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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看守所杂记(7—9)
(博讯2004年12月06日)
    序 1999年5月19日,当局将我投入北京市看守所,由此启动了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司法程序。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针对官方的指控,我当庭作了无罪辩护,并明确宣告,作为文字狱的受害者,我决不奢望会有什么公正的判决。从那以后,将近5个月过去了,然而一纸判文却迟迟不下。冬去春来,我决定将所中杂记陆续整理,以便送达墙外,公诸于世。 2000年3月28日 于北京市看守所 七 安然共处

    我进入313监室时,里面已经关押了21人。我虽然有过被关押在西城拘留所的经验,但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最大的不同点是:七处关押的人,其案头一般将面临被判三大刑,即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的命运。这些人是我人生经历中从未遇见过的。此外,凡是涉及命案或强奸案的在押人员,其小腿上还被带上4、5公斤重的铁镣,昼夜不解。与他们同席而眠,共板而食,我是平生头一次。当时313室中,就有王延、乜品贞、孙宝仓、邹贵根、李海峰、王金明、吕伟、吴朝阳、刘士海等9个带着脚镣。其中李海峰、吕伟、乜品贞涉嫌伤害致死,王延、孙宝仓、邹贵根、王金明、吴朝阳涉嫌故意杀人,刘士海涉嫌抢劫杀人。还有一个高二学生,叫汪辉,涉嫌伤害致死,因他尚未成年,故没被砸上脚镣。9个带镣的人中,王延还被带上了手揣(一种紧紧铐住双手手腕的铁制戒具,被带上以后,衣服不能再穿上,已经穿上的,脱不下来),且手揣和脚镣又被一铁链相连。由于铁链较短,他根本无法直腰,只能佝偻窃行。这种把人搞成虾状的桎梏相连的惩处,是最严厉的一种戒具处罚——原因是王延参与了1999年3月29日凌晨2时许发生在310监室的暴狱事件。暴狱未遂后,所有参与者被暴打一顿,然后调号关押。事有凑巧,这个313室在1993年也曾发生过一起严重的暴狱,结果一名暴狱者被武警当场击毙在室内。至今,留在北墙上的弹痕还依稀可辩。

     除了上述10人,号中还有:杨兆秀,涉嫌绑票。陈军,涉嫌抢劫。阿布里米提,涉嫌贩毒。马会军,涉嫌窝赃。李丹,涉嫌盗窃。赵山坡,涉嫌贩毒。 (博讯 boxun.com)

     另有5人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他们是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林、王丰。张黎明和霍海音是313室的正、副学习号,由管教指定对号内进行日常管理。

     作为一介书生、一名思想者,如何与他们安然共处?在链声哗哗中,我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就是:亮明身份,本色做人,就一定能逢凶化吉,相安无事。

     果然,当我告诉他们自己是因为写了纪念六四10周年文章而被抓时,他们立即送给我一个豪迈而响亮的称呼:政治犯!被官方“唯心地”刻意抹煞的东西,在这里得到明确而一致的认同。我体会,这个称呼含着一种尊敬。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就你不是为钱进来的!”这个称呼含着一种理解。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总该有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这个称呼含着一种同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被抓是因为点背,而你是真冤。”

     第二天吃饭时,紧挨着我右边的是维吾尔族人阿布里米提(Ablimit)。他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汪辉跟我说了,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不是坏人。”

     放风时,大家纷纷与我聊。家住崇文区靠摆水果摊为生的邹贵根与我聊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他对该台的对方付费电话号码能够倒背如流。霍海音与我聊巴黎之行,他在那里曾和万润南一家共进晚餐。孙宝仓与我聊1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他们单位曾给学生们送去好几卡车饮料和食品。马会军与我聊二监,数年前他曾在那里见过王丹。更多的人与我聊大赦的可能性,他们是真心希望共产党在掌权50周年的时候来个大赦什么的。而我自然不能蒙他们,当我实话实说“严打有戏,大赦没戏”时,他们一个个都愤愤然起来,并冷不丁地迸出了一句绝话:“美国导弹打什么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还不如来个干脆的,打他妈的贪官污吏大本营得了!”

     几天以后,陈军给我谈了我进号时他的印象和想法。他说,他当时见一个“30多岁”的人昂首进来,以为是穿了便衣的七处警察突然查号。但马上督见我又随身带了衣服什么的,便又以为是不是当局派来了一个“卧底”。我问他,你为什么会冒出这些古怪的念头来?他说,都赖你不抱头、不低头,你要是象我们那样一副熊样,我不就没别的想法了吗?言罢,我俩相视而乐,大笑不止。 八 不以已悲

     从5月19日开始,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一落千丈式的急剧恶化。先说吃。在家中,我早餐是泡饭就咸菜,外加一个荷包蛋。午餐是鸡蛋、西红柿、榨菜汤,还有一大碗切面。晚餐是全家共进,一般是3菜1汤加米饭,3菜中或2荤1素,或1荤2素,全部由我掌勺。我有时再来一两浸泡了花旗参的二锅头。可在号里吃什么?早餐是一碗棒子面粥外加一个窝头,还有2、3片咸菜。中午、晚上各是两个窝头加大半碗熬元白菜汤,汤面上能见到少许油星子,幸运的话,还能吃到很少的绿豆大小的猪肉末。每星期二、四、六、日中午是改善,即将两个窝头换成两个馒头。很明显,这样的伙食还不如10年前我在秦城监狱所吃到的,更远远低于当今许多猪狗的伙食标准。对于一个刚进看守所因而未能用自己的钱从其小买部购买食品的人,他所摄入的热量和营养成份都出现了锐减,这对身体所造成的损害是无庸置疑的。

    再说睡。监室长11米,宽3米,计33平方米。其中铺板长11米,宽2米,计22平方米,水泥地占11平方米。313室共22人,铺板上睡16人,地下睡6人。我被安排在铺板上睡。但是,睡眠质量根本无法保证。首先是两盏灯泡长明不熄。其次是不断有人起夜,动静有大有小。还有是打呼噜的,此起彼伏,特别是张黎明,鼾声如雷,少有间断。在安宁、温馨的家中,我几乎从不失眠。然而,突然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下,我是辗转反侧,难以安寝。

     最后是活动空间。把人关在监号内,就如同把林莽中的动物关在动物园里,活动空间被极度紧缩,身心俱受严重压抑。我是一个喜爱运动的人,夏季天天游泳,春、秋、冬三季力争天天打上一小时乒乓球。有时候,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会和妻子去304医院舞厅跳舞。在儿子暑假期间,我们全家三口人游历名山大川,去过峨嵋山、五台山、长白山和武夷山,有过三峡之旅和九寨沟之行,访过永定民居,到过渤海中的菊花岛。如今,我被憋在铁笼子里,一星期最多两次放风,每次一小时。风圈与监号相接,由一铁门隔断。风圈长5.5米,宽3.5米,在2.8米高处是一铁栅栏网,让你插翅难越。

    几天以后,我就进入了亚健康状态。主要特征是:食欲不振,每顿只吃一个窝头;便秘,三天解一次大便,还出现肛裂;眼皮终日沉重。我是一个对坐牢有精神准备的人,但是,身体状况的滑坡还是发生了。为了尽量减轻由此带来的伤害,特别是不要出现不可逆的不良后果,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购买一些补充食品,多少改善一下营养条件。二是确立“坐牢就是坐牢”因而不以已悲的豁达心态。头十来天,我每天告诫自己一次:我立身处世既然不因祸福而避趋,就应当坐得起牢。

     后来,痔疮不治而愈;眼皮也不沉重了。10月分开始,每天早餐前练“哑铃”——大可乐瓶装满了盐,2个月下来,胸肌有了较明显的增大。由于有了苹果,便秘现象也消失了。每次放风,都练摸高,让腿部肌肉得到锻炼:我是号里摸得最高的两个人之一。2000年3月,再看看大腿,没有明显消瘦。3月1日,我洗凉水澡,已经不难受了,无须再咬牙。只是右边鬓角白发开始明显:缺乏微量元素。特别是眼角开始出现鱼尾纹。而这些都是坐牢的必然结果,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毕竟,坐牢就是坐牢。在这里,我要按亲人和朋友所希望的那样活着,睡好每一觉,过好每一天。记得有首歌中有这样的词句:“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做到了这一条。

     九 生死墙下

    我觉得,自己会在313室长期呆下去,直至被解送下狱为止。道理在于,当局肯定不想让我接触更多的在押人员,因此不会将我调号关押。我于是沉下心来,开始对同号一一访谈。撇开经济犯不算,其余的涉案者一般来自社会最下层和最边缘,无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我都有必要好好了解他们,真实地把握他们的内心世界,听一听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和看法。而他们也乐意和我对话,利用这个因“缘份”带来的机会,把他们心中的困惑、痛楚、怨恨和忏悔向我诉说,末了不忘讨论一下如何把官司打好。这种访谈只能在晚饭后进行,因为这时已不必“按指定位置”坐板了。访谈之余,我开始参与制作中国象棋。号内已有一副,我搞第二副。方法是将牙膏包装盒裁成小方块,然后手书汉字于其上——对我来说,这是拿手好戏。棋盘就画在一小块布料上。过些日子,妻子把钱送来之后,我花100元订购了一床被褥。6月10日到货后,就将临时占用的两条公用被子替换掉了。我以为,这次到313室“插队落户”是插定了。

    6月16日下午1点半,监门被突然打开。王管教宣布:除5人外,其余都收拾东西。5分钟之后,我与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林和张磊匆匆话别,和其余16人一道,拿着行李,走向四区。四区也叫死区,是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地方,当局把我们弄来,究竟为了什么呢?走过长长的死寂般的甬道,我们16人分别来到401室至404室的门外。稍后,我与吴朝阳、刘士海、陈军进了404室。由于室中有同案犯,陈军随即被转押他处。很快就弄明白了,原来401到404室可以看作是三区的延伸。404室中的20来号人,就是4月19日从306室整体搬迁过来的。从405室到414室共10个监号,才是关押死囚的地方,每号大约关押8至10个死囚,他们被一律砸上脚镣,带上手揣,不管你是暴力犯,还是经济犯、贩毒犯、人贩子。此外,还给死囚一对一配有陪号,陪号是刑期较短的已决犯,往往是大案、要案中的从犯或是窝藏、窝赃犯,以确保对死刑犯的严密控制。我所在的404室,与关押死囚的405室,真正是咫尺天涯,一墙之隔。后来知道,是七处将313室改成了未成年号,因此将我们遣送四区,而我,也因此来到了真真切切的生死墙下、阴阳界旁,并将在这里度过一段永生难以忘怀的时光。

     不出意外,从正、副学习号开始,404室全体对我表示了毫不掩饰的欢迎和接纳。副号胡学忠,门头沟人,40来岁,长得很壮,涉嫌包庇被抓。当时,我刚在铺板上坐定,他就大声地和我聊起西单民主墙和魏京生的事来。他后来于9月29日下午“干起”了。所谓“干起”,是指未受刑事处罚而获释。七处在押人员中,约有百分之一、二能交上这种好运。有个叫华岩的,是涉嫌走私爱立信设备进来的。他听说我在大学里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就跟我聊起四川绵阳的国防科工委所属的29基地,他父母曾在那里工作,他小时候也在那里生活了10多年,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就设在那里。后来他随父母回京,父亲去了《科技日报》社,因此和孙长江先生相熟。而孙长江老师如今就住在首都师范大学24楼,可以说是我的邻居。98年夏天,我与丁子霖、蒋培坤两位老师一起造访过他。王克全是涉嫌合同诈骗进来的,他曾在307室与方觉呆在一起。他告诉我:“方觉被抓半年后,当局找他,要他具结悔过,然后就放他。但被方觉严辞拒绝了。”后来当局另外找辙,以非法经营罪判方觉4年徒刑。正学习号叫铁歧,35岁,是涉嫌金融诈骗进来的。他语气平缓、字字清晰地对我说:“不是有言论自由么?怎么说几句真话就给抓起来了?”他说的话和313室后来调入的张磊所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张磊家住丰台,25岁,涉嫌伤害他人进了七处。几天前,张磊还对我说过:“其实就数你这样的人才算有种有胆。我们只会对平头百姓来狠的,而你敢对权贵说不。”第二天,我对404室的号友介绍了我于6月4日凌晨0点到3点,站立默哀3个小时祭奠六四英灵的事,还给他们背诵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听完以后,有好几个人对我说:“老师,出去以后就跟您当政治犯,行不?”

    作者为原人大博士生,异议人士,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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