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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六四——权力舞台的大玩家
(博讯2005年1月12日)
    
    
     ●编者按:本社出版的世纪中国丛书《沉重的回首:一九八九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十二月下旬已在香港上市。文集收集了二十四篇关于一九八九年北京民运的重要评论与研究文章,有些是初次发表,包括若干具重大争议的题目,本刊现特转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干事长宋永毅为该书写的「新版说明」及书中专题部份吴稼祥的文章《六四:权力舞台的大玩家》(页)。吴稼祥在八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秘书,参与中办许多内务工作,文章根据他二○○一年六月在加州的两次演讲摘要而成。提供对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位目击者的内幕分析,非常可读。 (博讯 boxun.com)

    
    一、六四的起源
    
    如果没有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去世,会不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一九八七年初,胡被罢免以后,我亲眼目睹他的脸就像过冬的桃子一样一天一天乾瘪下去——他内心的平衡失去了。如果没有胡耀邦的八七下台,他就不会死,也不会有六四。因为如果没有一九八六年的学潮,他的反对者就不可能在一九八七年初把他整下去,他就有可能坚持到「十三大」,担任中央顾委主任,然后接过邓小平的职位——当军委主席。那样,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再则,如果没有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北戴河借祝寿之际宣布退休,八六年学潮也不太可能导致胡下台。当时,杨尚昆非常着急,他是军委副主席,而且是靠邓小平当上的军委副主席。如果邓小平一退,胡耀邦一旦当上军委主席,首先免掉的就是他。所以他决不可能顺顺利利让胡耀邦当上军委主席。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就形成三大集团:改革派,保守派,阴谋家派。阴谋家派就是以杨尚昆为首的一个帮派。在挽留邓小平(不要让他退休)阻止胡耀邦接班的问题上,杨尚昆和保守派结成同盟。表面上他不断和赵紫阳胡耀邦握手,给他们讲好话,实际上已经和李鹏进行了很多阴谋交易。我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李鹏刚从门那里出去,杨尚昆就追了出去。他们在走廊里咬耳朵,窃窃私语,然后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因为平常这些人很难见面,每个人的电话实际上都不安全,在里面要跟人谈一点事情,通常会到中南海边去「散步」。我们知道里面的窃听设备多么先进,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所以,他们联络,只有通过这些会议。
    
    我认为,从邓小平宣布退休开始,六四事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在十三大的时候,薄一波和杨尚昆在主席团会议上,我当时是主席团会议秘书,工作是作记录。他们两个有一段对话,已经把他们的心理揭示的非常清楚。在邓小平一九八五年宣布要退休以后,中共之间的改革与不改革的事情已经退居其次,首要的问题成为谁能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且,这个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因为一九八五年距离「十三大」召开还有两年的时间,邓小平这个时候宣布,大家都知道不是最后的决定。他是一个试探。如果是最后的决定,他就不会在一九八五宣布。他可能在一九八六年,不给你任何时间。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解释空间: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他不在决定好了之后宣布?他为什么要借寿辰的机会进行试探?
    
    这是中国传统谋略一个经典案例。邓小平那个时候宣布他要退休,实际上也是给大家一个相互商量的时间,实际是说你们考虑一下,我这样做怎么样。从此以后,各个派别的活动极为频繁,斗争日趋激烈。
    
    第一个回合,作为六四起源,一个非常重大的权力斗争的回合是在胡耀邦下台以前。这一次决战就是在前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这个会议之前,围绕着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央已经分成了两派,并且开始了非常明显的权力斗争。
    
    在什么问题上开始的争夺呢?主要是在六中全会的决定上要不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要写继续「清除精神污染」这两个提法。胡耀邦坚持认为这个文件不要用这两个提法。每次把这两个文件起草好送上去,小平同志都批示:很好。邓力群一定要批两三页,要阐述一下,强调党的文件要有连续性,一定要把两个提法写进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何如何重要,给人家写两页以上的纸。陈云很暧昧,根本不批示。一九八六年,围绕这件事情大概双方争夺了半年多时间。
    
    到开会之前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邓力群修改稿的全部删掉以后,胡耀邦又把决议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说这一稿可能是最后一稿,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可能在六中全会上要摊牌。邓小平批示说:摊牌就摊牌。
    
    在这次会议通过之前,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有人给薄一波做了工作。这个工作,我现在怀疑,那就是让杨尚昆给他做的。薄一波说:没有必要做这样一个决定。这是薄一波的说法。中央已经通知第二天上午要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临到开会之前,胡乔木打来一个电话,也说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没有必要开。结果他自己缺席了这次会议。这个过程就看出当时的这种权力角逐的紧张和激烈。
    
    在六中全会最后一天开会的时候,这个决议经过各小组讨论——因为邓力群当时几乎控制着整个意识形态,在邓力群帮派的坚决要求下——留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有几个人知道耀邦同志对此不满意,至少在会议上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陆定一,一个是万里。在会上,陆定一首先站起来发言......
    
    因为耀邦同志记住了邓小平的一句话,摊牌就摊牌。他认为这次会议是摊牌的时机。我认为,作为政治家,他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摊牌,是你去摊牌,不能当着老同志的面摊牌。你当着这么多老人的面摊牌,就等于把邓小平逼上梁山了。他当时还要问大家: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呀。那时还能有什么意见?都已经改好了。这时候陆定一首先发言:说我还有点意见。他建议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文件中删去,为什么要留这一句话呢?他讲完之后全场楞住了,没有任何人吭声,大家面面相觑。大概静止了足有几十秒钟,突然有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从前排响起来了,这个人是万里。他说:我赞成陆定一同志的意见。应当把这句话从这个决定里删去。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难道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化吗?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哪儿呢?中央委员席位上掌声雷动。中共党内的斗争已经表面到会场上了。停顿了一会,首先发言的是彭真,接着是杨尚昆。彭真说,我不同意删去这句话,这句话要保留。后来,邓小平就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这时,已经注定了胡耀邦的败局。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一九八二年胡耀邦过多干预了赵紫阳主管的经济工作以外,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支持是一贯的。在处理八六年学潮的书记处会议上耀邦提出,现在学生在闹事,这也并不可怕,进行现代化建设怎么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呢?怎么可能没有一点事件呢?怎么可能没有动乱?有点动乱不要紧,这完全是要考我们的、锻炼我们的领导才能的时候。然后,赵紫阳接着讲。他说,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这是我听到的中央领导讲得最明确的一次!就是说:不要怕动乱;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当时我看到这个会议记录,我感到中国有望,应该说为中国庆幸。但是第三天,风云突变。我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听说当时(告诉我这个情节的人不是一般人,至少是出席会议的人)杨尚昆跑去对某人耳语了几句。这个会临到结束时,耀邦同志说:散会。这个人突然站起来说:等一等,我有几句话要说。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书记处对学潮这个事情还没有深刻反省。我认为这一次学潮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中央长期以来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放松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结果。
    
    大家原来以为这些话是不是邓力群说的?或者是薄一波说的?都不是。是胡启立!这就是为什么胡启立后来在耀邦去世以后感到那么愧疚,跪在他的灵前;最后在戒严问题上弃权,投反对票。这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
    
    过了几天就在小平家里开生活会,要免去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捏估的?仍然是个谜。将来只有中共文件完全解密,我们才可能知道这背后的秘密。但是有一条,旨意是杨尚昆转达的。杨尚昆在邓小平面前说了什么?怎么去运作的,我们现在根本不清楚。
    
    当时事情事实上已经过去,学潮已经平息,而且中央书记处已经有这样一个共识:要在中小动乱下管理国家。事情都过去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免去总书记职务呢?就是不要让他平安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定是杨尚昆最需要看到的事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两年内再发生一次这样大的事情,可能很难。这个事情如果平安过去,胡耀邦还可能兼中央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这件事情,我估计可能陈云也不愿意看到。
    
    在胡启立发言之后,邓力群乘胜追击,说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件事情,耀邦同志不坚持,紫阳同志也是不坚持的。紫阳同志保护了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比如像严家其这样的人,居然在他的政治改革办公室里还当了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小平同志就问紫阳:紫阳同志有这件事情吗?紫阳同志说: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非常努力的,我坚持改革开放,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严家其同志,他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他绝对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他对党忠心耿耿,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改革开放的,他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这是交锋,这就是第一次的交锋。小平同志说:那好,就这么办吧。
    
    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躁动性的学潮不可能导致中央政权有多大的变动。如果要变动的话,他就要利用学生。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就是这个意思。他早就想干掉刘少奇,只是找不到一个藉口。六四事件的起源,其中是两个问题,一个必然中的偶然;第二个问题就是三个集团之间的互动和对抗。
    
    二、六四前的政治格局
    
    「十三大」过后,改革派与保守派和杨尚昆联盟胜负各半。改革派胜了一半,是邓小平终于半退了,没有全退,军委主席的职务还在邓小平手里,杨尚昆还有可能控制军权。这也是杨尚昆和保守派胜的一半。而且这个会议上,中央顾问委员会保住了,因为邓小平如果全退的话,中央顾问委员会可能马上就撤销了。因此,保守派还有一个发言的阵地和权力运作的空间。保守派负的一半,是他们在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全线挫败。因为当时内定的保守派人物胡乔木要兼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邓力群要做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在「十三大」会议上,中央委员他都没被选上,差额选举把他「差」掉了。又选举一次,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内定他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可是在顾问委员会选举时他又被选掉了。所以说保守派在一线决策岗位上受到了挫败。
    
    改革派也是胜负参半。赵紫阳仍然是个「儿皇帝」,他上面仍然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像古罗马还有元老院一样。而他在这次大会上想通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没有通过,只在「十三大」报告里写了一些条款。这是改革派负的这一半。因此,「十三大」实际上并没有终结这场权力斗争,只不过是给这场权力斗争做了一个幕间休息——由邓小平退休开始发动的、到六四事件的两幕戏的幕间休息,而且是下半场,接近高潮了。
    
    幕间休息以后,到了一九八八年春天,一些老同志到珠海去过春节,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反赵紫阳的「指挥部」。一九八八年的夏季,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要进行价格改革,当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进行加强改革,发了政治局会议公报。此事导致了一场抢购。这件事情后,保守派和野心家们想争取最高权力的这些人蠢蠢欲动,开始对赵紫阳全线反攻。反攻的第一个信号是李瑞环发动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向赵紫阳首先发难,说现在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要批评、批判赵紫阳的「外向型经济」的思想,批判两个「大循环」的思想。接着王震(他当时是列席书记处会议)提出《河殇》的问题,因为当时赵紫阳当「代总书记」以后,《河殇》播放在电视上,他们就认为《河殇》是赵紫阳要和邓小平争夺天下,分庭抗礼。他们提出「到底谁是我们党的领袖」的问题。王震的背后是邓力群。他是「创作者」,王震是「表演者」。王震说:谁敢反对邓小平?谁反对邓小平,我就要他的狗头。
    
    实际上从那时开始,他们的斗争策略已经改变了。他们开始挑拨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邓小平退休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说我半退是可以的,但是我推荐一个人来做中央军委第一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做常务副主席,我随时把这个职务让给他。那意思是说杨尚昆一定要随时干掉赵紫阳。有了邓小平这句话,他们就等不到「十四大」了。因为邓小平可能在「十四大」以前就把他的职务让出来。
    
    一般这个权力斗争都是五年代表大会一次。因为有邓小平这句话,这个权力斗争被提前了。一九八八年的春节,这些老人们,包括王震、薄一波这些老人在珠海具体商量怎么搞掉赵紫阳的方案。这件事是日本记者先探听到的。
    
    总之,在胡耀邦去世前,形势可以归纳为三条:1、受到重创的保守派在重整旗鼓,并在寻找反攻的新的契机。2、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已经出现嫌隙,主要是因为《河殇》的出现,加上一些人的挑拨离间。改革派之间最高领导层,出现分裂。就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和民意领导人——邓小平是实际权力的掌握者,赵紫阳是民意权力的掌握者,这两个人中出现缝隙,出现问题了。3、杨尚昆成为邓小平与中央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这三条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改革派试图卷土重来;邓赵之间出现缝隙;杨尚昆掌握了中央权力的主动权,掌握了贡杆。
    
    三、六四的性质
    
    我把「六四」定义为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联盟之间的一场决战。它的结果是全部都是失败者,没有一个胜利者。
    
    胡耀邦去世以后,对胡耀邦去世感到最内疚的是一九八九闹过事的在校大学生。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胡耀邦的去世与他们的闹事有着某种说不清楚的连带关系。胡耀邦去世以后他们受良心的呼唤,开始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同时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悼和愧疚之心。他们大概只能看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最高位置上面,他们并不了解邓小平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了这个动作——挥泪斩马谡;他为了向保守派妥协——保守派的进攻非常强大,自己把他提起来又自己把他干掉了,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学生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街上的标语越来越多,都是反邓小平的。这正是杨尚昆烧三年高香都烧不来的局面。那恰好可以制造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进一步冲突。要不你进一步镇压,你如果不坚决镇压,就表示你赵紫阳有野心,也就是想搞倒邓小平。因此,对待学生的态度,就成了一个对待邓小平的态度问题。
    
    其实,学生「见好就收」最符合赵紫阳的利益,因为赵紫阳一直不主张镇压学生,他主张对学生怀柔。学生越闹得凶,保守派就越高兴。他坐山观虎斗。当时的利益结构就是这样的。所以最不想让学生退的就是杨尚昆,就是陈云、薄一波、邓颖超这一大批老人们。
    
    那么怎么样让学生们不退呢?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告诉你,我要秋后算帐!因为一秋后算帐学生的分配就没有去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闹。你要秋后算帐我能回去吗?参加过这个活动的都知道,就是这个心理。而保守派决不可能说你这个运动是爱国的,我一定要把它定性为「动乱」;只要是「动乱」,我秋后就算你的帐。只要你定性为「动乱」,学生就不会善罢甘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当时的形式和利害关系就是这样的。保守派是想坐山观虎斗,他们希望学生不要退场,希望邓小平和赵紫阳斗的越剧烈越好,那么他就可能让赵紫阳在「十四大」之前下台。
    
    保守派利用了学生,杨尚昆利用了保守派和学生、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冲突。他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既能沟通邓小平、赵紫阳,还能沟通保守派。他有一个大家都有求于他的「身份」,他可以跟所有人说话,没有人认为他是两面三刀,因为他要扮演邓小平的传话人。他的位置使他可以做到一箭三雕:让赵和邓和保守派同归于尽,自己做「太上皇」,控制军权,找一个「儿皇帝」,他想重演邓小平的故事。而且,他确实办到了这一点,在其后的两年内,他就是「太上皇」。
    
    但是赵紫阳毕竟在中国共产党里滚了这么多年,他有他的政治谋略。他的谋略是什么呢?以退为进,隔岸观火。在学生闹得最凶的时候,他去北朝鲜访问。他效法的是一九六六年的毛泽东,学生开始闹事的时候,毛泽东躲到杭州去了,让邓小平和刘少奇在北京处理事情,处理完了,八月份,他回来便把他们打翻在地。赵紫阳现在重演这样一个故事。他临走之前交代三条:第一,我走了以后不能召开中央常委会;第二,重大事情向我汇报;第三,由李鹏主持中央工作——他想把这个「祸水」重新引向李鹏。但是,杨尚昆比他还高明。赵紫阳前脚刚刚走,杨尚昆后脚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常委会他没开,他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当晚结束后,杨尚昆就带着李鹏、李锡铭和陈希同去见邓小平,把这场运动描绘为一场疯狂的反对邓小平的运动。于是邓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讲话。这篇讲话大家都知道,当时就在党内公开传达了。邓小平的中心就是三句话: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对学生要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的调子,当天晚上胡启立奉命主持起草了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把这场学生运动,定义为反革命动乱。
    
    从此以后,赵紫阳和邓小平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邓小平讲话传达时,一点也没有介绍背景资料。这篇讲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谁去汇报的?一句话都没有。他同时也促进了杨家的灭亡的命运。因为他这样做实际就是把邓小平逼到了墙根,火山口,就把邓小平变成了一个暴君。就是这场运动将来不论以什么方式发展,其罪过都在邓小平身上,因为有这篇讲话。这叫一箭双雕。赵紫阳回来以后,你要是讲怀柔,就是直接与邓小平的讲话对抗,邓小平已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你这不是与邓小平对着干吗?赵紫阳不知道,以他的背景和功力,是不能跟毛泽东相比的,所以他不能玩那个谋略。他本来是想你们镇压完了之后,我来收拾。如果你们镇压了或你们非常严肃地处理了,我回来进行怀柔的处理,就我一个人对。但是,赵紫阳出的这个招,被杨尚昆以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彻底的毁灭了。杨尚昆已经看穿了他的用意。
    
    邓小平的讲话以后,包括李鹏、杨尚昆这些人,唯一的担心是学生坚持不住,会撤退。结果他们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紫阳同志回来以后,在五月三日发表了讲话,学生觉得这个讲话很舒服,就回去了。但五月十三日中午,学生「绝食」出台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抉择。思想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生无法理解中共所做的事情,他们上街是因为何东昌在各大学演讲:赵紫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这个讲话把学生刺激得坐不下来,没办法在学校里读书,他们要讨个说法,要求承认他们不是动乱。
    
    从学潮开始,到学生上街绝食,所有的的事情都按照杨尚昆的意图在发展。那时侯他已经成立了戒严指挥部。戒严指挥部刚成立的时候在中南海办公,几天以后搬走了。
    
    大家知道,一但动了军事行动,对改革派无论怎么进行清洗都不为过,因为已经流血了。如果不流血,那什么事都好说。在这之前——邓小平时代,他们没抓多少人,最高的处罚就是开除党籍,像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他们并没有被投进监狱。投进监狱就是在「六四」,动了军队以后才开始的。冲突已经升级到军事冲突,他们无论做出什么人们都不会惊讶。现在老抓人,就是六四抓惯了,抓起来已经没什么了,那么多的人我都抓了,现在我还不能抓吗?
    
    但是,杨尚昆想当「太上皇」,也就为自己的灭亡种下了祸根。因为他做的这些都瞒不过邓小平,只是邓小平当时不敢和他动手。一方面,邓小平不可能既打赵紫阳,又打杨尚昆,这样的话他马上会灭亡。杨尚昆不管倒向哪一边,哪一边的力量一定加强,所以邓小平一定要稳住他。另一方面,杨尚昆军权在手,对他动手必须小心谨慎。就像一个公司经理,你的卫队长如果对你不忠心,你可能还要安抚他,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把你软禁起来,一个电话就行了:小平同志,你不安全,我给你重新派一个警卫连,让那些反革命不要进入你的家里。从此以后你连电话也打不出去——你无法联络,他只要一个动作就足够了。
    
    当然,邓小平并不好「玩」。中共「十四大」前,杨尚昆兄弟莫名其妙地下台,可以被看成是他那次「玩」性发作的代价。他的失败,只是比那次保守派与改革派「同归于尽」的大火迟到两年而已。
    
    四、六四的教训和价值六四的第一个教训,我认为是权力被「不规则垄断」。
    
    在中国,不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社会会衰退,甚至会野蛮化。但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社会就会动乱。社会动乱的根源不是民众要求政治参与,而是少数人对社会政治权力的不规则垄断。少数人垄断权力,社会可以不动乱,比如中国的王朝时期,唐代可以繁荣四百年,权力是被垄断。但是权力被少数人不规则的垄断,权力的更换没有程式,是通过权力斗争和阴谋的方式来解决,它就成了社会动乱的根源。我在《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一书对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分析,对中国民主化为什么一百年没有搞成也有一个分析。六四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少数人不规则的垄断不解除,中国的动乱就会永远持续下去。对于政治参与的小镇压,会带来小的反抗;大的镇压就会带来大的反抗。在一九七八年的北京,一开始只是很小的思想方向座谈会,然后才有北京大学的竞选;你再镇压一下——清除精神污染,又批了十个人,如于光远、胡绩伟、郭罗基,结果就出现一九八六年的学潮;一九八六年的学潮被压下去了,一九八九年又有了更大的学潮。这一次压得更深,时间更长,反弹其结果难以预料。也可能比一九八九年更大,也只能更大,因为它压得更久,积蓄得更深。而且不规则、当局的这种不理性超过邓小平时代。
    
    第二个教训是:仅仅是学生运动,不可能完成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学生是一种不稳定的、不自主的中间的政治组织。它是一种潜在的组织力量,但不构成一种完整的组织势力。学生运动只是激发政治冲突的导火索,如果没有中共政治力量的分化,没有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无论多少次学生运动都不可能把中国导向民主化。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学生运动实现民主化的,即使是苏联,它靠的也不是学生运动,而是苏共中央的分裂,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对抗、靠的是政治力量的分解,最后靠的是工人。在南韩,学生运动也非常多,但导致南韩实现民主化的决定力量,是社会自主力量的发展和南韩内部政治力量的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对学生运动崇拜的心结。我认为对学生运动不应该崇拜。学生运动永远都是一个催化剂和导火索。而且,它在黑暗的政治下容易被人利用,在一个有希望的政治下则可能成为政治民主运动的催化剂。我认为,对学生运动过度的崇拜和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化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不是经验。第三个,「六四」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六四」仍然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其民众的参与程度是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它的伟大程度我有一比:它是东方的法国大革命。不能认为这个运动它一开始是学生发动的,就认为这个运动有任何被玷污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它是非常纯洁的。不能因为这个运动被这些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就损害了这场运动的价值。这场运动可以看成是中国民众第一次采取的一个集体行动,不在官方发动的采取的一个集体行动,它跟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而且宣布了中国统治的不合法,终结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它用街头呼喊的形式,比投票要强烈得多。它用呼喊、用标语那个选票是非常巨大的,人人都能看得见,连卫星都能看得见那个选票,宣布了中共统治的不合法性。
    
    这场运动的价值,可以与法国大革命等量齐观。法国大革命宣布了君主制度的灭亡;而「六四」则宣布了共产主义僭主制度的灭亡。法国大革命以后,君主一个一个的倒台。而君主的统治比僭主的统治要文明的多,所以结束僭主制度比君主制度更加困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法国大革命首先砍掉了自己君主的脑袋,然后去砍别国君主的脑袋;中国的「六四」是别国君主脑袋先砍掉了,最后砍本国君主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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