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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全:敢于向暴政说不的人
(博讯2005年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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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利还没有放出来,师涛又在半月前被抓进去了,两天前,刘晓波、余杰和张祖桦被抓,家里被抄,在进行审讯的过程中,他们发表在海外的文章被复制后进行鉴定,证明“是我写的,情况属实”。这无疑是敲山镇虎,也就是说,有了这些“证据”,他们随时都有起诉和逮捕的可能,只要某个强权要人的一个暗示、或者是一个指示,他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这又叫杀鸡给猴看,向大陆的其他持不可政见的知识分子发出一个信息:大名鼎鼎的刘晓波、余杰我们都敢动,要抓其他人,那是老虎抓小鸡一样的容易。 (博讯 boxun.com)

    人类始终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在不断呈现的悲壮的历史中艰难地向未来的文明迈进的,然而,最先感受到痛苦、并成为悲悯千古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在西方,知识分子最伟大最永恒的形象是耶稣。在他的前后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但丁、卢梭、爱因期坦等。千百年来,耶稣的受难形象激励着亿万民众;而西方知识分子的悲剧危机则不断的转换成一种角色意识,在不断的演进的西方文明历史中逐渐焕发出伟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学与民主。

    西方知识分子角色意识是在包容性很强的社会里才得以展示,他们的角色意识就象“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就是宇宙规律——自然进化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经济价值规律。当人们认识到并从而重视它时,它实质上就是人类理性的化身;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不断对人类的非理性加以惩罚的无情的裁判员,他们的“无事生非,自寻烦恼”实为人类历史的不断趋新、不断现代化的极有价值的创造。西方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的努力探索有了奇效,在地球上的人类中,他们的智慧首先在辽阔无边的文化领域为人类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社会理性——科学、自由、平等与博爱。

    当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研究天体、杠杆以及民主宪政的时候,中国的文人骚客们还沉溺在古字堆里。在中国,几千年来实质上并不存在知识分子,即使有,那中国大量堆积的史册中,他们的名字也完成被帝王将相、官僚士宦们淹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早被改造成为王权神授巧言舌辩、歌功颂德的文人行径。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取代了“开拓视野、战胜无知”。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的文人传统取代了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角色意识。大量文人墨客一直奴颜婢膝的充当“喜鹊”喋喋不休的鼓噪了几千年。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中国出现知识分子完全是近代的事情。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曾经一度出现耀眼的知识分子光芒,鲁迅、胡适、陈独秀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者。但是没有多久,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如履簿冰,知识分子的个性和创造力全面遭到扼杀,毛泽东在将中国引向灾难的同时,也全面排斥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及至近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依然是荆棘满布,被强权排斥在角色意识之外。

    1988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思想活跃期,角色意识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呼声空前高涨,以方励之、王丹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打出了反腐败、反官倒、新闻自由的口号,一大批知识分子、大学学生不再沉默,积极响应,在大学校园里,在北京天安门,他们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诉求。个性得到张扬,角色意识得到空前提高。然而,一党专政的中共,视知识分子悲天怜地、忧国忧民的热情为“反革命暴乱”,用机枪,用坦克将知识分子的梦想捻碎了。从而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在之后的十五年时间里,大多数知识分子角色意识被扭曲。一部分在强权政治下低头,堕落成为独裁专制摇尾系统的工具,奴性十足,名利双收,人格丧失殆尽,到了江泽民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参与新的人治政府,鱼肉百姓,官运享通。还一部分知识分子人性分裂,自弃山野,向隅而怨,最后变为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看破红尘,不思进取,堕落的麻木不仁。捞取实惠、吃喝享受成为他们的座右铭。

    但是,还有极少数保留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泥泞中奋争,在污浊的政治环境中殚精竭力、不避艰险的张扬个性,宁冒“无事生非、自寻烦恼”的恶谥。在这阶段,刘晓波、余杰等少数知识分子无疑是凤毛麟角的佼佼者,他们的思想观念、无疑的是时代的强音,是黑暗中的明灯,在他们的引领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不屈不挠的与专制独裁抗争,民间维权空前高涨,一部分知识分子披荆斩棘、荜路褴褛而跃跃成为悲壮的人类理性前驱,他们以海内外的互联网、报纸、电视、广播做为阵地,以民间力量做为依托,向中共的专制与谎言发出了猛烈的攻击,这些人中,蒋彦永、刘荻、杜导斌等人是苦难的亲历者,是角色意识的展示者。也是从角色到理性的实践者,尽管他们遍体鳞伤的败下阵来,但是,他们的角色实践揭开了独裁专制的面纱,使强权在照妖镜下原形毕露。

    康德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心。刘晓波、余杰就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中共政权自称文明的社会,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赋予刘晓波、余杰这些人以完全自由地表达思想的权利,至少必须赋予这些人充分揭示社会危机、展示角色意识的权利。柏拉图也认为,社会是病人,历史是病症,社会的历史是衰败史。中国历史演化到今天,自诩为“文明人”的强权们还在忽视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动辄就是专政,这个制度还有什么希望?人民还有什么期盼?

    面对一个腐败不堪,病体缠身的制度,面对一个百孔千疮、痼疾难愈的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张扬是多么困难!角色展示是多么悲哀!“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强权政治与民间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的非理性思辩,西方文明的急速进步与中国文明的倒退不成比例,这不仅是知识分子命运悲惨的问题,而是面临着一个泱泱大国被世界淘汰、开除球籍的问题。

    对刘晓波、余杰及张祖桦恐吓、威胁之后又是软禁,也许还有其他的伎俩,但是,正象鲁迅先生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么的哀痛者与幸福者?”面对白色恐怖,刘晓波先生表现的是那么的大义凛然,英勇无畏,在回答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他平静地说:“这种传唤经常有,一段时间来一次,已经15年了,一直都在跟公安局打交道,曾经被软禁、劳教等,经常被传唤。”这就是说,我将我的智慧和思想全部给予了热爱的祖国,热爱的人民,实践了角色的完整性与互动性,我已经没有负累了,生命只是一个躯壳,强权的恐吓与威胁已没有了意义。

    2004年12月17日

    源自《开放》杂志2005年元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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