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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无产阶级多党制——评港左翼民选议员梁国雄
(博讯200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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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国雄(即长毛)在70年代参加了香港的新一代左翼运动,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的成员。革马盟是所谓“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支部(或观察员),70年代末因为政治运动走下坡和内部的变化而解体。后来部分成员成立了“先驱社”,活动至今。梁成立了“45行动”,单独从事街头政治,与第4国际也无组织来往。梁的主要活动是以各种方式吸引传媒注意,以达到使所提要求(常是一些下层群众的民生问题)被广泛报道的目的。他确实出名了,但也养成了以做秀为主的活动习惯,这也是香港群众运动长期低落的客观环境的结果,只有明星而无群众。不过谁也不能说他得到了什么物质好处。
    
    90年代他开始参加竞选,他的纲领属于古典的激进民主主义或说革命民主主义(不要和新自由主义弄混),重视民生问题,要求大陆实现政治自由,反对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他属于左翼资产阶级民主阵营,至于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派”,其实并不重要。他的当选是香港政治心理分化的一个信号。
    
    这次选举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泛民主派开始出现左右翼的分化,和内部的重新整合。
    
    民主党似乎已走上长期的下坡路。从下表可以一眼看到它的得票率从九八年的四成二逐步下降到今年的二成四。在二千年的选举中,李柱铭还可以埋怨「我们没有民建联那么多资源搞廉价旅游蛇宴」。然而今年呢?梁国雄(长毛)同样没有这个闲钱,也没有任何地区工作,为什么他又可以高票当选?
    
    过去十年,民主党已经逐步暴露出自己的深刻保守性甚至反动性。在政治上它日益显露其软弱不堪的民主立场,甚至是伪民主立场;在社会经济上,它一直连失业保险和最低工资制都反对,更显示其根本立场同工商界一样保守反动。只不过从前的长期经济繁荣掩盖了贫富矛盾,而中共的反民主又增加了香港普通市民的危机感,才使得民主党过去单凭「民主」外衣便能捞取选票。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只结束了繁荣的泡沫,也结束了民主党的民意泡沫。失业率在几年之间上升了三倍多﹐很多人的工资就下降了三成多。同期大财团的利润继续只升不降﹐特区政府继续劫富济贫。普罗大众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无论是对中共还是对工商界,都怀有不满,部份甚至产生求变的心理。时势越来越要求议员要有更鲜明的立场﹕要么是更鲜明地保守,要么就是更鲜明地激进。不仅民主党那种温温吞吞的和稀泥党是越来越失去支持了。甚至连梁耀忠、李卓人等劳工界议员也可能因此而失去不少选票(见下表)。
    
    右翼民主派的内部重整
    
    长毛、郑经翰等从左面吸走民主党的选票,四十五条关注组的三位大律师第一次参加直选则在同一个右面同民主党争票,造成民主党第二梯队完全没有机会出线。如果你民主党同大律师一样温和,选民何不投这些比你们民主党议员更高贵的大律师呢?
    
    长毛与郑经翰都以「基层代言人」的形象,抢去不少民主党的票并高票当选。郑高票当选理所当然,因为他是最著名的抱打不平的电台节目主持人。长毛当选的意义就不同了。他出身草根,靠的主要是过去多年不断以出位方式抗议政府而建立起名声,所以今次当选也被不少人调侃为「抬棺材抬到进入立法会」。很多人都把二人相提并论,可是长毛当选本身的政治意义较大。
    
    左翼抗议票的出现
    
    郑经翰多年的发言表明他的社会经济立场不超出右翼民主派很远,而长毛的政纲明显是民主派左翼。
    
    在目前政制下,立法会权力小得可怜,即使六十席全由长毛党包揽,也不会真正动摇到特选政府的统治权,何况现在只有长毛一人。所以长毛入局的实际意义只是间中为下层市民出出气,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和香港的社会矛盾。要做到这点,不多不少,需要的是强大的普罗大众的民主斗争。然而这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一位长毛助选团成员说:「心底里也想向中共反抗,而长毛做了自己不敢做的事。」可是,只要「长毛敢反抗而群众不敢反抗」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就不能指望能真正建设一个民主和民生都有保障的社会。
    
    今天群众缺少集体反抗的准备﹐不是简单因为没有勇气﹐而是因为看不到反抗的道路和方向。民生问题是大家的切肤之痛﹐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大部份人﹐包括工运中不少人﹐还太受自由派的思想束缚﹐以为代议政制+自由市场的公式﹐也就是政治上争取普选﹐社会经济上却强调个人的市场竞争﹐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长毛的政纲同全部候选人相比都要左倾一些﹐所以在这方面同许多基层团体(包括我们)都有不少合作的基础。但是在长远的路向上﹐仍然有不少问题值得大家继续探讨。
    
    长毛年青时是托派,即自认坚持真正的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社会主义派。在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中、苏共产党更彻底背叛工人阶级并亲手复辟资本主义之后所产生的空前低潮中,梁国雄和他的同志(例如刘山青)也慢慢起了变化。当选后有记者问他是否仍是托派,他答:「是,但现在无办法做到托派的理想,因为最紧要处理的问题,是令普通人可以发声,是民主运动。」不论此话记者引述得是否完全妥当,四五行动的纲领立场及多年路线都事实上是一种左翼民主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立场。在另一个访谈中他说﹕「现在香港应该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用凯恩斯所主张的「公共财政的开支来扩大需求」。
    
    这些意见有可能包含正确的主张﹐但是也有些值得商榷。
    
    就业与福利的保障﹐同当代生产力是兼容的(因此物质上社会是有条件提供保障的)﹐但是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可能永远兼容。在资本主义的繁荣期﹐资产阶级才比较有可能容忍较高的福利开支。一旦进入衰落期﹐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普罗大众要有就业与民生的保障﹐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只有建设一个不受资本的剥削逻辑支配的新社会。我们说的真的社会主义﹐我们指的是坚持普罗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假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代议政制﹐则是假的(或至少有很多假成份)民主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既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又是真正的民主主义。
    
    在资本主义好象全面胜利的今天来谈社会主义远景似乎是痴人说梦。真的是我们说梦吗﹖柏林围墙的崩溃使资本主义再一次扩张于全球﹐可是接下来的故事决不是人人都有象样的生活﹐而是相反﹐是失业与贫穷的瘟疫的全球化。现实的痛苦正在迫使更多人苦苦思考出路。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左右之分也没有终结。相反﹐甚至在香港那样思想落后的地方﹐左右之分也开始了﹐并在这次选举多少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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