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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舒: 抗议上海抓人,呼吁全民罢江
(博讯2004年9月13日)
    得知上海公安局对李国涛抄家、扣押电脑,中断一切通讯,警察呆在他家不走,禁锢他,感到突然和气愤。

     李国涛近几个月经常和我们用电脑联系,他在进行敦促中国政府取消劳教制度和批准已经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的签名一事,而且没有要求政府马上实行。此举不但不会丝毫影响社会稳定和治安,而且是在帮助中国政府改善司法制度、改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签定两个人权公约已经七、八年了,始终不敢放在人大通过一下,其实通过还不等于实行,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写了五十几年都不实行,怕什么。再拖下去,只会在国际上丢人现眼,所以说人民要求人大通过这两个公约,就是在帮助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 (博讯 boxun.com)

    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那怕就是以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为主题,人们也希望把会开好,因为加强民主法制、稳步进行政治改革也是改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中医治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现在中国局势很危急,要挽救中国,最急的事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一点人心,而让不得人心的,中国改革进步执政为民的拦路虎和捣乱大王江泽民尽快下台是当务之急。江泽民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最近还在重演人们早就看透的演过好几次的旧戏,一边放风说要退,实际上以守为攻。暗中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军内,明里作秀于大庭广众,显示他的影响力和犹如青年人一般的健康。步步为营,与中共中央的改革派讨价还价、分庭抗礼。

    上海作为江泽民的根据地和桥头堡,已经作恶多端,现在又首当其冲,禁锢了李国涛,想以此搅局,干扰破坏四中全会,我们强烈抗议上海的恶行。昨天福建省公安厅有人给我打电话,虽然客气,实际上是奉命行事,最少是给予警告。这几天我的电话打不出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知道现在江泽民还很有力量,如果上海公安不撤离李国涛家,就请江泽民下令,让福建把我也关押起来吧!!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呼吁有良知的中共党政军官兵们,呼吁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们,呼吁中共元老万里、乔石、朱镕基、胡启立、李瑞环、尉建行、李岚清们,摒弃私心杂念,勇敢一些站出来,齐心协力把江泽民赶下台。我们希望薄一波也能保持晚节,出于公心,最少不要支持江泽民赖位,希望李鹏能将功赎罪,支持胡锦涛改革。现今民怨沸腾、受压迫的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用强力已经很难再压制下去了,局势已经不允许胡锦涛和江泽民再和稀泥、和平共处下去了。江泽民下台可能能够暂时缓和一下弦上之箭,再尽力想方设法稳定局面。记得九八年江泽民提出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大陆上广泛宣传、流传: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搞民主会导致动乱,甚至许多文人知识分子都支持这个观点,当局还关押了筹建民主党的王有才……。笔者针对这种现状,写了一篇:“没有民主、中国必乱”,国际媒体和“小参考”“大参考”网站都发表了。江泽民即使看到也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你们有时间也请看看有没有道理。

    战乱的痛苦、亡党人的失落,没有身临其境可能难以真切感受,但愿我是在危言耸听、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团结奋斗,维护国家稳定吧。

    祈祷上帝保佑中国!

    2004年9月11日

    附上还没写完的一封“给中共官兵的公开信”和去年九月份写的“政治改革与三个代表”,至于那一篇“没有民主,中国必乱”,连底稿早都被公安局抄走了,但网络上有,我打不开。

    给中共官兵的一封信---警惕江泽民搞阴谋

    林 信 舒

    中共党政军官兵朋友们:你们好!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进入倒计时。这是一次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也是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的重要的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实质上是夹杂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封建帝国。五十几年的折腾,形成了政治经济腐败、两极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局面。统治阶级横行霸道、官商勾结甚至官匪一家,少部分上流社会过上小康以上生活,广大低层民众受尽剥削欺压。伦理道德衰败,正风不敌邪气,社会危机已经到达这个国家能够承受的底线。

    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日前主持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专家预测中国在2010年前有可能发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危机,最有可能发生的领域为社会领域。

    八十年代上帝给了中国一次机会,在实行经济改革以后开始研究、尝试政治体制改革。胡耀帮抓住了这个机会,但终于失败……。一个不是民主制度的专制的国家,皇帝的思想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十几年前有人评价毛泽东是:“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罪人”。本人评价邓小平是:“经济改革有功,政治改革无能,‘六、四’罪人。”屠杀人民已经是罪不可赦,而背离世界潮流、怡误政治改革,更是祸国殃民,后患无穷。至于江泽民这个花花公子则是:“无德无才无功无能,地地道道,历史罪人”。

    邓小平毕竟是邓小平,在做了坏事以后,他不会不考虑中国的制度问题。就好象当年的慈禧太后一样,在不威胁自己的地位和自身的利益前提下,她可以搞洋务运动,搞变法一样,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提倡过政治体制改革。“六、四”前后,他费尽苦心,物色接班人,想找一个能承继他的意愿的人。他摒弃了不得人心的李鹏,冷落了以后有可能为“六、四”平反的乔石,选择了远在上海的江泽民。江泽民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登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

    毛泽东说:一个人,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

    我们来看看邓小平选中的江泽民是何许人也。

    江泽民生于1926年8月17日,江苏省扬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称自幼喜爱篆刻艺术,读书。

    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是日伪汉奸,叔叔江上清却是参加革命的,他们家算是脚踏两只船。江上清于 1939年7月下旬遭到地主武装袭击,牺牲。江泽民时年十四岁,江上清没有儿子,长兄江世俊、长嫂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过继上青为子。

      在战争年代,中共对于家庭出身是非常重视的,而江泽民却能够一方面在汉奸父亲的教诲养育下成长,一方面在革命队伍中一路绿灯,不知是否他只让共产党知道他有个烈士“养父”,而隐瞒了自己的生父。从中共成立后的最少五六十年中,在组织路线中阶级成分从来是最重要的,不知多少人单单因为家庭成分或社会关系而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政治审查,江泽民不但无灾无难,还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实在令人佩服。

    89年4月15日胡耀帮去世,北京大学生游行悼念耀帮,反对腐败。4月25日正当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召开千人党员大会,支持反对动乱。本来已经开始平静的大学生们不服把他们爱国的反腐败游行胡乱上纲上线为“动乱”,第二天又开始大游行。看来江泽民是个很会抓住政治运动的机会往上爬的政客,他封闭了当时全国改革开放的舆论先锋《世界经济导报》,免去老党员、老报人钦本立的主编职务,引起很大的震动,江因此事当时曾受到赵紫阳的严厉批评。由于江泽民的极左思想和行动,使上海的学潮升级,导致了上海火车站推翻并焚烧火车的事件。面对上海的严峻局势,江泽民束手无策,好在市长朱镕基比较有水平,他耐心地做民众的思想工作,向他们阐明现在上海还有多少粮食、多少煤,能维持市民几天的生活所需……终于稳定了人们的情绪。

    在决定“六、四”镇压的决策中,笔者以前总认为江泽民毕竟不是太上皇,不是他说了算,最多只是推波助澜,支持镇压。现在想想他五月底接任代总书记,给邓小平火上加油,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难怪他始终不给“六、四”平反。最近他也搞了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光谍,可惜我们看不到。

    江泽民上台五个月,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以减弱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他的不满。虽然他也想颐养天年,享受一些天伦之乐,也想让年轻的一代锻炼成熟,象今年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时他女儿邓林她们所说:后来连文件都不看了,五十二场世界杯足球赛看了五十场。实际上他很清楚这个班子,这个头领有几斤几两,他不可能不关心中国的大事。

    由于江泽民从来没有在中央领导班子中工作,却从上海市委书记一下子跳到中央第一把手的位置,实在是力不从心,在大量重要而又复杂的国事、党事、军事大事和诸多元老面前无所适从、一筹莫展。而投机的本能使他顺从了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实行了极左路线,终于激怒了邓小平,邓小平于九二年八十八岁高龄不得不南巡抵达深圳等地视察,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记得当时杨尚昆他们还提出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在南巡时邓小平还针对江泽民说了:“谁不改革谁下台”。把江吓得屁滚尿流,花了好大的劲、托了人情,下了保证,才得到了老爷子的宽恕。邓小平这时不得不考虑谁接江泽民的班,最终确定了胡锦涛。

    最近,香港亲北京的《镜报》月刊《邓江胡三代交接班档案解密,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到几时》一文,说是解开了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之谜。 这家江泽民的喉舌声称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是出于对邓小平「政治交代」的遵循。

    文章说:“1993年邓小平曾对江泽民等说,江泽民同志以后交班,三个职务一齐交是一个办法;留下一个慢慢过渡也行。军队工作很重要,也有一定特殊性,所以后一种办法比较稳妥,你总得让接班的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即使真有其事,也请大家注意,这是1993年邓小平的“最高指示”,这时距离97年底开十五大还有四年多。单单是这一句话,又是在92年邓小平已经忍无可忍南下出击之后,这个:“以后交班”,难道人们不可以理解为邓是让江泽民在97年十五大时交班,留一个军委主席当当。难道一定要说是在九年以后的十六大上才交班?

    通过几年的观察,“邓小平在临终前一段日子,已经看出江泽民是个坏东西,但邓说身体不行了,已经没有精力把江搞掉。”好在他毕竟已经钦定了胡锦涛接江草包的班。97年2月邓老爷在香港回归前四个多月去世。

    97年底中共要召开十五大,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七十岁以上全退。十四届政治局常委中 刘华清已经八十一岁,下来没有疑义。江泽民七十一周岁,乔石比他大一岁半,但乔在十三大时就是五个常委中的第三位,人品能力又都比江强多了,而且才当过一任委员长,这个职位本来就没有多大权力,乔石完全可以继任一届,他自己也想继任。在十四届时,李鹏当总理,排位第二,乔石任委员长,排位第三,到了十五届,不知什么原因,把委员长(李鹏)放在总理朱镕基前面。江泽民既想再懒下去,又想把乔石搬掉,以免能够与他制衡的力量太强。惯于耍阴谋诡计的他,处心积虑,演了一场戏。

    中共的会议没有畅所欲言的民主习惯,人们缺乏责任感,除非矛盾尖锐,在一般的情况下,常常是保持一团和气,不得罪人,谁先表态,后面的人就附和。谙于玩弄权术的江泽民成功地利用了这一“国情、党情、会情”。在一次有中共元老参加的决定十五大人选的中央会议上,江突然提出七十岁以上的人全退,他自己也退。这些元老没有思想准备,也许有个别被江泽民收买了的或是有自己算盘的马屁精元老带头,说:七十以上的全退,就是江泽民主席不能退。别的元老也就跟上,表示支持。经历过几十年党国沧桑的乔石,本来就多少有些与世无争,知道这是冲着自己来的,只好认了,表态自己退出,江大人留下。“大家都可以走,就是老九不能走”,哈哈,老江胜利了,阴谋得逞了。

    笔者89年6月开始被关押八个月,90年以后,继续搞对日索赔,91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发表两次以上的要求平反“六、四”的公开信,后来又写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呼吁李鹏下台赵紫阳复出等等文章。除了93年一月研究院将我除名以外,虽然每年都要被送去软禁几次,但感觉到公安人员对我还是有些手下留情。所以我倒是常想:八九年全国少说有几千万人次游行,现在人都那里去了?现在中央自己都这么心虚,为什么这么少人发出声音。 八九年乔石开始是支持赵紫阳和平地疏导学生的,最后随了大流,十四届期间,他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我感受到他对主张政治改革的人士一定程度的庇护。97年他下台时,我对福州的几位朋友都说过,我预计以后当局对民主活动会更严厉。

    (未完待续,一些内容凭记忆,可能有小错,文责自负)

    给中共官兵的一封信---警惕江泽民搞阴谋(续 )

    林 信 舒

    十五大后的人大会上,草包总理挪到委员长的位子上,朱镕基接任总理。朱镕基1928年10月生,比江泽民小两岁多,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7年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91年被邓小平调中央任付总理,93年开始任第一付总理。在中央工作了六年多的新总理虽知道前路艰险,但也踌躇满志地想一展宏图。在人大会结束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自己:如履簿冰、如临深渊。还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而后已。雄心勃勃、锋芒毕露。

    一上台,朱就对国家机构进行改革。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影响,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稳健的货币政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收到成效。在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国家宏观调控、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方面功不可抹,当然也有不少负面效果、存在不少问题。

    从一个反动的五类分子变成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国家总理,没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是不可能的。

    那些年,中国社会有目共睹的重大问题是下岗、失业和贪污腐败,朱镕基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同时,可以说是用尽了全身的解数去解决这两个难题。如反腐败问题,他似乎决心很大,他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他还说:准备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请看看远华走私案。赖昌新是闽南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农民,就靠送金钱美女给各级大小官员,使他在发财的高速公路上狂奔疾驰,几年后便成为百亿富翁。朱镕基下决心搞此案,中央在厦门搞了个“4、20”专案办事处。最后搞到厦门市委书记兼省委付书记石兆彬,就难稿下去了。赖昌新发迹时期正是贾庆林任省长、省委书记,贾庆林在福建的政绩有目共睹,被江泽民升调北京任市委书记。有一位朋友到北京出差,的士司机得知他是福州来的,问他:你们福建怎么送了一头猪给我们。一段时间福州民间常传说贾庆林与他老婆离婚了,那就是要丢妻保夫,一旦远华案再深搞下去,那责任就由老婆林幼芳承担,后来又听说没离婚,有一次传说林幼芳又从北京回来了,这一次是江泽民劝他们离婚的。离婚是政治需要,最后没有离婚,那是因为在反复的力量较量后,贾庆林不但没出事,反而高升为十五亿人口大国的第四号领导人。嘻嘻!不知道赖昌新送了多少亿给贾庆林,又直接或通过贾庆林间接送给江泽民多少亿,这些数目肯定大大超过石兆彬得到的。

    朱镕基最后迂到老虎王,只好也只能败下阵来。

    两个难题越来越难,其他问题也迅速恶化。

    人们对朱镕基信誓旦旦的就职演说还记忆犹新,而他自己却在两年后的人大第三次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一个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朱镕基的无奈是全民族的无奈。

    97年2月邓小平去世,98年三月朱镕基任总理主管国家经济,人们还抱一点希望,希望江泽民能多少在政治方面有些作为,能顺应潮流,在国内外压力下在适当时期给“六、四”平反,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可是他在羽翼丰满以后,还是在努力营造自己的封建王朝,利用经济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造和党政军界的腐败,大量囤积私财,不但在反腐败方面与朱镕基对着干,凡是不利于自己结党营私的事都反对、干扰朱镕基的工作,搞得朱镕基多次提出辞职。一位部队人士还对我说过,朱就江泽民不同意自己辞职曾对江说:你不让我退,那就你退,不是你退就是我退。

    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七七年以前,还按期或提早释放了一些政治犯。七八年以后我明显感到公安人员对我越来越不客气。……

    林信舒:政治改革与三个代表2003年9月24日 星期三

    【看中国报道特稿】中国进行了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从中央到下面各级领导,从知识精英到黎民百姓都知道政治改革要配合跟上。主要是由于各阶层权势者们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和利益,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再加上惧怕对八九民运、民主人士、宗教和法轮功以及其他老百姓的残酷镇压被清算、被整治,所以想尽办法,说什么西方的政治体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搞民主会破坏社会稳定等等,近年来,又用三个代表来与政治改革唱对台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干扰、阻止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倒退的十三年

    由于不搞体制改革,不给人民民主,必然导致政治文明倒退,精神文明衰败,物质文明落空。

    1、政治文明:89年后政改不但停止了,而且有些已经起步的改革如党政分开、从中央到省地市各级五套班子相对独立运作、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地方差额选举等等又复原了。贪污腐败充斥着每个地方,其严重程度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据官方统计,平均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高达9千8百多亿元至1兆2千亿元;资本大量逃脱,一九八七年到九七年资本外流2457亿6200万美元,注意,是美元;中国个人资产五兆,80%集中于5%的人,几乎全是党内干部;个人外汇存底872亿美元,700亿以上为共产党的干部所有。

    夏天偶遇一位几年不见的本校毕业生,正在找工作,还没聊几句,他就很自然地、大言不惭地说: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悲哉、痛哉,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在向一位他尚尊重的曾义务为他看了几个月的疑难慢性病的老师说出的心里话。他还说:现在是无官不贪,我的那个XX,人们公认他是很干净的,单是他住的那套私房就要买百把万。他的那个长辈是个副省级领导,已退休。笔者也认为当这么大的官只捞几百万应该算是干净的。当然,我们希望比他更干净的官更多一些。

    中国早就签署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前几年,迫于国际压力,中国又不得不签署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遵行的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目的是为了欺骗世人,实际上还在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关押、整肃民主活动人士;摧残法轮功学员:折磨迫害致死七百多人,使用酷刑四、五十种,非法判刑六千人以上,非法劳教十万人以上,每年都有几百名为其辩护的律师被抓;迫害宗教人士:六千万家庭教会信徒,有270万人拘捕,44万人被判劳改、劳教,750万人被通辑。中国已经制定了许多法律,但从宪法到一般的法律都形同虚设,而在新闻方面,连空头支票式的“新闻法”都不敢制定,所有国外的报纸、电视、网络、书籍都难以进入中国,外国电台被不断干扰,所有的出版物、甚至每一篇文章都要严格审查,导致在最近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出版自由度排名中中国仅高于一个国际公认的无赖政权的国家朝鲜,排倒数第二名。

    2、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伦丧,到处可见尔虞我诈,这方面的衰败,是国家莫大的损失,难以一时补救,且后患无穷。

    无独有偶,还是今年夏天,在夜点小店,又遇到一位部队转业后工作一年的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当兵时年龄未到十八岁),也许是喝了一瓶啤酒和他对我的信任使然,居然对我说他回来后玩过妓女,一次三百元。送我回来到家门口告别时,还不象开玩笑似的说:林医生,什么时候我带你去风流一次。呜呼哀哉!记得五、六年前,他曾哭着求我到他家为他八十五岁的奶奶看病(现还健在),复员后,尚有进取心,父母和奶奶对他这个独子的教育也是很好的,他父母给了我电话,我曾约他在教堂见过一面,后又一次在教堂碰到他,他说已来过几次了,是被我感召的,我很高兴,没想到,几个月不见,终于躲不过这个社会大染缸的污染。笔者在家养病,深居简出,少少碰到的熟人里,居然有这样的两个青年。大陆建国后确实曾改造妓女使之灭迹,改革开放后,既要坚持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妓女,又让公安系统与色情行业勾结,在城市里,到处都有变相妓院(按摩店、发廊、桑拿、甚至在大街小巷拉客),各种性病、艾滋病广泛流行。本人多年晚上在街头诊所看病,有的男人一身得数种性病,有一个被我治好后,又让我去治他的大老婆、二老婆(分开居住,都有孩子)的性病。可是那些妓女就从来不找医生看。全民教育严重倒退,虽然大学生研究生急增,但文盲也剧增,许多农村的孩子根本没念书,到城市打工时只学了“男”“女”两个字,以免上错厕所。可是,五十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在广大的城乡扫盲,而且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了呀。学术腐败,权力可以占有文凭、成果,金钱也可以买到假论文、假文凭。行业道德衰落,豆腐渣工程、唯利是图的企业家、非法的煤窑、假医生、假药残害了不知多少无辜的工人和百姓,仅今年1-5月,矿业职工在事故中死亡就达三千多人。

    3、物质文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公认,但,结果是变卖国有资产和生产贸易发展的收入主要进入贪官污吏的金库,将尾数给一点公务员和少部份知识分子,以堵住他们的嘴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民用血汗、生命换取的大量国家土地、财产、宝贵文物古迹轻易地变成私人的金钱财产,而几亿农民和好几千万下岗失业的人生活贫困。自杀率居世界前列,全球平均每年自杀率是14.5/10万,而中国是28万人,占21.5/10万,自杀未遂200万,最近南京又有人因拆迁不公而自焚。据官方建设部统计,去年1-7月,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三级以上事故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

    二.两条路线的斗争

    十六大后,人们寄希望于新的领导班子。新的中央也未雨绸缪,开始尝试在政治社会改革方面做些工作。十六大上,二十多年提倡建设的两个文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又增加了一个政治文明。会后宣传过宪法的重要性。在SARS流行到全国和世界各国后,迫于国际压力,实行了破天荒的疫情公开制度,使中国人民第一次享受了一些些的知情权,而领导者也多少看到了让人民知情对国家克服困难向前发展有多大的好处,看到了中国人民是多么可爱、多么可歌可敬。当然,人们在事后如果只满足于庆功摆好,而不去思考社会的弊病,不去思考体制和制度问题,又是多么可悲。

    媒体少宣传领导,取消领导人出访迎送制,将北戴河避暑暨开会取消改在北京郊区开会,废黜旧的收容条例,行政诉讼方面又规定政府法人必须应诉,否则算败诉,精减党报,为农民再减一半赋税,上海清查周正毅案,深圳探索政府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离,《学习》杂志发表六篇政改文章,《求是》刊登“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的文章,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常常深入民众,了解关心民情,颇有当年胡耀邦的风范,等等。

    当然,好事多磨,事物总是不可能按照人们的美好愿望的方向发展。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维护旧体制反对政治改革的反动的路线不想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用冠冕堂皇的三个代表来与政治改革唱对台戏,时时处处掣肘、破坏政治改革。在组织上把自己的人马大量塞进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在行动上,人家领导人民抗非典,他们要宣传三个代表,人家取消劳民伤财的北戴河例会,他却带一批人马圈地霸占北戴河最佳浴场。上海最大的非法房地产商周正毅被关后,把掌握上海帮充分罪状的律师郑恩宠逮捕并秘密审判。辽宁将罪证确凿已判死刑的黑道霸主刘涌改为死缓。在人们翘首企盼胡锦涛“七、一”讲话为政治民主鸣锣开道之时,胡却不得不将主题改成三个代表。香港“七、一”五十万人大游行后,终于逼得不得不收回二十三条立法。最近“不寐之夜”网站被查封,《北京新报》被取缔。看到政治环境有些宽松,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子们近几个月研究探讨了一些政治改革的问题,最近中央又下令三禁:严格禁止自由辩论政改、修宪和“六四”平反问题,还派安全人员跟踪骚扰曹思远等有关学者,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修宪的建议,中央表态一律不予接受。最近连国内网站上所有有关政改的文章都被封闭。

    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前景堪忧。

    正确的、先进的国策、路线要有能人去实行,落后、反动的路线也是因为有人在那里坚持,才得以实施。我们认为一些人宣传、提倡三个代表是假,利用三个代表搞个人崇拜,拉帮结派,争夺最高权力,坚持反进步、反民主、反对政治改革的反动路线是真。正象 这里让我们撇开人,先看看政治改革和三个代表的概念和内涵。

    三、政治改革与三个代表

    什么是政治,孔子说:政者,正也;治者,理也。孙中山先生说: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改革就是在如何正确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小事方面要进行改革。在政治制度先进、体制健全完善的国家,就不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只要不断地改良就可以了。而对于中国,不但国外,连国内人民、连共产党都认为要改革,那这种改革肯定是制度性的、体制性的改革,不是一般的修修补补,也就是要搞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这是人们的共识。目标既已明确,该改什么,主张是大同小异的,大凡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决策民主:制定政策(包括宪法、法律等),对实施政策的监督,对违反政策的惩罚,党权、政权、军权、立法、行政、执法的独立或相对独立;

    2、选举民主:全民民主、公正、公开的选举,被选举的权利,竞选的权利;

    3、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知情权;

    4、结社组党权利。

    至于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人事制度、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的改革都可以结合到以上四点中去改。

    什么是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里暂时不说一个政党代表发展要求、代表前进方向、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提法对不对,语言学上有没有错。

    1、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一般的大学生、中学生都懂得的政治常识)。一个执政党,本来就应该建造比较先进的生产关系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革原有的生产关系。而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近二十年才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在生产关系的改革方面还有许多事要做。这方面的内容都包含在物质文明和经济体制改革中了。

    2、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是什么,“文化”的定义近两百种,有人认为是:一切由人创造的文明成果。《辞海》的定义是:人类社会在生产中、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产品。有人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可以不断丰富、发展,但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同样,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明确阐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而主动构造符合时代进步的、比较先进的上层建筑能带动经济基础的发展,上层建筑又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上层建筑的改革、文化的丰富发展,都包含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里了。

    3、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意思就是以人为本,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天下为公”、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太多太多,也都可以包含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里面。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三个文明比之更高、更全面、更丰富。本来,中国共产党只要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为纲,结合以前人们普遍知道的马克思、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言论,结合一些国内外的新的理念、语言(也可以包括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话)进行解读,就足够了,就有许多文章可做,许多东西可学,许多事情要做了。而三个文明是以政治文明为前提、为保证的,没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可能走火入魔,上述的经济发展成果大部份被贪官污吏不法奸商霸占,“十亿人民八亿赌、一亿舞,不舞不赌二百伍”应该不能叫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吧。搞三个文明,抓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将三个代表的所有内容都包括进去了。

    四、多做些实事,少谈些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战争年代就很重视宣传、学习政治,这对鼓舞斗志、扫盲,多有裨益。建国后,更是以政治挂帅,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次学习跟着一次学习,一场会议连着一场会议,几乎要把全中国几亿人都变成政治学家、理论家。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以后中国不搞政治运动了,可是,由于没有制度的保证,加上左的干扰,从反精神污染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从镇压清算动乱、暴乱到批判法轮功,都在搞运动,近年一次次欣起学习三个代表的高潮、新高潮,又是在搞运动。江先生和曾领导应该学习些心理学的常识。本来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法轮功,铺天盖地批判法轮功反而使人好奇,想去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人们对各种媒体天天批判法轮功非常反感,一打开电视就是,气得边骂边关电视。现在学习三个代表,也快到这种地步了,搞得人民厌烦、反感,那就要骂街了。国家木材缺乏、纳税人的钱宝贵,不要滥登三个代表的文章、滥印三个代表的书籍了,印一万本三个代表的书,不如做一件符合三个代表的事。君不记得,文革中滥印滥发毛选,到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学毛选呢?

    三个代表如果是在江泽民一上台就提出来了,十三年来中共都是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去做,并取得成绩,那倒可以总结一下,到了快下台了才提出,充其量是表示悟到了应该这样做,为了树立江的威信,确定江的地位,费尽心机将三个代表塞进了党章,现在又想方设法要塞进宪法。三个代表是执政党要做的事,放到宪法中去,是什么意思。由于中国是人治为主,法治只是陪衬,宪法和法律无法实施,没有权威,现在还不去增强宪法和法律的群众基础,那广大人民对怎么修改也不感兴趣,要怎么写就无所谓了。

    在这里我们建议中共中央,还是多干些实事,少谈些主义,少做些文章,少让人民学习些政治理论。大陆建国后,全中国搞了多少政治学习,说了多少空话,可是国家搞得怎么样?美、英、德、日,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中国的台湾、香港,他们有象中国大陆这样搞运动、学习政治吗?他们又搞得怎么样?

    五、中央要下决心搞政治改革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先生时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 经济改革已经搞了二十几年,从公有制变成私有公有混合制,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由于不搞政治民主,这十三年来中国实在积累了太多的腐败和黑暗、种下了太多的不平和仇恨,埋下了深深的社会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按照毛泽东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理论,对于这么腐败的政权,应该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就连中共元老万里也意味深长地说过:我问农民需要什么?农民说我们需要陈胜、吴广。

    国际的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人民对战乱的惧怕决定了国内外热爱中国的人士都希望避免战争,希望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就连九八年民间筹备组织的独立的政党中国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也放弃了革命,而主张用公开的、理性的、合法的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朝野合作的双赢制来推动中国进步,他们连成立民主党的程序也是通过向各省民政厅申请的合法的渠道。没想到,在发起者王有才被关押好几个月通过各方营救释放以后不久,北京当局居然又以颠覆国家罪的罪名对王有才等各省民主党骨干逮捕并判了重刑。试问,二十世纪初国民党的孙中山、蒋介石有这样对待共产党吗?当年鲁迅先生天天骂国民党,也没有将他怎么样,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反动政权也只用了摧泪弹、水龙而没用坦克、机关枪来镇压学生……,中国的民主法制倒退了一个世纪。中国的问题难道不幸又被马克思、毛泽东言中,只能再用暴力推翻政权的办法来解决吗?九泉底下的革命先烈得知中国的现状,肯定在为儿孙哭泣,在为自己悲哀。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政治体制再不改,中国再专制下去,共产党的垮台、国家的衰亡肯定不会久远。中国领导者是否成为历史的罪人要速作决断。那些坚持反动路线的领导人也请好自为之!

    上帝爱世人,也爱中国,我们相信民主自由的崭新的中华大地终有一天会展现在十几亿神州面前。

    (網路文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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