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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为鄢烈山说几句公道话
(博讯2005年2月21日)
    
    
     鄢烈山得奖,我是很高兴的。我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是一个俗人,没有什么高瞻远瞩,所以我看不出鄢烈山的得奖包涵了多少深刻的政治意味。我只能以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一个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我以为,给鄢烈山颁奖的中国作家协会固然是官办的,给鄢烈山投票的评委们固然也都是体制内人物,但这又有什么了不得呢?我所在的中国改革杂志不也是官办的吗?我本人不是也有一个官方身份吗?可难道说中国改革杂志就是一份反动的杂志?难道说我也是一个反动的人物?不仅是我和我的单位,卢跃刚先生所在的中国青年报比我所在的中国改革杂志更官方,而且卢跃刚先生也有一个官方职位;焦国标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也比我所在的中国改革杂志更官方,而且焦国标先生也有一个官方职位。这样的例子简直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官办的未必就是反动的或者说未必总是反动的,有着官方身份的人未必是反动的或者说未必总是反动的。这样的道理我想也可以推之于中国作家协会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们。中国作家协会可能做了很多坏事,但不会只做坏事不做好事,只要有做好事的机会,他们还是不会放弃的;至于那些评委们,我更坚信他们只要可以不做坏事是绝对不做坏事的,只要可以做好事是绝对要做好事的。在我看来,给鄢烈山颁奖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和鲁迅文学奖评委们所做的一件难得的好事。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这么做完全根据ZXB这个特殊机构的授意,既然没有证据证明有这样的授意存在,我宁愿相信他们的善意,宁愿相信在没有得到明确授意的情况下,在有一点点自由选择的空间的情况下,他们便直接听从了自己的良心的律令,更多地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给鄢烈山颁奖。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鄢烈山接受了这个奖并为之欣慰,又算什么错呢? (博讯 boxun.com)

    
    朱健国先生近年一直坚持体制外生存。这种体制外的坚守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因为自己处于体制外,就对体制内一概骂倒,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和明智的做法。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于昨天的中国,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发育出了一个阵容相对强大的体制外力量,更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体制内不再像昨天那样铁板一块,而是相当的多元化,于是体制内也有了广大的游刃空间。体制内的就地坚守,基于自己专业领域的坚守,比如专家学者的坚守,媒体人士的坚守,律师的坚守,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甚至有希望演变成一场体制内的人民战争,而与体制外的坚守相呼应。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中国的反动力量,只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层,而不是整个的体制内。体制内不等同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大量的体制内成员是被排斥在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层之外的。比如,数千万共产党员,数千万公务员,就未必都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尤其未必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其生活水准跟平民并无多大落差,也不过打工吃饭而已。比如普通公务员,普通教师,普通医生,普通士兵,普通警察等等。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平常心,都有普通人性,都是尽量的不做坏事,尽量的做好事。其中更不乏当下中国最优秀的人士,尽可能地借助自己所处的位置、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来减轻平民痛苦、遏止公权、促成中国的和平转型。这就是说,中国和平转型的动力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体制外,再一个就是体制内。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见不及此,因为自己在体制外,而对体制内的人士一概否定,对体制内的贡献一概抹杀,逢体制内必骂,这跟某党惟我独革,以我划线,把在国统区供职的知识分子一概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所做的事一概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相去又有多远呢?恕我直言,我以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耳。重要的不是看一个人的身份,重要的是看他做的事,这才是理性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供职于南方周末的鄢烈山,其在南方周末版面上历年发表的作品,其在南方周末版面上历年编辑的文章,从总体上是否有益于中国的文明和进步?我想这才是值得我们关心的。鄢烈山体制内的身份并不重要。何况即便就身份而言,鄢烈山迄今也不过是南方周末的普通编辑,其真实姓名甚至迄今仍不能在他供职的南方周末版面上出现,这本身就是鄢烈山体制内坚守的代价。就此而言,又有什么可诛之处呢?
    
    朱健国先生抨击鄢烈山的第二个理由,是鄢烈山主张公民写作。这点我跟朱健国先生当面讨论过,我不认为这个主张有什么错。是的,中国离公民时代还太远,但因此就不能有公民写作吗?所谓公民写作,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以主子的姿态来写作。你可以事实上不承认我是一个公民,事实上不承认天下有我的一份,事实上不承认我是主子你是仆人。但自然法和人间法都赋予了我公民的地位,我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呢?是的,你可以限制甚至彻底抹杀,但我可以依据自然法和人间法最大限度地争取。权利从来都是自己争来的而不是恩赐得来的,不可能统治者把我当公民我才把自己当公民,统治者不把我当公民我就不把自己当公民。恰恰相反,统治者愈是不把我当公民,我愈要把我当公民。这就跟民间通常说的,人家愈是不把你当人,你愈要把自己当人,是一个道理。这正体现出强烈的尊严和强烈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不让我关心,我偏要关心,你不让我参与,我偏要参与,你不让我评说,我偏要评说,你要我放弃,我偏不放弃,你说天下只是你的,我偏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每个人都有份。即便为此付出代价。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公民写作,就是以争取公民权利为主题的写作,就是以捍卫公民权利为主题的写作,就是以驯服公权为主题的写作,就是以呼唤公民时代为主题的写作。这样的写作难道不是当下中国最紧要因而最有价值的写作吗?鄢烈山不仅是这么主张的,而且是这么做的。他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攸关民主和法制,都攸关人权和公民权利。正因为如此,他才招致了被变相封杀多年的命运。不正视这一点,而故意用统治者所持有的公民概念,即只强调义务而抹杀权利的所谓公民概念,来偷换鄢烈山以权利和责任为要义的公民概念,以此把本来是争权利尽责任的公民写作,本来是坚守独立立场、坚守知识分子良知的公民写作曲解为逢迎统治者的写作,这种做法我不认为是公正的和厚道的做法。
    
    至于朱健国先生所说的人权盛世,这个词汇的发明权我想应该归属于朱先生而不是鄢烈山。因为就我所知,鄢烈山在任何场合,都没说过写过这个词汇。鄢烈山只是说,在人权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他为这个进步而欣慰。于这种说法并不能必然推出“人权盛世”的结论。鄢烈山已经五十多岁了,亲身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极左型专制时代,他把当下中国跟那个极左型专制时代的中国相比较,认为当下中国的人权状况较那时有很大改观,这应该是持平之论,但凡有平常之心,都会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点也并不是为统治者涂脂抹粉,因为这份成绩表不都是统治者的成绩表,而应该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成绩表,尤其应该归功于民间社会。鄢烈山承认人权进步因此不是刻意表彰某一个特定的势力,而是在表彰整个中国。拿这一点做文章,我以为同样不智。
    
    鄢烈山主要是一个作家,评价一个作家,主要应该看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身份和他的个别主张。但朱健国先生多次评论鄢烈山,几乎看不到他对鄢烈山具体作品的评议,惟就鄢烈山的身份和个别主张发言,而且如前所述,对鄢烈山身份和个别主张的评论也往往是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无限上纲。我也主张做朋友要尽可能地做诤友,但诤不是一概骂倒,诤是讲道理,讲道理就要实事求是,就要公道厚道;而不是自己随意漫画出一个头像,告诉大家某某就这个样子,就这么不堪,然后理直气壮地对着那个头像吐口水。
    
    我本来不懂杂文,从来没入行,所以朱健国先生批评鄢烈山已久,我虽然一直不认可但一直没发言。但现在我不能不站出来了,因为我不再认为这只是杂文界的事。以精神督战队自居,专以道德高标责人,这种党文化的余风是不应该鼓励不应该纵容的。自由知识分子不是一支军队,每个人都只能听从自己的判断行事,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最适合、最擅长的方式行事。自己做得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做到,自己都没做到的,更不能要求别人必须做到。坚持自己的选择,理解并尊重别人的选择,坚信条条道路通罗马。如果毫不理会这个起码的逻辑,其于精神专制也就不远了。这应该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大忌。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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