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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
(博讯2005年2月16日)
     鄢烈山的“领奖辞”全文: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
    
     (博讯 boxun.com)

    记者:祝贺你获得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一届是从2001至2003三年间发表的作品中评出的,杂文集就你的这本《一个人的经典》,可以说是相当难得的荣誉了。你应该有一种振奋的感觉吧?
    
    鄢烈山:还是说有欣慰感比较贴切。不论从前,还是现在,乃至将来,没有人会为了获奖而去写以批判性为基本特质的杂文,但能得到这种形式的认同总不是坏事。不过获奖是一种偶然性很强的事。比我年长的、年轻的不说,同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杂文作家中,南京师大附中的特级教师吴非就比我写得好。有人出书机会少,有人没参评,情况多种多样。我不是中国作协会员,只是从湖北省作协转会到广东省作协。广东省作协推荐了我的这本书参评,最终评上了,表明文学界、文化界的作家们对我这个比较“边缘化”的写作者没有恶感和偏见,这一点使我感到欣慰。
    
    记者:散文杂文奖评委肖复兴说,年轻人容易通过单篇小说冒出头来,而想通过一部散文(杂文)著作一举成名难度相对就大很多。所以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大多是知家。你认为你的获奖与你在《南方周末》写专栏所赢得的知名度有没有关系?
    
    鄢烈山:应说是有吧。我在《南方周末》写专栏是1996年1月到1998年10月,接近3年,时间不算长,但那是《南方周末》发行量最高的几年,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影响比较大。不过,也正是从1996年在《南方周末》写专栏开始,纯粹意义上的杂文写得少了,更多的是用点杂文笔法写时评,也就是写杂感吧。我的杂文、杂感和时评,之所以能得到一些读者的共鸣,我想是因为有一条一以贯之,即鲁迅文学奖评奖标准中所说的“关注现实生活”。我曾在一本集子的后记中说自己的写作追求是“重大题材、独特视角、思想含量和文化意味”,后面三点做到多少很难说,第一点基本基本上做到了。我在长江日报社的老领导熊同志曾说:“我看你写的东西,大多是关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他概括得应该是准确的吧。
    
    
    记者:“一个人的经典”这个书名是你起的,还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包装”的?这本书是你有杂文自选集吗?
    
    
    鄢烈山:是自己取的书名,“后记”里有个说明。名之为“经典”当然有调侃的味道,经典不经典不是自封的。我写了近20年杂文,自己最满意的、转载率最高的是批评“萨达姆崇拜”的《孩子,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与批评“一把手”破坏民主集中制的《“一人化”领导》。这本书中我比较得意的是《哀陈伯达》、《高尚与卑鄙的组合》等几篇。(可惜《哀陈伯达》里有一处将宋人吕惠卿与吕夷简搞混了,出丑。)这本书是个专题性的自选集,都是与“人权”有关的,遗憾的是封面设计没经我过目,没有突出那个“人”字。
    
    记者:你认为这本书可以代表你的杂文创作成绩与特点吗?
    
    鄢烈山:应该说可以。前面说过,我写的所谓重大题材,无非是关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说到底是关于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去年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近几年来谈人权不再是禁忌话题,但前些年可不是这样的。谈关于人权的话题,一是要勇气,二是要智慧,这里面有良知与胆识,也有表达技巧。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当然,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总的来说,人权话题的自由度是与我国社会前进的步调相一致的。本来,《共产党宣言》早就载明,在新的社会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的大字不训的乡亲们也开口闭口“人权”,喝斥责欲动手打人者“你侵犯人权!”自从上世纪70年代,“冷战”高潮时期,美国总统卡特推出“人权外交”,“人权”一度仿佛成了西方国家的专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现在,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词语。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我的这本集子能获奖的重要前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最该感到欣慰的。
    
    记者:所谓“人权”就是公民权利。中国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社会权利、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宪政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词语已然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人的“常用词典”。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2002年最佳杂文》选集中,有一篇你的《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你认为“公民写作”是“杂文新概念”吗?
    
    鄢烈山:准确的表达应当是,将“公民写作”的新概念引入杂文创作。不仅是杂文,别的写作,只要是个人的而非职务性的,应该都是“公民写作”。换句话说,公民写作是个较大的概念,杂文写作是较小的概念,“公民写作”包括杂文写作,杂文写作应当是一种公民写作,即以“公民写作”为前提。从那篇文章你可以看出,我不是“公民写作”概念的首创者。“公民写作”是当前杂文界、时评界大多数人的共识,提倡最力、实绩最好的大概要数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的编者李方等人。自然,也有些人不同意,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建成“公民社会”,现在提倡“公民写作”是“压制‘鲁迅风’”,是“向杂文套绞索”,是“顺应既得利益”,甚至是“投降”。
    
    记者:那么,“公民写作”与“鲁迅风”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鄢烈山:我们先看与“公民”相对应的是什么。最对应的是“臣民”,向君主有所建白,也是战战兢兢的,首先想的是如何进言才“得体”,所谓“口将言而嗫嚅”。若用特指,与“公民”相对立的有四种人:一是奴才与驯服工具,在古代为奉旨骂人的阉奴与为帝王解闷的优伶,在当代为“梁效”、“罗思鼎”之流;二是蛊惑人心的阴谋家和只图发泄仇恨的暴民;三是自以为高明的“王者师”与“传教士”,以教诲人为职掌;四是不甘心做奴隶的反抗者。鲁迅就是第四种人,意识到自己被压迫者的地位,用“奴隶的语言”来抗击压迫者,所以他自比为“战士”,要打“堑壕战”,用杂文作“投枪”、“匕首”,进行轫性的战斗。他的这种自我定位是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使然。今天的时代已从革命转到建设,应当怎样继承鲁迅的风骨与风格呢?“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激浊扬清,对“假丑恶”绝不宽容和妥协,继承和发扬这种鲁迅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自我定位可以有所不同,不必自认为奴隶,可以自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的一员。中国的现代化尚在建设中,公民社会不可能一蹴而蹴,但我们可以这样自我期许,循名责实去努力,走向公民社会。我认为“公民写作”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它没有“平民写作”的自我标榜意味和民粹主义嫌疑,也没有“启蒙”、“知识分子写作”的自命不凡和精英主义嫌疑,它是一面鲜艳又朴素,人人扛得动,狂风吹不倒的旗帜。“公民写作”要求作者有自由的心态、平等的观念以及法治、人权、宪政等现代意识,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依法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参与国家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可以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公民写作”对于杂文作者来讲,既是一种“个人化写作”,又是一种“社会性写作”。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与消费主义时代的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区别开来,既不做封建专制主义的附庸,也不为人欲横流的时尚所裹挟。
    
    
    记者:但是,“公民”意识似乎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20年,出版家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之前就编过一套《公民丛书》。1926年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提出的“四不”办报方针,就标榜“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
    
    
    鄢烈山:对,“公民写作”其实算不上新概念,就像民主、科学、法治不是新概念一样,但它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张季鸾所说的“公民”既指他这个自然人,也指《大公报》这个“法人”,因为《大公报》是无党无派不接受政治津贴的报纸。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纯指个人,没有借喻意义。邓拓、吴晗、廖沫沙1960年代写杂文,也是个人行为而非组织指派,他们就是以一个公民、一个党员的身份在写作(当然,那时候没有现在的言论环境,他们的文章有更多的隐晦曲折的“鲁迅风”)。我最中意的是楼适夷先生的表述:“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 目标,是为了中国进步;尽我所能,是公民的责任;得到应得的享受,是讲公民权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楼先生为《东方杂志》1933年的元旦征梦写的心里话。那时候这是他的梦想,今天我们要将它变为现实。
    
    
    记者:这样的表述,不是混淆了杂文创作与时评写作的追求吗?
    
    
    鄢烈山:“公民写作”是二者共同的追求,是自我定位,是基础;“下一步”,杂文与时评就有分有合了。生活是杂感,文史札记可以是杂文,一般不会是时评,而文采焕然又有真知酌见的时评同时就是好的杂文。
    
    
    记者:你的杂文创作,自己觉得长短得失如何?
    
    
    鄢烈山:我的杂文创作有两个明显不足:一是缺乏文采,我是个好的“语文老师”,做得到文从字顺、简洁明快,却没有语言天赋,文章的形象性、幽默感严重欠缺;二是学养不足,缺少专业知识背景,论事大而化之多,只能从个人生活感悟出发,讲些“常识理性”之类。长处也有两条,一条是关注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有时能言人所未言。比如《拒绝金庸》、评《中国可以说不》的《粗制滥造的标本》,虽然观点有偏颇,但它们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二条是有感而发,这个“感受”不仅是感悟,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没有写作冲动不下笔。我曾定过一篇论文《激情:杂文创作的生命泉》。这不是刻意学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而是修辞立其诚,把自己的文章与“应制”、应景和为稻梁谋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不认为理性与激情是对立的。#
    
    ■(《杂文选刊》2005年1月号[下])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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