有了自以为高明的想法,就要表达出来让社会知晓,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不让他们说话,就是把他们当工具,把他们驯化为牲畜,是他们不堪忍受的痛苦。
    
    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在古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的责任感,为帝王师的人生目标,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荣誉感。在今天,就是以怀疑的眼光、批判的立场,独立于现存的一切权威,顽强地表达自己的异见,不怕唱对台戏,不怕被戴上“反对派”或“反动派”的帽子,一心求真求实。
    
    知识分子精神发扬光大,在思想领域,有助于开拓人类的思维,鼓励创新;在实践领域,有助于对当政者拾遗补漏,形成公权的制衡力量。
    
    问: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答:迷失本性,整体性地缺乏洞察力与预见性。
    
    问: 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答:我最心仪梁启超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生与时俱进,从政、治学两相宜,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
    
    问: 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答:梁启超、胡适、鲁迅、顾准、梁思成。
    
    
    二、关于人生和个人体验
    
    问: 您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讲一件苦恼的事。
    
    答:我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感受不到强烈的痛苦与耻辱--借用崔健的歌词说,即“我的病是没有感觉”。
    
    别人逼我就某个事情写出深刻检讨,我并不认为我有什么错,但我知道不写难以过关,一气呵成写出长篇检讨书,一稿通过,不仅不觉得屈辱,不仅没有说假话的良心痛楚,反而有些得意于自己的“应考”能力。
    
    80年代初在区政府工作,办公室的电视机不翼而飞。公安局的侦察员不知根据什么人的提示,把我当头号盗窃嫌犯,由我的同事带路追寻我当晚的踪迹。我应当为自己的人格受到怀疑和贬低感到愤怒,然而一点也不,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合逻辑--谁叫我家最穷呢?
    
    我在报上与网上开的专栏被迫打住,更没有痛楚,似乎一切顺理成章,本该如此。
    
    “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问: 您对两性感情领域的自由和责任是怎样理解的?
    
    答:自由是建立在尊重对方意愿与人格基础上的,有此前提,便尽了最大的责任。
    
    每个成年人都应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不应奢望或责备对方的尽责与否。
    
    问: 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是什么?能说说您和它(他或她)的故事么?
    
    答: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
    
    他虽然只 b86 读过三年冬学,是个农民,但他具有两项最宝贵的品质,一是永不屈服,家庭不幸与政治迫害都没有摧垮他的意志;二是永远喜欢搞新鲜名堂,不怕失败。
    
    问: 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答:没有。“胡未灭,鬓先秋”。
    
    三、关于教育
    
    问: 在您看来,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答:与国有企业(官办企业)的主要弊端同症同源;亦官亦X,官僚气息浓厚,只对上“负责”;产权不明,领导人权与责不对称,无人对学校的学术声誉真正负责。学校成了名利场。
    
    问:您认为应该怎样认定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没有博士学位就不能当博士生导师吗?
    
    答:博导的资格应当由全国同行来公推,初选可以由同专业的教授们无记名投票。不知为什么博导在中国成了一块金字招牌、超级职衔,甚至是比博士还博士的“学位”,这项发明太有中国特色。只要能成为本专业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不论他以前有无学位,也应当可以当博导。
    
    问: 您是否认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存在着体制方面的问题?
    
    答:当然。大的方面,如(1)所答;小的方面,如教师的选聘、研究生的录取,应当改变当下学术思想上“近亲繁殖”的局面。
    
    问: 据统计,大学里的研究生有百分之七十是女生,这是怎么回事?
    
    答:无非因为女生在就业方面处于劣势,读研可以增加自己竞争的砝码。
    
    问: 学校教育对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积极方面是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条件与氛围,并被迫地接受较为系统的知识训练;消极的方面,是课堂上被迫浪费很多时间,有些课程太陈旧,有些老师太糟糕。
    
    
    四、关于文学
    
    问: 能不能举出几位您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批评家?
    
    答:中国当代没有值得我特别推崇的作家和批评家。只有几个比较喜欢的,比如王小波、贾平凹 。
    
    问:您认为对于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不论表现手法上玩什么花样,心是真诚的。
    
    答: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急功近利,缺少思想内涵与真情实意。
    
    问: 您能否预测一下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能产生在哪个国家?可能是哪位作家?
    
    答:不应产生在中国大陆,港台的金庸、李敖也不配。
    
    2001/09
    
    (原载《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朱竞编著,华龄出版社2003年9月版,收入鄢著《年龄的魔力》,台海出版社2005年1月版 (2/24/2005 1:13)
    
    转自新世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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