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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汉唐盛世是今天的镜子
(博讯2005年1月04日)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经验,都是我们今天振兴中国的镜子,尤其是那些历史条件同当代中国的情况和诉求接近的时代的成功经验,更可以做为我们的镜子。 (博讯 boxun.com)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喜欢强调“中国特色”,然而,中国特色有精华也有糟粕,有正确也有谬误;中国历史有治世也有乱世,有前进也有倒退。我们当然只能继承那些前进的、优良的、治世的传统与特色,并使他们进行现代化的转化。可是,现在的影视屏幕以至文学创作,把清朝的历史和秦始皇、武则天的历史反反覆覆的进行炒作,实在叫人厌烦透了。我现在一看到影视屏幕上出现了阴阳头、大辫子、马蹄袖、红缨帽,一听到卑躬屈膝的自称“奴才、奴才”就感到恶心。其实,满清这个朝代和秦始皇之类的暴君值得宣传和继承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且不说清兵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留发不留头”;也不说满清末期道光、咸丰和慈禧太后的昏庸腐朽、丧权辱国、荼毒百姓;仅就当代一些作家和影视制作者鼓吹和美化的“康干盛世”来说,也是不足为训的。
    
    明代后期,皇权、政权是极端腐朽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廷是一个弱政府,不如清朝统治那么多事和极权。{例如:万历皇帝长年不上朝,不办公;天启皇帝只顾游戏和做木工},腐朽、软弱的政权并没有完全压倒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那时,城市民营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佣工数百人的手工作坊和经营规模较大的商人;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八股文走到末路;出现了讲究“致良知”和重实践的王阳明学和后期王学;西方的科学技术随着利玛窦、鄂本笃、龙华民、熊三拔、毕方济、汤若望、罗雅各、艾儒略等传教士的源源东进,传入中国;一大批高官和儒学权威徐光启、李之藻、叶益藩、杨廷筠、丁魁楚、瞿式耜等接受了西学,甚至信奉了基督教;南明的永历皇帝及其皇后、太子、妃嫔全家入教;反映市民生活的优秀小说“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国最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和神怪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相继问世;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把科举制度和庸俗、迂腐的两种儒生揭露得入木三分;人性化、自由化的散文小品层出不穷;反专制、反儒家名教和提倡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大思想家李贽和中国最早的政党--东林、复社应运而生;后来又出现了全面揭露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积弊,反对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绅士政治,民主思想呼之欲出的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如果由这些进步思想家领导的反清斗争能够取胜,并改造农民的起义队伍,中国的近代化必将大大提前。可是,为满清二百余年统治建立典章制度、提供指导思想的康熙皇帝,却没有像同时代的彼得大帝一样,走“欧化”--即近代化的道路,为中国发展近代科学,建立近代工业、近代学校和近代军队,也没有接受明末那些先进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的思想去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却是以程朱理学和已经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去牢笼士子,选拔人才、治理国家;加上,重农轻商、闭关锁国和大兴文字狱。虽然取得一时的统一和安定,但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导向方面,同那些实行近代化的国家背道而驰。所以,中国在1840年以后落后挨打以至沦为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境地,在所谓“康干盛世”已经埋下了祸根。“康干盛世”,不过是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而已。盲目歌颂“康干盛世”的人,他们的思想境界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曹雪芹。
    
    汉唐盛世却大有不同。
    
    所谓汉唐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 “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这前后380年中,中国是堪与西罗马比美、超过东罗马的世界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和她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推行“无为”或“有为”的仁政。
    
    西汉、东汉和唐朝,是推翻了极端专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
    
    “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
    
    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萧何。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萧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萧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 “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相反的,多方减刑减税,也不滥用兵力大修宫室,轻启战端。概括起来说,慎选官吏,明修赏罚,不求多事,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这就是西汉的“无为而治”。
    
    从惠帝、文帝到景帝,经过五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西汉人民逐渐富庶起来,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灾,城乡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几乎家家有马役使;公家仓库里存粮过剩,陈陈相因;长安钱库里存钱数十万万,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
    
    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他先后下诏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诏书说:“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他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对于后宫、外戚、官吏约束很严。光武帝一朝33年,没有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也没有大的贪污和腐败。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士节,即: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
    
    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人均亩产粮食800多斤,相当于当代的最高水平。那时,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其中口分田80亩,每年纳粟2石。以每亩收获1石计算,80亩收80石,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轻。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
    
    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唐太宗贞观4年斗米3文,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国家的粮库、钱库、布泉库都装满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个仓库)。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10余万人,天宝年间储存粮食30余万斛,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串(一串千钱)。所以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李mu等第一流的乐师,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贞观4年,处决死囚20余人。唐玄宗开元18年,全国犯罪的仅24人。
    
    从“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没有发生过农民或市民暴乱、起义的事件(不包括宫廷、贵族中的夺权斗争)。
    
    为什么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以大兴“文字狱”来钳制言论、镇压汉族人民,以严刑峻法来整饬吏治,可是,在满清一代,官吏贪污越整越严重,人民起义越镇压越激烈。而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的汉唐盛世,官吏贪污者少,人民犯罪者更少,民间暴乱起义事件基本上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现在的执政者,更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只提出个人的一点初步的看法。
    
    第一、不拘一格选用贤才
    
    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够大兴学校、培养人才。而在两汉初期选拔人才的荐举制度,还在上升时期,不像东汉末期和魏晋那样腐朽;唐太宗李世民又推行了隋文帝杨坚创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它实行的初期,突破了“九品中正”等贵族垄断政权的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政权的基础,起了革命性作用,以致西方国家也加以效法。选拔人才的标准,重视德行、学问和从政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贵贱、亲疏的界限,以至在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初期人才济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以唐太宗“贞观之治”为例,那时中央政府的重臣,有李世民的亲友长孙无忌、段志玄、高士廉,有隋朝旧臣萧瑀、裴矩,有地方小吏出身的房玄龄、杜如晦,有敌方降将李世绩、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异党政敌魏征、王珪,还有外国人史大奈和出身寒微的马周。李世民都能兼收并蓄,推诚相待,量才器使。再以唐玄宗“开元盛世”为例,当时的贤明宰相,就有姚崇、宋璟、张嘉贞、李元纮、杜暹、张说、韩休等人。同时,这些朝代都注意裁汰冗员,精官简政。西汉成帝时官民之比是:1:7945;唐玄宗时官民之比是:1:3927。官员越少,人民的负担越小,扰民的兴作也少。第二、建立了一套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
    
    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这个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更好或最好的制度,现在尚未发现)。但是,这个制度的起源,不在西欧、北美,而在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
    
    监察御史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中国的发明。战国和秦朝就有御史,不过那时的御史地位还不高。汉代,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平行,后来又称司徒、司空、司马,称为三公。三公都有专门的衙门,各自开府办公,即:丞相府、御史府和太尉府,再后来太傅和大将军也开府,就由三权分立变成五权分立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中央政府的权力制约制度更加完善。那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尚书省总理国家庶政,由左、右仆射统率着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中书省承旨制订法令和诏书,是立法机构,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主持。门下省掌管出纳帝命,赞相礼仪和审议法令、诏书,相当于秘书长和审议机关。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持,御史中丞辅佐,下设三院,即:台院,掌管纠察中央政府百官,并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刑狱大案,称为“三法司”。殿院,设殿中侍御史,掌管朝延供奉,肃正朝仪,并对皇帝进谏。察院,设监察御史,掌管巡查地方州县,具体任务是:1、察官员善恶;2、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3、察农桑不勤,仓库损耗;4、察妖猾盗贼,为公私祸害;5、察德行孝廉,茂才异等,应时用者,也就是发现和举荐人才;6、察黠吏豪宗兼并土地,欺压良民和为贫弱人民伸理冤屈苦难。
    
    唐太宗贞观3年,还建立了三省驳议与合议制度。所谓驳议制,即:国家大政,由中书省草拟法令、诏书,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认为不妥,可以涂改发还,谓之“涂归”,再经过中书令审阅,黄门侍郎驳正,尚书省同意后,呈皇帝审核批准,再由尚书省执行。一项法令,一纸诏书,要经过多次反覆检讨驳正才能够定案。所谓合议制,就是遇到国家大事,由三省长官会议于政事堂,共商对策。这种三省驳议制与合议制,既能互相监督制约,又能互相合作,收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同现代的民主决策很近似了。皇帝本人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他要接受御史和百官的谏诤;史官要如实记录他的言行,叫做“起居注”;钦天监,还可以借天象示警,要求皇帝反省自己的失德,以便减刑、减税,甚至下“罪已诏”。唐太宗李世民还制定了死刑裁决“三复奏” 和“五复奏”的制度,来限制皇帝滥杀和误杀。即:全国死刑的裁决权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判决死刑以后,执法部门和监察部门可以反驳,再判决,再反驳,直到反覆三次到五次以后,最后的裁决才算定案。
    
    此外,唐玄宗李隆基还采纳了第一任宰相姚崇关于“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宰相轮换的制度(天宝年间被他自己破坏了,长期任用李林甫、杨国忠)。采纳宰相张九龄的建议,制订了京官和外官互相迁调的制度。实行了对官员甄别试验的制度,成绩优异者升迁,考试不及格者,解职归田。
    
    第二、广开言路
    
    唐太宗在他所作的《帝京篇》中,有两句诗说:“察善纳忠谏,明科慎刑罚”。这就是说:从政之道,一要广开言路;二要赏罚分明。他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贞观一朝,政治上形成了敢于直言,敢于批评的风气。他的大臣,如魏征、王珪、孙伏伽、戴胄、张玄素、柳范、马周、褚遂良等,无不以直言敢谏名垂青史。就连在隋朝以逢迎炀帝著名的裴矩,到了李世民手下,也累上谏章。这是李世民提倡、鼓励、宽容谏诤的结果。由于唐太宗“典型在宿夙”,唐朝后世的中主、庸主,也不敢打击直言极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中,都有指名批评皇帝的内容,唐玄宗、唐宪宗等并未加罪于他们。朝廷的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民间。在“文景”、“明章”和武则天以外的盛唐,下情上述比较通畅,没有以言获罪的人民。汉哀帝是个大昏君,他要杀弹劾权臣的著名知识分子鲍宣,引起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即1000余太学生伏阙上书,为鲍宣鸣不平。汉哀帝不仅没有降罪,还采纳了太学生们的意见。
    
    第三、在各方面实行宽容政策
    
    一、民族宽容
    
    唐太宗自己总结“贞观之治”的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自古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却实行“华夷一体”的政策。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李唐家族,至少是李世民的祖父母、父母和他与长孙皇后,都是汉族同鲜卑族混血,因而很少有排斥异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加上李世民本人胸怀广阔,目光远大,能够实行民族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和文化宽容。
    
    唐代,留居中国的外族人空前之多,将相、官员、富商中外族人也很多。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将中,突厥人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执失思力、阿史那承庆、阿史那弥射、斛瑟罗等;沙陀人有沙叱阿博、沙叱忠义,而李国昌,李克用竟然封王;回纥人有契必何力、浑释之、李思义,而仆固怀恩、浑瑊、李光颜、王庭凑竟成为有大功于唐朝的名将;奚人和契丹人中有张孝忠、李宝臣、李唯岳、史宪臣、孙万荣、孙孝哲、李楷洛,而李先弼竟成为与郭文仪齐名的再造唐室的统帅;高丽、百济、新罗人有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李思道、黑齿常之、金人问、李元佑等;中亚九国有康国人康待宝、康日知;安国人李国臣、骆光先、安禄山;何国人何稠、何潘仁;天竺(印度)人瞿昙谦、瞿昙悉达;日本人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官至左散骑常侍、北海郡公的阿部仲麻吕,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的长安、扬州、广州、交州等繁荣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亚和东南亚的珠宝、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贩入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到西方。胡商康谦在天宝年间官至安南都护,可见胡商可以为官参政。
    
    唐代的大都市,还有胡人开的酒店,用胡女招徕顾客。例如李白诗:“胡姬美如花,当炉笑春风”。
    
    二、宗教宽容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儒学,以儒术为立国之本。但他对其他学说和宗教也能够兼容并蓄。
    
    佛教,早在西汉末期就已传入中国;官方引进佛教,始于东汉明帝的“白马驮经”。唐朝武德初年,李渊和李世民曾经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教的无神论。但是,贞观 19年,玄奘和尚从天竺取经归来,唐太宗在洛阳宫召见,询问佛教教义和西域、天竺的风俗民情以后,开始信佛。他特令宰相房玄龄选拔精通梵文的硕学沙门50 人,协助玄奘在洪福寺、玉华宫等处译经,后来又亲笔为玄奘的译着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和武宗以外的历代皇帝都笃信佛法,佛教的禅宗、法相、唯识、天台、华严、净土、律宗、真言各宗派,都是在唐代形成的。道教之盛,仅次于佛教。因为道教尊老子为道祖,唐朝因老子姓李奉为祖先,所以大兴道教。贞观9年,西方人阿罗本到长安传授基督教的别派--景教,唐太宗也接见问道,赐教堂,允许翻译经典,公开传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唐朝廷都允许他们在中国建教堂,自由传教。唐朝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精神,只有西罗马可以相比。
    
    唐朝是中国各种宗教最昌盛的朝代,也是国家最富强、人民最自由的朝代。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宗教给社会带来不用强力维持的行为规范和秩序,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宗教给人民带来了精神安慰、精神寄托和最终关怀,使人民能够活得平安、幸福,而不去作奸犯科。
    
    三、社会宽容
    
    汉唐盛世,对外的侵略扩张和朝廷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很厉害的,特别是汉武帝和武则天生活豪奢、滥用民力和镇压异己力量,是不足为训的。不过社会上个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宽容和谐精神,超过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时代,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恐怕也难以相比。
    
    例如:诗人元结描写盛唐的农村生活说。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由于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在“安史之乱”之前,关中有些老百姓没有见过兵器是什么样子。
    
    盛唐的婚姻也很自由开放。唐太宗下诏规定:“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者,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节,亦任其情,无劳抑以婚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汉光武的姐姐湖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孙女安乐公主,都曾经再嫁。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有6个女儿,他在客厅墙壁上开了一个横窗,每当贵族子弟到他家来,他就让6个女儿在窗内窥视,自由选婿。
    
    四、文化的宽容和多样化
    
    唐代文化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一是宗教、哲学;二是科学技术;三是绘画、雕塑、服饰;四是音乐、舞蹈、杂技。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代官办六学中有算学一科。除了研习“九章”“周髀”、“海岛”、“五曹”等中国算学以外,在玄宗以后,还要研习印度瞿昙悉达传来的“九执术”,即西方算学。玄宗还任用印度瞿昙谦为宗正承,作《大唐甲子元辰历》。印度和阿拉伯的医学也传入中国,与中医并用。
    
    印度和西域的绘画和雕塑也进入东土,同中国固有的艺术互相融合。“昭陵六黢”、“干陵石狮”、“开成石经”、“乐山大佛”,其气魄和精美的程度,都为后世所不及。石窟造像,如敦煌、龙门、大同、麦积山、济南千佛崖、广元千佛崖等,虽然是北魏、西魏等朝代开拓营造的,但其中的造像和壁画,以盛唐最为精美。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歌舞的时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爱好歌舞。而唐人爱好的歌舞,并不是朝廷创制的“国乐”、“雅乐”,而是杂揉胡乐胡舞的“新声”。唐太宗令太常寺置十部乐。这十部乐是:一宴乐,二清乐,三西凉伎,四天竺伎,五高丽伎,六龟兹伎,七安国伎,八疏勒伎,九高昌伎,十康国伎。除了宴乐和清乐以外都是胡乐。乐工。很多是西域人、高丽人和印度人。
    
    舞蹈同音乐相配合。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诸目。健舞中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诸目。软舞中有凉州、绿腰、苏和香、屈柘、团圆诸目,一看名称就知道它们大都来自西域和印度、阿拉伯。
    
    唐代杂技种类繁多,有戴竿戏、弄枪戏、藏挟戏、杂旋戏、拗腰戏、飞弹戏、蹴鞠戏、婆罗门戏等等,大都来自西方。
    
    从上述情况看来,汉唐盛世在内政方面有三项治国方略。一是,放宽和鼓励农工商业,实行富民政策,让人民富裕,安居乐业;二是,广选和慎选官吏,并实行权力制约和严格考核管理,使官员不致人数过多,权力过大,掌权过久,不致贪污、滥权和庸碌无能;三是,对人民实行仁爱、宽容的政策,使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婚姻自由、民族平等、社会宽容和文化自由多样的幸福。正因为这样,在“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期间,贪污滥权的官员很少,犯罪的百姓很少,人民暴乱起义的事件几乎没有。这些治国经验都是值得中国当代政府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转自《网路文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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