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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尼克:论抵抗:比亚沃文卡监狱来信(1982)
(博讯2004年11月14日)
    

     译者按:这篇文章回顾了自五十年代起,波兰反对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派别、不同的视野,以及不同起点带来的不同收获。 (博讯 boxun.com)

    亲爱的朋友:

    你曾经问我,处于比亚沃文卡监狱这一有利位置,所看到的事物是什么样子;我如何评价反对的效果;我的计划是什么。

    从这里看过去,事情稍有不同;好像更容易看清形势的框架,避免迷失于细节中。所知道的是有限的。细节的缺席使你无法了解日常生活的氛围。在与世隔绝五个月之后,你已经失去了对华沙街道的旋律和那些你已经认识多年的人们的心态的感觉。因此你必须考虑到这个。

    你问我认为是否应该坚持地下政治活动。让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团结工会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还是仅仅是波兰历史上的一段不重要的插曲?它是一系列事件的巧合、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变形,还是波兰人民向往已久的志向抱负的自然体现?如果它仅仅是一个插曲,那我们就指望共产党统治者会把它的痕迹擦掉,而不仅仅是把它从我们城市的墙壁上擦掉。但如果它是一场可信的民族复兴运动,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用假冒的东西来替代它,例如在军队政委的命令之下建立的遍及全国的民族复兴委员会来取代它。而如果它是可信的,那么共产党人的方案就是极其不现实的,而站在WRONa一边工作的人们——用枪和窃听器所武装起来的——所做出的最有力量的行动,也不可能根除团结工会。

    他们为什么而战?他们要往何处去?

    政府的计划是明确的。他们的目标是迫使波兰人民套上极权统治的紧箍咒。我们的权利——个人、社会和民族的权利,再次被剥夺。12月12--13日夜间还发生了什么?"工厂被武力占领。在警察的帮助下,工人组织被解散和消灭。工人阶级完全变成了无组织的、缺乏政治觉悟的冷漠群众。从此,政府只要对付个人而不是组织。拿破仑是对的:在这个特殊时刻,这足以使政府变得更强大一些。"这不是我对12月13日之后的政治形势的评价。这是贝托尔德·布莱希特描述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时所说的话。而且如果WRONa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也会这样来叙述波兰在1981年12月13日之后这个时期。我不把WRONa的目标称作纲领,因为这些先生并没有政治纲领要表达。他们自己称作"波兰存在的理由"的行动,其动机是惊慌和恐惧;他们自己称作"民族一致"的意识形态,其基础是消灭所有的反对派;他们自己称作"战时状态"的手段,是残酷的恐怖;他们穿着军队的制服,消灭了人们对它的最后一点尊敬。他们粗鲁而不称职;残忍而又荒谬;他们甚至把传统的四角军帽改成苏联听差的滑稽帽子。

    他们没有纲领;他们没有原则;他们没有受到尊敬;他们有的只是机枪和坦克。他们还能把这些抓多久?何时民主的流行病才能钻进穿绿制服的人们脑中?不必理会那些可能会写在他们的报纸上的话,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赢得这场战争,而只是赢得了一场数千人的军队与手无寸铁的工人之间进行的战斗。但是他们失去了每个政府都最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失去了信誉和获得信誉的全部希望。现在没有人相信他们,将来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共产主义在波兰扎根这个谎言的最后希望,与Wujek煤矿工人的尸体一起被埋葬了。

    他们没有能够做到分裂团结工会,而且我怀疑他们今后能否有希望做到。社会对WRONa的抵抗,不是少数几个不妥协的极端分子所为,而是社会需要的表达。因为政府机构不能满足这些需要,人们只能到别处去寻找。因此地下团结工会的存在并不奇怪;如果它不存在的话才让人吃惊。

    我们处在一个全新的形势下,与我们已知的任何形势都截然不同。以前从未有过党的机关被置于军队之下,以前从未有过军队在一个共产党国家中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事件的后果很难预测;文官和军方的权力精英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充满了出人意料的变数。

    回顾过去

    地下组织从来不能在共产党国家中有效运作。除了粉碎抵抗,尤其是粉碎秘密抵抗以外,共产主义者很少能做成功什么。他们完美地掌握了这一技术。从1939-1941年纳粹在波兰建立的临时军事政府统治之下的地下组织,和苏联占领的里沃夫省的地下组织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出来;地下组织在靠近盖世太保一边蓬勃发展,而在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NKVD)的管辖之内消失不见了。为什么?可见,纳粹只是希望在他们的占领之下,这个国家之内有和平安宁,因此他们要确保人们看见他们的规则和保持安静。他们不可能费心为被占领的人民创建政治组织,他们要把这些人变成一种奴隶的种族。对波兰人,他们做得完全透明。他们什么也不承诺:他们的行刑队既不伴随着"更美好的明天"的梦想,也不伴随着希特勒的波兰崇拜者们卑躬屈膝的声明。

    苏联征服者不同。他们系统地破坏了全部的社会纽带,政治和文化组织、体育社团和专业协会,并且废除公民权利和没收私有财产。他们不仅把人们变成自己的臣民,而且变成自己的财产。与纳粹相反,苏联人把他们自己的组织结构强加给波兰人;他们允许穷人掠夺富人的财产,他们公布卑躬屈膝的声明,他们还掩盖死刑和流放。他们效仿十字军精神传播新的信仰。他们打开门允许每个人(原则上)去选择改信"先进制度"的宗教。(应该提醒那些自豪地说波兰没有卖国贼的人,维瓦达·维斯沃斯卡i所扮演的角色。波兰人的民族自豪感有着坚实的基础,因此不必对其过去说谎)。

    通过对苏联占领的观察,约瑟夫·马契维奇--一个有争议的、而且并不是我喜欢的作者--写道,纳粹的占领把我们变成英雄,而苏联的占领打断了我们道德的脊梁。这是可能的,由于恐怖和社会承诺的致命组合,由于革命的蛊惑——谴责它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它令通常的劫掠崇高化,赋予其意识形态的意义,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而敞开了"先进制度"的大门。这些大门为任何一个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打开:由于不可逃避的历史法则,旧世界注定要毁灭。而胜利的共产主义还承诺改进社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履行了这一承诺。

    这个制度是慷慨的!它允许人们去掠夺剥削者和敌人的财产。贵族的领地被农民的斧子所毁坏,他们的藏书被烧毁,雇主的牲畜被从谷仓中牵走。商店和工厂,还有药房和私人住宅均遭到抢劫。昨天的地主——变成了今天的敌人——被迫变得贫穷而耻辱。通过这种方法,建立在剥削和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的制度被消灭了;通过这种方法,共产主义者贯彻了社会平等的原则。这种把共同底线降到最低的做法,释放了人们灵魂中最坏和最低下的本能和反应。但这是有效的。

    这是因为承诺了但是从未兑现的土地改革而报仇雪耻,是因为被冤枉者和被损害者的缺少关心而报仇雪耻。只有在报纸上和宣传演讲中,工人才被提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你不能否认,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已经被扫清了。中层的党员积极分子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来自最贫困潦倒的地区(但是党的最高层是留给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的),并且成为了党支部书记、人民委员、工厂主管、安全部门工作人员。这些人构成了领导体系的社会基础。但决定其力量的不是这些人。在第一个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和英雄时期,政府的权力原则上是以被战争破坏的社会中的无权者为基础。

    共产主义与社会的抵抗

    这些日子以来,很多事情都改变了。维瓦达·维斯沃斯卡戴四角军帽的继承人不再能给社会最底层的人提供抢劫商店的机会或者工作。他们不再能够把一切都归罪于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伦敦流亡政府和反动的地下组织。不过,在解决今天的问题时,记住过去仍然是重要的。

    在共产主义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人们不断地为反对活动寻找新的、独创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反对极权力量的方式。人们在极权主义的大墙上寻找最小的漏洞、最小的缝隙,寻找每一个可能的方法防止这个民族变成一盘散沙。当活动于1945--1947年的地下组织最终被破坏,由波兰农民党(PSL)所代表的合法的反对派被消灭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脱离公共生活,进入"精神流亡"。在卑躬屈膝的声明和异口同声地呼喊口号的背景下,沉默等同于抵抗。在那些年里,许多不服从的人用沉默来表明自己的反对。其他人则寻找与政府共存的制度方法,充分利用开始很大、但后来不断收缩的天主教会的保护伞。社会环境决定了Tygodnik Powszechny(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出现在公共生活只能限于文化和知识领域,而有意识地放弃了政治活动这个领域。在那些年里,每篇关于圣·斯坦尼斯瓦夫或者1939年9月的战役,关于旅游业或考古学的文章,都有着一个政治的维度。疏忽赋予了这本周刊以政治色彩。政府对教会的攻击越厉害,就有越多的系列专题能够通过检查员的筛子,刊登在天主教的报纸上。Tygodnik Powszechny由耶日·图罗维奇(编辑),斯托玛、扎维耶斯基·基谢莱夫斯基,沃杰涅科夫斯基和其他人的文章充实了它的内容,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逃脱,在这个被警察恐怖和意识形态疯狂所控制的世界上,为人们提供了生存机会、维护基本价值的机会、常识和心理平衡。教会为反对极权政府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屏障。它是一个保护民族自身,保护其权利和价值的机构。它给弱者以力量,给被迫害者以安慰。尽管应该承认大规模的洗脑、良心的败坏和群众恐怖都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民族的秘密抵抗仍然在坚持着,这要感谢教会。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

    在斯大林时代,人们也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下组织,建立过秘密组织。它们全都是短命的,而且遭到了残酷镇压,有关它们的消息大部分来自监狱和法庭记录。据我们回忆,主教也曾就地下抵抗组织告诫人们。

    独裁统治既在衰落,又在进步。当其衰落时(内部或外部巨变的结果,)社会反抗的浪潮使得支持全面变革的人("死硬的"反对派和监狱中的敌人)达到顶峰。当独裁统治进步时,权力机构的脚跟开始站不稳了,并且为抗议运动和内部的反对派提供了温床。共产主义体系在其意识形态本质中就包含了抗议的成分。它不能不宣传平等主义的口号,虽然它同时为精英们提供商店网;它不能不宣传工人权力的理念,虽然它同时毫不留情地用警察镇压工人的示威;它不能不把自己叫做自由传统的继承人,虽然同时它用暴力压制每一点自由的迹象。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时间越长,它需要诚实的人们来拥护, 就越会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埋下异端和否定的种子——这被称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其敌人或是拥护者都没有为其下过精确的定义——是一场思想运动,伴随着对于党的机构的钢铁般意识形态的腐蚀。修正主义试图(从原则上)成为一个以修补“主导制度”为目标的运动,企图节制和约束该制度的极权主义特征,这违背了——至少是无意识地——共产党人统治的根本原则。

    没有一种叫做"无极权的统治性共产主义"的东西。它或者变成极权主义的,或者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角色,是帮助共产党应付斯大林死后社会愤怒的爆发所造成的对抗,和尝试把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因素和道德语言的轨迹引进党内讨论。修正主义者要求进行自由的政治改革,尽管修正主义从未被纳入过政治纲领。在与保守的党的机构的对抗中,修正主义必然失败。在这一点上,它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是认可这个机构对社会秩序的看法,认同当权者反对社会要求;还是继续呼吁政治改革,并且最终远离共产党。或者,运动不再作为修正主义——由动荡不安的时代而产生——而变成权力的附庸;或仅仅是一个反对派团体。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社会抗议赢得了力量,而制度失去了其暴虐。当恐怖减弱时,人们变得更加勇敢。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抗议不是由修正主义者领导的,也不是由那些从1945年以来一直坚持不懈抵抗的人领导的。那些从1945年以来就在抵抗的人们,付出了监禁或精神流亡而与世隔绝的代价。在1953年至1956年期间,抗议从无组织和原子化的社会深处露出了头角,而社会没有政治纲领,很容易被破坏和操纵。它们不是社会或政治运动(按这些术语的经典定义),而是那些失去财产的团体,和恰好有足够勇气公开抗议的团体的愤怒的表达。

    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件的故事有两面:一面是工人们的社会反抗;另一面是党内修正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对。对这两个团体的镇压和平定都让人难以忘记。应该单独分析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所使用的平定反抗的方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波兰十月事件没有遭到暴力镇压(尽管在1957年秋,Po prostuii解散之后,警察与街头示威者的冲突把华沙变成了一座围城)。十月的反抗像被水冲刷掉了一样。失败的情形阻止了任何制度化的反对派运动的出现。

    重建的十月运动被改造成了"循序渐进的运动",伴随着的是教会一贯坚韧不拔的抵抗,知识界发出的一些批评,以及工人偶尔表露的不满。但是没有地下的密谋。即使是在1968年3月的学生造反和1970年12月的工人抗议之后,地下密谋也没有大范围出现。这里那里——但只是在社会的边缘——建立地下组织和密谋组织的计划会冒出来,但扮演不了任何重要角色。成立非法组织的尝试,只有在当事人被送上法庭之后才为人所知。那些希望用行动来反对当权者的人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非法的手段不是地下组织;他们坚持秘密散发流亡者的出版物,并且秘密地把要用在这些出版物上的素材运出国外,天主教知识界的合法俱乐部中的公共讨论,由私人住宅中的研讨会和被检查员没收、但被复制并手手相传的文章作为补充。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一种酝酿、一种坚持、一种独立思想的恢复。

    但是独立的波兰政治生活并不存在。这只是到了1976年才开始改变。社会抵抗的第一个纲领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理念和行动的最重要的主题是公开性——不惜任何代价的公开。一些人主动走进私人住宅,飞行大学iii公开但是非法的课程就要在那里开始了,而秘密警察也已经到达。"公开但是非法"——这一颇为矛盾的表达方式恰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策略的本质。书籍和期刊是地下印刷的,但其作者和编辑的名字是公开的。公开性是一种提高集体勇气、扩大检查员的剪刀与刑法典之间的"灰色地带"、粉碎惰性和恐惧的障碍的方法。成功的机会在于公开性而不是阴谋。

    另外,无论是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还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兄弟般的"武装"援助",都没有引起任何程度上的秘密抵抗。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存在大规模的秘密抵抗现象。其原因是值得思考的。后斯大林主义制度既不是一个给整个社会带来全面恐怖的制度,也不是一个对贫困阶层作出抽象许诺的制度。这是一个能够在当权者和社会之间建立稳定联系的制度。捷克知识分子安托尼·莱姆把这种稳定描述为权力精英和人民之间的"新的社会调和"。这种“调和"基于这一假设:如果人民不让当权者的统治变得艰难,当权者就不让人民的生活变得艰难。因此政府不再过于野蛮地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而公民不干预为党的核心阶层所保留的地带。盖莱克的波兰和卡达尔的匈牙利都是这种"新的社会调和"的典型例子。但在其他国家,包括苏联,也能看到它的一些侧面。

    必须记住,在匈牙利,卡达尔路线之前是特别残酷的镇压,它摧毁了直接抵抗的信心;而盖莱克的自由主义,是政府恐惧工人阶级——是他们的造反使得盖莱克掌权——的自然结果。波兰的自由主义也是与西方国家的冲突的结果,盖莱克想保持在那里的好名声。

    胡萨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征,是"重建"的领导人所实施的"正常化"。杜布切克本人要求结束社会抵抗,数千名"布拉格之春"中的活动家流亡国外。后1968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下组织,曾经包括而且现在仍然包括失去社会地位的反对派小组,它们的精神氛围更像是在地下墓穴中的基督教团体,而不像非法的政治反对派运动。

    囚禁心理的终结

    在波兰,不存在共产主义制度与永久活动的地下组织的直接冲突。首先,这种地下组织的缺席,是血腥恐怖和巧妙的社会政策的结果;其次,是新的社会调和——其存在只能是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的持续不断的回忆——的结果。但是在任何时代,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都试图破坏社会纽带。致力于破坏人们之间的团结,维持对社会的良好控制的政府机关及其机构,是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

    结果,这种制度创造出一种被共产主义征服的社会的心理特征:长期的冷漠和去政治化,被突然发生的政治地震所打破。这无论如何不会带来改革纲领或其他可行的政治计划。这只是抗议,不是改革运动。传说中的改革纲领只停留在政府的办公室里,而从来不会到达工厂的车间里。独立的政治思想在共产党国家并不存在;留给反对派唯一的选择,是无意义的花招和盲目的暴力。本世纪初,波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把这种气氛称做囚禁心理。茹泽夫·毕苏斯基、罗曼·德莫夫斯基,和爱德华·阿伯拉蒙维斯基描述了相互冲突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得出了一个结论:奴隶的造反与社会或政治变革运动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造反的奴隶有时确实会得到自由;但是他最渴望的是复仇,罕有建设性。造反的奴隶最多会盼望一个更好的沙皇,但是他不能发现自己的主观性,因为他被从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语言中剥离了出来。剩下的只有仇恨,这就叫做无助。要理解这种囚禁心理,才能够揭示共产党政权下社会冷漠的机理。从外部只能看到表面的事件:纪念大会、游行、虚有其表的选举中百分之百的投票率、工厂和办公室中的大量党员。暴动、焚烧党的总部、异议人士的公开信和他们的孤独,这些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所有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奴役心理。

    我相信,1980年8月的工人反抗和团结工会的行动结束了这种心理。在那十五个月里,人们已经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他们逐步加强团结,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发现自己再次成为公民的和民族的共同体。我不想把团结工会及其活动和活动家理想化,我知道其中出现的蛊惑和卑鄙的手段——残存的囚禁心理的结果。但这是每个群众运动都难以避免的东西,也是多年奴役所遗留下的必须继承的遗产。团结工会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持续数月的群众运动,它深深地植根于波兰人的心灵和头脑之中,植根于工作场所和私人住宅之中。这让人相信,抵抗WRONa的运动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即地下组织有机会在将来的警察行动中幸存下来。这种机会源于团结工会的传统,和八月之前民主的反对派所赢得的收获。另外,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地下活动的整体经验,为今天提供了一本关于不合法的抵抗的价值和方法的书。这本书必须要重读,这样我们才能让旧的榜样适用于新情况。

    在这个狂风暴雨的世纪中,波兰人受到许多指责,但是没有人能说他们对于密谋一无所知。

    地下活动的方式

    波兰人了解密谋,而当权者也很清楚地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在宣传文章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对地下活动的恐惧。这些声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密谋焦虑古怪复兴的一个信号,后者是十九世纪的克拉科夫保守派的价值所系。这些声音宣告:民族的最高价值是国家,反对国家的行动会导致民族的灾难,全体人民应该团结支持国家等等。

    这些论点是用来操纵公众舆论的;党对自己内部的公开说法是反击反革命。多好笑呀!试图使几十年来一直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斗争的波兰人相信(全体人民)拥有一个国家的价值,实在是太过于热心了。他们还在谈论人民自己的国家,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属于人民的国家,一个服从人民的利益、由人民统治的国家,一个将其价值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国家。无论如何,当一个国家的政权被一帮将自己的道路强加给人民的匪徒夺取后,"忠于国家"的态度就是犯罪的同谋。抵抗这样一个"国家"是很自然的,公民不服从是唯一值得尊敬的态度。

    在这一背景下,当权者对人权的态度就特别重要。托克维尔写道:

    感谢人权的概念,它使人们能够定义无政府和专制。因此每个公民都能够保持独立而不变得专横;他也可以屈服于自身而不贬低自己的尊严。当一个人屈服于胁迫时,他低声下气,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但当他屈服于他自己和邻居都同意的法治时,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站在那些统治他的人之上的。没有美德就没有伟大的人;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就没有伟大的民族,甚至也没有伟大的社会。仅仅靠武力强迫有理性和有知识的个人组成一个社会,其价值何在?

    没有一个民族会得到像人权这样的一份礼物。要赢得这些权利必须通过斗争。问题是:这场斗争应该如何进行?

    我是那些在过去十年或者更多年内批评密谋活动理念的人之一。今天我正在组织地下活动。我没有选择。雅鲁泽尔斯基替我们做出了这个选择。

    这是今天波兰的荣誉和思想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有关荣誉在于:向剥夺其自由的人们卑躬屈膝,这样的民族不配享有自由。有关思想在于:一个看不到恢复自由的真正机会,或者当这种机会出现时,没有准备好去充分利用的民族,永远不会得到自由。今天我们很难乐观。但是十年以前谁能预见到会出现民主的反对派、独立出版、以及决定性的1980年8月和团结工会呢?这是很清楚的: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不足为例,但那些事件是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这可以证明,那些想要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的人,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

    今天,地下组织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它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尚无定论。让我们先来形容一下它不应该采用的方式。它不该是一个有国家政府、议会和武装力量的影子国家。它不能成为一个地下国家,因为它没有得到国民的授权。我们国家需要很多东西,但是不需要自封的国家统治。它需要民主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伪议会,这是在密谋的情况下唯一可能的东西。一个地下国家能够在纳粹占领之下运转,因为没有中间路线,还因为当时处于战争当中。只有瞎子才会把纳粹在波兰建立的临时军事政府和WRONa相提并论,尤其是当要进行武装密谋和恐怖行动的尝试时。恐怖主义只能导致报复和更多的恐怖,还会导致仇恨和野蛮行为的增加,导致大多数人疏远地下活动。

    波兰今天需要的不是恐怖主义。而是遍布城镇和乡村,工厂和研究机构、大学和中学的大面积地下活动,它们将会重建社会。地下团结工会必须包括所有这些。这场运动中的机构必须公开。它显然必须包括募捐机制,来帮助那些受到刑事处罚或失业威胁的人。它显然必须包括一个思想运动,以便为社会提供民主波兰的远景。它必须包括出版业,这样关于波兰和世界的思想、广义的智力生活和社会的自我认识都会繁荣起来。还需要一个中心管理机构——由团结工会的活动家组成——来处理国民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这一中心角色是重要的,因此毫不奇怪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争论。我认为这一中心的存在是进行有效行动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有着巨大的风险。

    只有共同的压力,甚至是普遍的抗议才能够迫使WRONa作出妥协;这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靠一个集中化和等级制的、以列宁式政党为榜样的组织来操控全国的反对派运动,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这是事实。生活永远比组织结构更丰富,而一个地下活动联盟的力量根基必须扎在工厂中,而不是仅仅扎在由职业密谋家组成的机构中。同样非常自然的是,这一组织必须连接成一个超出工厂范围的网络,因为这对于在社会中、在独立出版中、在组织联盟内部机构时,和在组织散发传单时保持不同团体之间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样一个组织如果离开了那些每天生活在军管之下的人们,很容易就会失去与现实的接触,成为一支只有将军而没有士兵的军队。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试图维持运动的群众基础,与需要有一个核心机构,来使地下活动联盟能够有效运转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在任何运动中都难以避免,而且只有当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一冲突时,才可能明智地处理它。活动家的自我觉察在这里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活动家必须清楚,只有当其能够为每个波兰人创造可行的行动方式时,当其保持开放和宽容时,地下活动才有意义;他们还必须永远记住,条条大路通民主--波兰国歌能够被不同的钢琴所演奏。采取这一广泛和包罗万象的策略,并不意味着每个用某种方法损害WRONa的行动都是合理的。例如,"乌龟"——这是对"怠工"的称呼——这个到处出现的主意似乎并不明智。在战争期间这一口号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波兰人在为希特勒的军队工作。今天声称所有的产品都被用来损害民族利益,是没有道理的。列宁式的口号"更坏就是更好",在今天的形势下是荒谬的;而且如果波兰人今天破坏了工作道德,将来总有一天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必须寻找培育公民社会的方法,而不仅仅是采取给"当局"找麻烦的行动。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给人们创造一种有希望的策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是有未来的。没有这样一个策略——信任行动的目标——地下活动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全国性反对组织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抵抗中没有比道德见证和愤怒的反应更重要的。而且这个运动最终会认清自己的目标,最终会拥有耐心和坚持的精神,最终会有能力取得胜利。

    "紧急变革"和"长期跋涉"

    地下团结工会的基本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在波兰创造一个真正的社会,一个自由的波兰和在波兰拥有个人自由。如果波兰人自己不帮助自己,不会有政治奇迹来帮助他们。如果民主架构不预先出现在波兰社会中,波兰的民主结构就永远不会诞生。今天,独立的地下机构的成功,为正在形成波兰民主的基础。它根源于道德领域。这一领域无疑是重要的。用作家塔杜施·康维茨基的话来说,地下活动的存在不仅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一种需要。否则我们将会矮化、消失,失去我们民族的尊严。我知道:没有普遍的道德标准能够代替具体的政治见解。

    应该考虑两种策略:"紧急变革"的策略和"长期跋涉"的策略。前者的假设是社会不满会激烈而自动地爆发。这种爆发即使遭到了血腥镇压,也能导致政府内部的分化,并恢复政府与团结工会妥协的可能。地下活动必须为震动本身和随后的谈判做好准备。它必须找出避免流血和支持正当要求的方法;它必须详细设计出可能的社会协议,其中包括取消军管,全面大赦受害者(被监禁、被解雇的人等),和履行社会条约。看来,只有WRONa的绥靖政策的巨大失败,才能重新把当权者真正与人民妥协的可能提上议程。否则,当权者不会前进一寸。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我们努力的成效,我们应该指望地下活动和政府之间的正面冲突。今天,任何对抗都必然会导致悲剧,因为WRONa意志坚决,决不会后退,即使这意味着血流成河。一项妥协必须考虑到权力现实。真正的妥协必须澄清"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履行国际条约"的意义。妥协中不可跨越的底线,是放弃工会的独立自主。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只有在其代表大会独立做出决定后,才能够重组机构或修正纲领。允许政府干涉团结工会的内部事物,即接受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一个独立自治的工会中的领导地位,所导致的不是妥协,而是对工会的镇压。所谓国际条约的问题也很重要。我们寻求波苏关系的历史真相的努力,必须与反苏政治宣传彻底分开。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知道自己历史的真相。

    要估计当前的国际形势,需要冷静地评价我们的抱负和能力,可能的损失和收益。对这些问题的清晰评估是重要的,这不依赖于我们如何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WRONa对话;这是波兰人所有策略——包括"长征"的策略——的中心问题。这一策略基于如下假设:统治集团患有慢性病,没有能力从其战后的经验中学到东西,而有组织的平民社会与权力机构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其间,苏联可能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变化很难预测,也同样难以依靠。不理会这些变化,波兰将会成为每个俄式国家的政治焦点。波兰还必须明白要与这些国家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同意政治作家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的观点:我们的人民必须自己处理波苏关系的问题。我同意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幻想。但是当这成为可能时,缺少相应的计划就会被证明是不可原谅的短视。这里没有地方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只须记住:作为分析波苏关系的出发点,我们可能需要再看看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它把波兰划分在苏联的政治军事影响范围之内,但留给了波兰人选择其制度和政府的权利。雅尔塔协议没有规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治,该统治不过是恐怖、操纵选举和斯大林违背协议的结果。

    "长期跋涉"的理念必须假设WRONa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或者现存政府制度的更丢脸的形式——在苏联的眼中也是——是孤立的。不可想象——如果没有对世界政治版图的根本修正的话——苏联会完全放弃波兰;但这无论如何是可能发生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变得完全不可信赖,其军队也不可靠而且容易叛变,而武装干涉波兰在政治上要付出的代价又太大。波兰人必须为这一可能的结果做好准备。但是以损害对波苏关系的清晰思考为代价不断激化反苏情绪,是一个会直接导致灾难的愚蠢错误。"长期跋涉"的策略需要坚持、现实主义和耐心。这些不是陈词滥调。他们制订了一个面临镇压和痛苦、艰巨、危险而且常常没有效果的行动纲领——关于经济、行政、法律和教育改革,以及关于在公众中传播"改革波兰"的概念。公众意识的水平会决定这些行动的效果。更进一步,基本的民族教育原则必须成为这种抵抗策略的一部分。引用一首爱国歌曲:"每一个家庭都是我们的碉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制订一个和PPNiv几年前提出一样的纲领,呼吁为每个儿童提供社会教育。更概括地说:某种公民教义问答的拟订,会明确人们在军管的波兰的基本责任,这是必要的。只有一个机构在这些问题上的建议会被人们接受:天主教会。

    军管之下的教会

    关于波兰的天主教会人们已经写了很多。应该记住,教会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教会既是现实存在的当权者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中的一方,也是冲突中的斡旋者。教会是其中一方,因为它表达了社会的基本愿望,它还是唯一正式运转的、社会抵抗的堡垒。但教会也是斡旋者,它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搭建了理解的桥梁。甚至在1981年12月13日之前,哲学家和神学家茹泽夫·提什霍纳神父就把教会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为"证人",而不是政治机构。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思想的话,证人是要在基督教基本价值——真实、人类尊严与和解——的光亮下,保证协议以及履行协议的可信性。对此我要加上教育的角色。我认为,期望从教会得到一份政治纲领,这是一种误解。无论如何在军管期间,将某种公民教义问答纳入对民族道德处境的神学关怀的范围,是完全合适的。如果关于这一教义问答的计划进入公共讨论,正像大主教会议已经完成的关于民族谅解的议题一样,这是很自然的。

    我相信,政治和教育活动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对教会抱有无法实现的希望是危险的。人们可能会挑出那些似乎是给出了特定的政治处方的教会文献;他们会想象在主教之中发现了潜在的政治反对派领袖;最后,他们可能会用教会的活动来代替他们自己的行动,以这种信念来开脱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加上:今天教会担任了整个社会的教师,因此如果少数活动家企图盗用教会的权威,后果会是灾难性的。如果把纲领和策略隐藏在天主教的信仰和符号的背后,这也是不幸的。还有一件事:教会在宗教教义的问题上是不会犯错的,而在估计社会形势时则是可能犯错的——像其过去犯过错一样。这可能更多发生在神职人员个人身上。因此在这件事上,应该保持适合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人见解的批评精神。

    我在一位著名的格但斯克神职人员关于当代青年不需要"大理石人"或"铁人"的陈述中,发现了一些错误。我相信,我们确实需要像安德烈·瓦依达v的这两部给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我们也需要瓦依达(Wajda)赋予他的主人公们的坚韧和不妥协的品质。今天我们应该害怕的不是像他们这样的人,而是那些有着木头脑袋和橡皮脊柱的人。我想做出这一批评,因为试图把团结工会从反映在瓦依达的电影里的价值和传统中分离出去,这会分裂反对运动,威胁其多元的本性。教会的具体行动——保护那些受到羞辱和不公正对待的人,帮助被迫害者及其家庭,公开捍卫真相和关心社会和平——是这个民族生活中最主要的成就。感谢他们采取了行动,使人们中间出现了新的、独立的小岛。这个民族以这种方法在12月的地震之后振作了起来。反对运动正在带着其全部的不同看法和形式再生。而教会再次展开了罩在这场运动之上的保护伞。

    着魔的幽灵

    地下活动不能满足社会对于反对运动的所有需要。它只能成为这场运动的一部分,而民族利益要求我们为不同类型的行动、不同的性情、关怀我们祖国的不同方式寻找共同的底线。反对运动必须倡导自由和民主。就像在战争状态下所显现出来的一样,这场运动的品格会决定波兰的品格。但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着魔"的阴影罩在每个地下运动的头上。每一种密谋都会削弱运动。深入来说,它发展了使用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基于入会典礼,基于让每件事从属于策略,基于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和基于不尊重任何非政治的价值的派别心态。这种独一无二的活动家+密谋家,他的这些特征既会让他在地下活动中发挥作用,之后也会给他带来危险。这类活动家会做出不信任新来者和陌生人的主观决定。民主精神并不是密谋所需要的长处之一;多元化也不是他们喜欢的方式。地下活动使人们与日常生活中的味道和气味隔离,使观点歪曲,滋生了危险的专制主义和不宽容。密谋需要对敌人的不服从,和对地下活动中央的命令的服从。它声称平等,但在其内部却要求等级制的从属关系。密谋发展了摩尼教心态:"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它挑起对警察镇压的斗争,但是对警察来说,它变成了理想的活动领域。警察部队在与地下活动的碰撞中发展起来:它打入进去,阴谋挑衅。没有地下活动的时候,政治警察过着令人沮丧的生活;但是当密谋存在时,警察就变成了一种权力,一个国中之国。有时,警察变成了一个不独立的国家中的独立国家。

    警察行动的集中于挑衅,以便在地下活动的世界中引起一种反挑衅的歇斯底里。有时会发生这种事:在地下活动中,反情报调查行动代替了对社会进程的分析。极权政府在每一个危机中都能看到隐蔽的敌人之手;反极权的地下活动也开始因其失败,在每个人身上发现暗藏的警察特务的打入。这些危险伴随着地下活动。这些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反对密谋的人所写下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评论不被接受的原因。密谋者把地下活动理想化,这不奇怪,但这恰恰就是为什么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会带来真正失败的不是警察恐怖,而是社会的敌意和冷漠。地下活动如果脱离了其基础,就会注定要变得衰落和虚弱。

    这些运行机制——敌人很容易注意到,也很高兴利用——从外面更容易看清。但是当我再次进入地下活动中时,当我再次全神贯注地忙于防范特务的眼线,忙于组织会议,忙于写某个传单时,我会再次忘记所有这些,我会对这些危险视而不见。我会没有精力、时间和勇气去注意、分析和描述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写这些东西:因为我安全地坐在比亚沃文卡(Bialoleka)的铁窗后面。

    一点尊严

    地下活动必须知道如何了解社会的需要,和寻求灵活的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对人们来说,它必须是有吸引力的和必不可少的。这些都是陈词滥调;然而,要坚持做到这些,必须让自己和别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指望回到1981年12月13日之前的形势,指望一个伟大的胜利使美德得到奖赏,邪恶受到惩罚,是不现实的。地下团结工会不寻求复仇,而要成为一种民主的选择。民主不是一个简单易行的答案。它生于痛苦,长在冲突之中;它只有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显示出其优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对自己和他人作出轻率的许诺,因为等着我们的不是解决波兰问题的立刻和明确的答案,而是风险、苦干和失望。这往往是自由的代价。

    在我看来,今天的地下活动不需要列宁式的军队或政党的道德原则和组织架构。它需要的是分享目标的纽带和行动中的团结,以及尊重个人和多数同意。在我看来,地下活动不应该承诺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我认为,它应该提出一个关于改革的实际活动纲领,一个关于社会自卫的纲领,应该与真正的文化和文化价值观相接触,参与真正的公民生活和精神生活。加上一点尊严,一点手足之情,和一点真理的日常气息。对真理来说,每个妥协都是临时的,每一个政治解决方案都是幻觉。因为像一个哲学家所写的:但是对死亡来说,所有的答案都是幻觉。这就是我的思考。

    让我用一些个人的思考作为结束语。在极权专制国家内参与政治,永远要在人类的两种动机之间摇摆:道德见证的需要和政治谋划的需要。如果失去了其中之一,政治参与就会变成无效的说教或不道德的操纵。二者都是危险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二者都是不可避免的。要投身地下活动,一个人必须放弃稳定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他必须考虑遭受监禁和孤寂之苦的可能性。他必须走出合法性,因此要为了一个基本的道德抉择,而放弃策略上和政治上的考虑。但是要有效地从事地下活动,一个人必须多次为了政治上的考虑而放弃道德考虑。la politique d'abord!很难与此争论。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地下活动也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把道德见证看得比政治上的有效性更有价值;他们不把地下活动看成是一伙想要成为将来的权力精英的人;他们明白,在不再需要地下活动的"正常"的时代,他们的政治参与就会结束;他们宣布,"正常"的时代会需要其他的品质,其他的性格,与他们自己的才能不同的才能。

    这就是我在这场波兰最奇怪的战争之后的二十周内,在比亚沃文卡的思考。

    附:当我写完本文之后,一些关于发生在地下活动联盟出版物上的讨论的声音传到我这里。读者很容易注意到,我的评论与这些文章中的论题有许多相似之处。看来与我的思想最接近的,是地下活动领袖齐别根纽·布雅克、维克罗·库勒斯卡、和齐别根纽·罗曼谢夫斯基,虽然其中有某种程度的差异,但其思想主线是一致的。

    舒文译 崔卫平校

    i Wanda Wasilewska(1905-1964),作家和政治人物,是一对著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夫妇的女儿,本人战前是波兰社会党(PPS)的党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创建波兰共产党政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留在苏联。——英译者注

    ii Po prostu:期刊,由年轻的自由派党员在1956年的改革时期创建。一年之后关闭,标志着波兰十月事件的结束。——英译者注

    iii飞行大学(TKN),导致团结工会产生的民主反对派机构之一。建于1978年,它坚持在私人公寓中上课和举行研讨会,致力于教授非官方的课程。——英译者注

    iv PPN,即波兰独立联盟,知识分子小组,于七十年代末发起研究一些最为复杂和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唯一不透露其成员姓名的反对派小组。——英译者注

    v 《大理石人》(1978)是关于一个工人在斯大林主义的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故事。《铁人》(1981)展示了这个工人的儿子在七十年代的波兰成为了一个反对运动领袖。这两部电影都是由安德烈·瓦依达(Andrzej Wajda)导演制作。——英译者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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