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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明:邪教,一个致命的标签
(博讯2004年9月09日)
    田晓明

     1999年夏天,共产党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围剿。为什么要围剿法轮功?官方的新闻媒体担当起解释的任务。从这些解释性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气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轮功”现象综合研究课题组世界宗教所分组的富芳写了一篇名为《“法轮功”是不折不扣的当代民间邪教》的文章。富芳所在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应该是一名学者,可是他写得这篇批评法轮功的文章丝毫没有学术气息。这篇文章一开始是这样的: (博讯 boxun.com)

    邪教的教主都以吹牛、撒谎的欺骗术自称为“神”,要信徒对之顶礼膜拜,绝对服从。其特点是将邪教头目这个具体、有限的人吹捧成绝对、无限的“神”,大树特树教主的绝对权威,大搞新的“造神运动”,表现为一种丧失理智的疯狂与邪劲。如果这种胡吹仅仅是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神经病患者的狂想和臆说,无人理会,倒也罢了;但问题严重性就在于不少人竟迷信这些吹牛撒谎、丧尽道义的骗子,对之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之奉献自己的全部财产、智慧、力量乃至肉体,为之去做一切丧尽天良的犯罪活动乃至自残、自杀,表现出一股令人咋舌的邪劲。

    在当代汉语日常口语中,神经病患者是一个贬义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想贬损一个人,随口就会说这个人是“神经病”。富芳的文章一开篇就搬出了“神经病”这个词,用它来指代法轮功习练者,这样做立刻就把言说的气氛搞得十分紧张。在这篇文章以后的部分里,“吸血鬼”、“暴发户”是用来指代与法轮功有关的一些人的;“邪恶势力”、“社会垃圾”、“犯罪团伙”则是用来指代法轮功组织的。

    在另外的文章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尖酸、刻毒的词汇。在晓天的《中国没有危机!李洪志卖国求荣无济于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李洪志本人也真正成为了一只丧家犬和过街老鼠”在这篇文章里,李洪志还被形容为是一条“落水狗”。

    在书面语言中,作者要想把谁骂倒,使用“神经病”、“吸血鬼”、“落水狗”、“过街老鼠”这些词就足够了,这些词是贬义词里的最高级。从这些词里面,我们可以体察到人身攻击的意思。于是官方对于民间势力的语言论战里面就掺杂了一些叫骂的内容。为了揭示一种现象,人们只需要进行智力上的归纳、分析就足够了。叫骂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叫骂者现出理屈词穷的原形;同时叫骂还会使事情趋于恶化。

    如果你经常听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对骂,你就可以发现对骂的演变规律。对骂往往是由一句国骂引起:

    甲:x你妈。(这是最初的挑衅)乙:x你妈。(这属于回敬)甲:x你姥姥。(或x你奶奶,这使叫骂升级了,因为姥姥、或奶奶是妈妈的上一辈人)乙:x你祖宗。(这使叫骂大大地升级,因为祖宗的辈分远远地高于姥姥和奶奶)甲:x你八辈祖宗。(这时叫骂几乎达到了最高级,因为八辈祖宗是超现实的祖宗,在这之上再也不可能找到其他的人了)

    这时候叫骂可能会停止,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叫骂很可能会被其他的人身攻击方式所取代。在两个人的交往过程中,一方的不理智的行为,往往会毒化交往的气氛,从而引起另一方的不理智行为,双方的不理智行为交替出现,就会带来难以平息的争斗场面。批判法轮功的言论我们都看到了,很难说这种批判是理智的,被批判一方的反应如何?这种反应可能有两种结果,接受批判、或反对批判。实际上法轮功组织是反对批判的,反对批判也可以用两种方式表达出来,以非理性的方式与对方对骂、或以理性的方式反击。在法轮功组织的选择中,既有理性的反击,又有非理性的反击。

    理性的反击包括投递宣传法轮功观点的印刷品、光碟,在互联网上邮递法轮功邮件,书写称赞法轮功的标语,上访。非理性的反击包括在有线电视网上插播法轮功节目,影响正常运营的通讯卫星。法轮功习练者的大部分反击活动都是理性的,这说明法轮功习练者中的大多数是性情平和的人。

    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对于法轮功习练者实行的文字暴力,此外法轮功的一些习练者还必须承受肢体暴力。据被监禁过的法轮功习练者披露,有一位女学员被洗脑班的恶人们折磨了半个月,人瘦的剩下一层皮,走路很困难了,歹徒们就往她脸上抽,整个脸被打得都肿起来了,满脸都是黑紫色。

    现居住在日本的金子容子在长野县松本市现身说法,演示了她遭受的死人床酷刑: “死人床是由木板做的,两边各有五根绳。他们把我按在床上后,由五个彪形大汉用力拉五根绳,拉到极限后,把绳扣在床上,然后把我两手往后拉,用手铐铐在床脚上。当时我被绑得很紧,动弹不得,就这样我被足足绑了30几个小时。为甚么叫死人床呢?因这五根绳勒得太紧,时间一长、它可使被勒处血管破裂、出现内出血,大部份人大约经过十几个小时后就会因出血过多而导致死亡。很多学员就这样躺在死人床上活活地被折磨致死。”

    在语言暴力、肢体暴力之外,法轮功习练者还要承受精神折磨。 《大纪元》记者张文在一篇报道里对精神折磨是这样介绍的:

    曾铮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重述她对转化的体验:“他们就用大喇叭一天24小时在你耳边播放攻击、谩骂大法和师父的恶毒之词,或者把你衣服扒光,摁著你往师父的画像上坐,这样的精神侮辱对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是难以忍受的,再加上在劳教所连续多少天不准你睡觉,我知道最长的是15天,还有酷刑折磨,精神上的侮辱,很多次我都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就比如我觉得红色的好看,可有一天一个人他非要你说红色的不好看,就算你被逼无奈,嘴上说不好看,可在你的心里,你仍然会认为红色的好看。法轮功学员修的就是真、善、忍,不愿说违心的话,他们却非要逼你说违背自己良心的话,而且只在口头上说还不行,他们的转化是有步骤有标准的,第一步先让你写“保证书”说不练了,第二步要写“决裂书”,第三步是写“揭批书”,要谈自己为甚么跟法轮功决裂,一步一步逼你,让你深刻揭批,可修炼的人都是从中受过益的,怎么也想不出法轮功有甚么不好.而且写短了还不行,这势必让你天天出卖自己的良心,说违心的话,否则不算过关。在劳教所失去的不仅是人身的自由,连思想的自由都不能拥有,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甚至一个眼神都要向警察汇报,写了“揭批书”还要上台在全劳教所几百号人面前念,然后劳教所的录影机将你录下来,这等于强奸你的思想,最后,你还要帮助警察去转化那些还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助纣为虐。

    “你如果不写保证,面对的将是无休止的残酷折磨,也许有人会说:‘那就写个保证,那样会好过一点’。一旦你承受不住写了保证,马上又面临著另一种更加痛苦的折磨,不断的出卖自己的良心,直到扒干卖尽为止,他们要把你转化到你真的再也不相信法轮功为止。”

    即使面对这样登峰造极的转化,中共仍然想不明白的是,为甚么很多在高压下被转化者,从转化班出来后,多数会马上声明重新坚定修炼法轮功、并声明由于高压迫害中使其神志不清时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 为甚么在法轮功明慧网上每天刊登数百的全国各地学员的此类声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张文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同时我们还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法轮功的习练者在经受了语言暴力、肢体暴力和精神折磨之后仍然信奉法轮功?如果让破坏法轮功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们一定会说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中毒太深,他们的精神已经让李洪志给控制住了。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能这么轻易地得到答案吗?如果人这么好控制,共产党为什么不去控制一大批人?共产党不就是愿意让人们跟党走吗?现在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又有几个?

    作为一个执政党,共产党信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听共产党话的人就是“正常者”,不听共产党话的人则是“越轨的异己分子”。对于越轨的异己分子,共产党总是要给他们插上标签,这有利于区分敌我、有利于对他们展开斗争。这些标签夸大了异己者身上的一些特点,这属于一种超现实的描述。比如法轮功就被描述为一个有政治目的的组织严密的团体,这样一来,法轮功就成了一个能够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团体。此外法轮功还被说成是一个特别邪恶的组织,它能使许多人家破人亡。

    社会学家Leslie Wilkins认为,当控制机构给某一项行为贴上标签时,它实际上激发了更多相同的越轨行为,这样就会产生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如果被贴标签的人通过二级越轨行为把该标签整合进他(她)的自我认同之中,则很可能促使控制机构做出更多的反应。换句话说,恰恰是不希望发生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而那些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甚至越发抵抗改变。

    贴标签的行为还会造成社会混乱,它使一些人对法轮功产生了反感,笔者见过一些这样的标语“法轮大法好”,有的人就在这条标语的后面加上两个字“个屁”。在互联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漫骂法轮功的话。受到标签影响的人和法轮功习练者之间很容易产生一种隔阂、甚至是敌对。在一个社会中,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之间的关系突然恶化,这是祸还是福?

    控制机构给某一项行为贴上标签这样的事情在国内外都有,外国人对于越轨者的处理是依法进行的,而中国则完全是在法律的掩护下践踏法律,对越轨者进行残酷的迫害。

    国外社会学家对贴标签行为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行为是不理智的、不人道的,它只能激起受到歧视的人的强烈反弹。由于控制机构带着先入为主的态度来分析问题,他们一开始就认为被分析者是有问题的,所以就得出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以偏概全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于现实活动一开始产生影响,现实活动就会越来越偏离正确的方向。从1999年到现在,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和法轮功信徒的反抗,已经证明了社会学家对于贴标签行为的研究是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应该认识到自己对于法轮功的态度是偏见的产物,在这个基础上,制定镇压法轮功政策的人应该立刻纠正以前对于法轮功的不正确的做法。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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