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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毛主席如何整治贪官污吏?
(博讯2004年12月24日)
    毛主席如何整治贪官污吏?——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作者:笑多/毛主席说过:治党、治国就是治吏。如果属下贪得无厌,胡作非为,国家又拿不出办法整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从七届二中全会起,毛主席就用极大的精力考虑干部队伍的建设,建国执政以后,更是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做官当老爷,进而蜕化变质,走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笑多的文章详细地论证了这一点,其观点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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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整党运动。鉴于历次整党运动的经验,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概放手发动群众,用四大为武器,给人民以最大的民主权利,向党内走资派发动了进攻,意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如何整治贪官污吏?——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消灭“官老爷”,是“国家消亡”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65页)这是从经济关系方面讲,从上层建筑方面就是要消灭国家机器、消灭“官老爷”。

    “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僚和常备军。”(《国家与革命》)而常备军也由官僚率领,可见,官吏是镇压劳动群众反抗的主要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不是官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要消亡的。国家消亡的实质,就是要消灭“官吏”、根本改变私有制社会出现的官民关系,最终消除官与民的区分。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消灭“官老爷”,最终消除官民区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消灭“官老爷”问题的提出

    消灭“官老爷”的题目,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属于“国家消亡”的范畴。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预见

    什么是国家?“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官吏就是“驾于社会之上”、压迫阶级的政治代表。

    国家的前景怎样?“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以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以上均引自《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国家消亡包括的内容很多,但是,主要是消灭“官老爷”、消灭官民的区别。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或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马恩选集》第二卷第335、336页)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代,能够做出这样的科学预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深邃的洞察力。

    2,列宁对国家消亡的论述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国家消亡的理论,当他准备继续写《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一章时,十月革命爆发了,按他的话说:“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这一章就再也没有能面世。

    

    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面临的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等问题,国家消亡的课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他最后的几篇文章,《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都是讲国家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很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我认为,我们国家机关正是现在终于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来研究一下国家机关问题”,“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至一百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的广大群众联系起来。”(以上均引自《列宁选集》第四卷)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他对国家机关的研究没有能够继续进行。

    

    二,毛泽东对消灭“官老爷”问题的贡献

    毛泽东对国家消亡问题的贡献,主要在消灭“官老爷”方面。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残酷的压迫之下,干部不具备“当官做老爷”的条件。当时,毛泽东对干部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完全彻底”。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国家消亡”的问题,但是,他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从提出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到防止出现“贵族阶层”、“官僚主义者阶级”,发展到“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主要表现在消灭“官老爷”的问题上,实际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

    1,建立全新的干群关系

    

    毛泽东在消灭“官老爷”的问题上,一方面是防止干部变为“官老爷”,另一方面是发动、引导群众参加管理,提高群众的管理水平,最终消除干部与群众的区分。

    (A)人民勤务员与“官老爷”

    毛泽东一直把干部当成是人民的勤务员,反对“做官当老爷”。是做人民的勤务员?还是“做官当老爷”?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a,人民的勤务员可能变为“官老爷”

    建国以后,毛泽东紧紧地抓住干部问题,特别是当权的干部,防止他们变成“官老爷”,这就抓住了“国家消亡”的主要内容。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选》第四卷第1438页)从西北坡去北京时,他风趣地说是“进京赶考”,“不要做李自成”等(参看《毛泽东传》1949——1976第204—205页)。半个世纪以后,对照当前社会的现实,再来品味这些话,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建国以后,他对干部问题越来越关注了,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毛选》五卷第325—326页)

    一九五一年底,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简称“三反运动”),指出:“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参看《毛泽东传》1949——1976六、“三反”“五反”)。这时党执政才两年时间,毛泽东就着力清除党内存在的腐烂的肌体,挽救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

    1955年,赫鲁晓夫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56年又出现了波、匈事件,由于这些事件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一些示威游行。毛泽东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选》第五卷第326页)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是整主观主义,二是整宗派主义,三是整官僚主义-----------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毛选》第五卷第327页)其时距上一次“三反”运动仅有五年时间。可见毛泽东对干部、对干部与群众关系的重视程度。只是因为“右派”进攻,把帮助共产党整风,改变为要共产党下台,使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整风运动实际上停止了。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帷幕。毛泽东在指挥生产战斗的同时,仍然不忘要扫除干部的“官气”。在春节“团拜会”上,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新高潮。”(《毛泽东传》1949——1976第786页)在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的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毛泽东告诫干部说:“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656页)指明干群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理”,共产党人不谋私利,为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斗争,就是要用“理”来说服、发动群众。这和有人“发明”的“不争论”,完全是两种对立的“官”“民”关系。“要以理服人”,就要给群众说理;而“不争论”就是不许人讲话,就是靠势力。

    

    1958年至1962年其间,他着力抓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也涉及到当“官”的问题。他在发现生产指标过高和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脱离生产力水平以后,全力纠正这种脱离实际的状况,并且做自我批评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16、1141页)可见他始终把干群关系放在第一位,而且牢牢抓住这个关键问题。

    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他更是抓住官民关系这个问题不放,实际上就是要促使国家的对内职能逐步消亡。

    1963年,他在《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写了一大段重要的话:“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人免于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是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是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93——294页)干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走旧社会的老路,就是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一种表现。

    1964年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在分析苏联社会时指出:“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同年底,毛泽东在《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说:“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265——266页)

    1965年在讨论农村“四清”运动时,毛泽东说:“一进村(指工作队)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76页)“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更是指挥着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一些群众互相打“派仗”时,他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7页)

    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防止产生官僚主义者的言行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总之,他始终关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干部是做人民的勤务员,还是变成“官老爷”;是促使“国家消亡”(指国内的职能),还是把“没有资本家的国家”恢复为“有资本家的国家”?这是毛泽东牢牢抓住不放的政治主题。

    b,人民勤务员变“官老爷”的原因

    毛泽东不仅指出了干部可能变成“官老爷”,而且分析了转变的原因:“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7页)由于国家机器的职能是对外防御强敌入侵,对内镇压国内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所以一般都是采用的最先进的技术、武器装备。各国的“公务员”与一般群众工作条件的差距本来就很大。在我国,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高、工作条件不好,与用世界上最现先进技术装备的“公务员”距离就更大了。因此,防止人民勤务员脱离群众、蜕化为“官吏”的任务也就更重。

    

    当然,人民勤务员可能转变为“官老爷”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无产阶级政权的干部。一方面是公有制的代表,是公有制的人格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实行“八级工资制”,“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这样干部也同时具有两重经济关系:一方面是公有财产的主人;另一方面又是个人财产的所有者。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发展趋向,存在着蜕变为“官老爷”的可能性。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矛盾在干部身上的体现,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最终消除转变为“官老爷”的可能性。

    

    毛泽东对于干部蜕化为“官吏”原因的判断,在原苏联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大卫。科茨说”:“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其实,在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的干部,大多数干部当官做老爷,主张搞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c,不让勤务员变“官老爷”的斗争

    毛泽东总是不断地促使干部保持人民的勤务员的本色,反对“当官做老爷”;促使国家机器的职能(国内部分)逐渐消亡,反对把新中国政权复辟为“有资本家的国家”。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下基层蹲点,搞调查研究;进“五。七”干校;开展整风运动,对干部进行批评、教育;把干部推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里(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接受考验和锻炼等。而要推动这一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运动不断前进,必然要和千百年来的旧势力、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不懈的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广大干部是保持人民勤务员的本色,还是蜕化为“官老爷”,关键是执政的共产党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大多数干部就能保持人民勤务员的本色;反之,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多数干部就会变成压迫人民的“官老爷”。

    (B)劳动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社会

    除了防止干部蜕变为“官老爷”的措施之外,毛泽东还促进群众参加管理国家,从群众方面促进官民区别的消失。

    a,劳动群众的首要权利

    毛泽东的历史观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他的权利观就是劳动者首先要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他说:“这里(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引者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利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275页)毛泽东的这些话是近半个世纪前讲的,无论是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历史,还是我国的历史都证明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劳动群众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利,也就失去了劳动权,就会重新沦为雇佣奴隶。

    b,劳动群众参与管理的形式

    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总要有一定的形式。毛泽东不断地发现、总结群众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并大力加以推广。

    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形式,发动群众参加管理。他说:“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毛选》第五卷第467页)

    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也是劳动者参加管理一个重要方式。当毛泽东发现社会的某一主要矛盾突出时,他就发起群众运动解决问题,如“三反”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这也是群众参加管理的重要形式。

    建立“三结合”的组织。“三结合”中,总有一方是群众代表,这是用一定的组织形式,吸收群众代表参与管理的重要方法。包括“鞍钢宪法”——企业管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政权——革命委员会等。这种把经过实践检验、从群众中涌现出来代表吸收来参加管理(包括管理国家、企业等),是促使国家消亡的根本途径之一。例如把陈永贵、吴桂贤等提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就是一种可贵的实验。

    

    毛泽东为了防止人民勤务员变为“官老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一方面采取种种措施,促进干部接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又引导群众参与管理,包括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等等。但是,要最终消灭“官老爷”,促使官民区分的彻底消除,还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

    2,彻底消灭“官老爷”的经济前提:建立完全的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

    彻底消灭“官老爷”、消除官民的区分,不仅是政治斗争领域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由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来解决。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关系。列宁对此进行了阐述,指出:“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当时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经验可以总结,只能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在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经验以后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6页)可见,只有消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工资制度等,实现了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时,才能最终消灭“官老爷”,国家才会最终消亡。

    3,与走资派斗争中消灭“官老爷”

    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十分重视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从中概括出科学的社会学理论。他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在消灭“官老爷”、国家消亡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无产阶级政权中的干部,是在修正主义路线下,逐渐官僚化,转变为旧社会的“官老爷”;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路线下,坚持与群众打成一片,保持人民勤务员的本色,这也是共产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奋起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防止大多数人干部变为“官老爷”,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在我们党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后,广大干部不仅不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批评,不用参加劳动,不用深入基层蹲点,更不用说进什么“五。七干校”等,而是堂堂正正地做官当老爷;不仅如此,“官员”腐败的现象,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增无减,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突出矛盾,成为共产党政权稳定的最大威胁,以至于一些人竟提出“高薪养亷”的口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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