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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民主化不是洪水猛兽
(博讯2004年11月11日)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8日的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斩钉截铁”地表示:“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报道说,在他看来,中国其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架构,就像奥匈帝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一旦民主化,走向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报道援引他的话说,“所以李登辉会提出‘七块论’,他做不到的,民主化完全可以做得到”;“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的现实,看到了印度,看到了巴基斯坦,看到了孟加拉,看到了印尼,他们都是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人口也是上亿规模的大国。他们实行的也是多党制,也是定期普选,但中国现在取得的成绩不比他们差,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他们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他认为,从东欧、南欧、南美、东南亚的经验来看,引进民主机制改变不了这种政治权力受利益集团垄断的局面,只能掩盖现实。他的答案是“行仁政”,认为儒化已是唯一选择。

       康晓光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学者,其学术研究的精神值得尊敬。但是,从〈〈联合早报〉〉的报道看,康在关于中国民主化和政治改革问题上,除了概念的混乱、对国际社会民主化状况的片面理解外,其结论更令人不解。如果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儒家所谓的“仁政”的话,那是当代中国人的悲哀。这只能说是一种时空倒错,而且其结果可以从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得到。 (博讯 boxun.com)

      关于民主的概念,达尔、熊彼得、李普塞特等人都有具体的表述,相信康对民主本身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关于民主化,康的概念明显了出现了问题。首先,他这里将民主化等同于西方的民主,但他举的例子却不是西方民主化完全实现的国家,因而片面地得出“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结论,但是,实现西方民主化的国家,并不是“祸国殃民”的,英、美等国外,韩国、印度,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并没有像康所说的“祸国殃民”,可见,西方式的民主的实现不一定会“祸国殃民”。关键在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去推进民主化。因此,康文在这里的概念似乎应该是民主化应该与一定的社会特点、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但这就无法达致他的结论:儒家的仁政是唯一选择。既然西方民主化有成功有不成功,那么,他假定中国的民主化必然“祸国殃民”就仅仅是一个假定,仅仅是可能性中的一种,武断地说民主化必然“祸国殃民”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如果康的意思是现阶段中国推行西方式民主会引起他所谈的那些灾难,那么,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是否可以推行、是否会像韩国等国家那样取得成功呢?这些至少现在不能下结论。不能现在下结论的话,何以说“仁政”是唯一的选择?其次,康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与结果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一些国家取得了非常的成功,其中包括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康只看到其不足,而没有看到其世界公认的成功),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东亚的韩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除前苏联的崩溃可以被康说成是“祸国殃民”外,其他两个与“祸国殃民”没有任何关系。民主化过程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这些国家如果不推行民主化就一定“繁荣富强”而没有社会代价了吗?丘吉尔说过,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社会也会存在问题,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三,康对民主的理解似乎仅仅与效率相联系。正如他说的,中国现在取得的成绩并不比印度等民主化的国家差,但他只是从经济的效率上说的,而且是现在的效率。应该看到,印度没有我们现在面临的那么艰难的政治改革问题,长远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印度尼西亚今年的选举非常的成功,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的进步以及未来建立比较完善而有效率的社会的可能前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为了效率,事实上,专制体制往往出现惊人的效率,纳粹如此,斯大林体制也是如此,秦始皇实行统一的制度同样如此。许多学者都意识到,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的效率不如专制国家。但是,从长远看,民主的效率要优于专制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代价相对没有专制国家那样惨痛。康只注意到许多国家民主化之痛,但没有分析专制国家人民的痛苦。历史上的专制政治无一不最终“殃民”的。中国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远远超过一次大规模的内战。从根本上说,民主不能够只是为了效率,人需要尊严,需要自由与安全,需要基本人权的保障。第四,更致命的是,康所推崇的“仁政”,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无论是长期的效率,还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仅靠“仁政”是靠不住的。唐太宗实行的是“仁政”,但唐朝还是出现了“祸国殃民”的内乱而最后崩溃。即使明朝的崇祯皇帝也曾经很努力想有所作为。就连毛泽东也清楚,他在回答民主人士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问题时,毫不犹豫地说,共产党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民主。“仁政”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理想,今天仍有其参考价值,但中国历史一再表明,仁政是不长久或实现不了的。没有民主的压力,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对于自由与人权的保障,仁政是没有根基的,是没有制度保障的。今天的中国人民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古代人理想中的仁政,要知道,民本是很可贵的,但民本还不是民主。民本治理方式是一种进步,但在民本治理方式中,人民是被动的,无参与和监督权利的,民主才是最终的目标。

      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一定要照搬西方的模式,即使西方的学者,如美国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也说:“我们认识到,不同的国家和文化正是由于具备不同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的哲学根基而表明了彼此间的差异”。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的道路,建立比较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但,我们不能倒退到“仁政”的主张与实践。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不考虑现实,不考虑社会发展阶段地快速推动民主化,是不利于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在这点上,康文的提醒是有价值的。但民主是历史潮流,也是人民的需要,更是从毛泽东作出承诺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与主张。

      从各国的教训看,民主化不能像前苏联那样放弃领导权,也不能在社会发展不成熟时匆忙推进,而应该由执政党有领导有步骤循序渐进地推进,这是最现实、代价最小的民主化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仁政”的理念可以借鉴,但不能以此取代民主,更不能把民主化看作洪水猛兽。

      我一再引用理查德·威廉姆森的话,他以下的话表达了对于民主的真切的评价:

      “相信民主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是因为确信人类不应该未经他们的同意而被统治。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而对个人最好的保护是由人民来选择管理者,并使之对人民负责。其他意识形态承诺给人幸福;而民主仅承诺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幸福。但是,民主政治创造的奇迹是,事实上,自己自由追求获得幸福的人多于由他人赐给幸福的人。”

    来源:世纪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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