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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志高:史密斯和马克思
(博讯2005年2月11日)
    
    
     这里我要谈的是两位不同时代、国家和种族的西方人: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和马克思(Kail Marx,1818─1883)。从他们的生卒年代,我们一望而知相差一百年。史密斯是十八世纪英国苏格兰人,而马克思则是十九世纪德国犹太人。 (博讯 boxun.com)

    
    我为什么现在要把“两斯”拉在一起呢?我以为他俩对今天亚洲国家所走的道路和所遭受的命运都非常重要。在时间流里,道路和命运都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
    
    如果中国人的前辈在过去犯了错,而现在我们仍不能接受历史惨痛的教训:痛定思痛、承认错误、而决心痛改前非、改弦易辙、改邪归正,那么“前车之鉴”这句美好的成语,为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又怎能脱离错误的道路和不幸的命运呢?
    
    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固然是“当局者迷”,而当时官员的头脑,其实也不很清明,且不够新颖。即使在知识分子群中,也是少数中的少数,敢做敢当,开始提倡变法维新运动,如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被捕并被西太后指令处死的六君子。
    
    但在同时代隔岸观火的日本,欲为自身提出了警惕,一定要防止西方的侵略。为此,要寻求自救之路,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日本的有识之士均积极呐喊并极力主张政治革新,军务西化和现代化。日本当时向西方两大强国看齐:第一是英吉利,第二是德意志。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掌握大权,一面扩大开放门户政策,一面鼓吹并发展自由企业。我们知道,当时被西方各国所公认的自由企业的守护神就是史密斯。他的名著《国富论》早被视为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必备的读物和最正确的指南。当时日本留学生大多是史密斯的崇拜者,而中国留学生却几乎对他不闻不问,甚至一无所知。这样遂造成了中日近代史上的弱强与贫富的分野。
    
    在英国,史密斯本是一个最常见的姓氏,仿佛中国的张王李赵。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时,在图书馆常看见同名同姓的作者,多得数不胜数,所以并没把《国富论》当成一本重要读物,何况一看年代便觉得老旧。直到有一天,我的老教授推荐我务必去读一读这本书。他开玩笑似的说:“根据我的经验和我所看到今天中国方兴未艾的巨变,中国人似乎只知道西方有马克思,而不知道西方有史密斯。而我们西方人,包括欧洲人、美洲人、澳洲人,我们之所以不拥抱马克思,不独尊马克思为权威,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十八世纪打好的,那时有史密斯而无马克思,后来无业游民兼流氓的马克思异想天开,在法京和英京著书立说,企图破坏或动摇我们的文明基础,幸而为时已晚,知识份子不听他的谎言,因为我们不只有一位胜过马克思而酷爱真理、实事求是的史密斯,还有其他人,都比马克思伟大,并且可靠。”
    
    我的老教授半个世纪前的一席话,令我终生不忘。也让我认清了史密斯和马克思各自的为人与为学的特点和理想。之后我不仅详读了《国富论》,得益匪浅,也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不见容与欧洲和为什么穷困潦倒。原来他的父亲是德国很富有的律师,但他受德国人的歧视而反犹太,也因此而与父亲脱离关系,遂远走巴黎并在那里结交了另一德国人恩克思。这是大部份欧洲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马克斯的“斯”可写成“思”,那么史密斯又如何不能呢?如果史密斯的思想在于求得社会建设,那么马克思的思想则恰好萦绕于对社会的破坏。“两斯”是水火不相容的,一定要撕开、一分为二。我们到底是要建设还是要破坏?当然任随每个国家自己的便。十九世纪日本人听信了史密斯,因而国富民强;二十世纪中国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现在只好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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