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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清:邓小平的盖棺论定
(博讯2004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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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死了的第二天,王策、朱光、李力和我聚在一起闲叙,凑成了这篇《邓小平的盖棺论定》文章,我和王策撰稿定稿。当时我们与美国朋友刘国凯、王湘诸人合作筹备成立“中国文革与民主研究会”,公推王策任会长,此文就以王策执笔的名义刊登在《中国之春》上,可惜的是字体小的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当期的目录上也没有。可以说,此文在当时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王策九八年返国被捕后,我在零零年写了“王策并不总是温和的”一文。我在此文中说:

     “《北京之春》九七年四月号上共有十九篇评邓大作,六篇集体的,十三篇个人的。绝大部分文章在批邓、评邓的同时都要为邓颂功摆好,或为邓颂功摆好时批邓、评邓。最能说明问题和表现出感情色彩的是对邓死的用语。我统计了一下,说邓死了的六篇,其余十三篇或说“逝世”、“去世”、“与世长辞”、“离开人世”,或挖空心思说“走了”,甚至有说“值得我们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温情脉脉,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心态跃然纸上。这里,我无意评议这些大作及作者,我只是想把这一事实点出来,以对照王策当时的观点,当时的态度,当时的敢说敢为,当时的并非温和。

     “王策在《邓小平盖棺论定》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是“邓小平死了!”接下去说:无论世人、历史将如何评价邓,无论中共将给邓戴上多少顶桂冠,邓作为中国民主的头号敌人,则是可以盖棺论定的。然后历数邓在五七年反右,在六六年文革初期,在七九年西单民主墙,在八九年"六四",是如何与民主为敌。指出邓差不多每隔十年都要向民主举起屠刀,恶狠狠地砍下来。就这一点上,邓之罪恶比毛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策在《邓小平盖棺论定》一文中半句也没有提邓所谓功绩。“六四”死难者血迹未干,冤魂未散,反右以来数百万以至数千万志士仁人、无辜民众受苦受难受罪的惨状犹历历如在目前,何能对邓这一罪魁祸首评功摆好!无论以何为借口,全面也好,客观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宽恕也好,都是对死难者和自己的侮辱。等邓氏同伙及其家族,等中共对此那怕是有一丁点的认罪、忏悔、歉疚,我们再来全面、和解、客观、公正,再来宽恕,难道就迟了?难道就来不及了!

    “王策温和吗?在评邓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向菩萨低眉的王策显示出了金刚怒目的一面。要知道,王策本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文革前,王策因父亲系历史反革命而与高等教育无缘。高考恢复后,他才有机会跨进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门,继而来到美国深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王策同邓小平无个人仇怨,连他父亲的反革命也是四九年前任职国民党政权之故。若出于私心,他可以“悼念和追思”邓小平,“感激”邓小平,为邓小平的“逝世”“悲哀”。这种迹近献媚的温和王策做不来。他拍案而起,直斥“六四”屠夫邓小平乃中国民主的最大敌人。这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是不容模糊、含混的,不容温情的!要说温和,王策在为文的遣词用语上并不使用罪该万死,千刀万剐等激烈的语词,大约是儒家传统情怀及皈依基督后,仁恕、宽容一面不自觉的流露。

     仲维光先生、苏炜先生二位评邓大作是九七年四月号《北京之春》评邓专辑中最直截了当说邓死了的文章。仲文说:“邓小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的大屠杀,在全世界人们的眼前,用坦克、机枪杀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种屠杀和当年希特勒在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要甚之,因为独裁者对不同意见的镇压是不奇怪的,但是,历来的独裁者都是只敢偷偷地干。只有邓小平,公然在全世界人的面前杀给大家看,他要杀给中国人看,看你们谁还敢反抗,他要杀给世界人看,嘲笑你们的制裁,他不但杀了,还要说:杀他几十万,安定二十年,外国人还是照常要跟我们做买卖。他杀了人,还蔑视活着的人!”“邓小平死了,我作为一个人来说,看着从政治对抗,从股市行情上等等的对他的评价甚至赞扬,我感到荒诞,可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和邓小平一样的生命,凭什么他就能杀我们,侮辱我们,随意处置我们的一生?和对希特勒一样,我不会,也不能说他任何好话,因为我是一个‘人’!”

     “如果说,仲维光的金刚怒目具备强烈的感情色彩,在一片几乎可说是颂邓声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那么,王策的金刚怒目则独具论理色彩,彰显了王策政论家的本色。仲文和王文是九七年邓死后海外评邓文章中的双璧。建议大家找来一读。

     “王策是温和的,但他并不总是温和的。他直斥邓小平是中国民主的最大敌人,半句好话都不说,并不在意当时大多数民运精英评邓的温和甚至温情。涉及到中共及中共头面人物的历史罪恶,涉及到历史真实时,王策是勇敢的,尖锐的,坚定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不随波逐流的,爱憎分明的,敢说敢为的血性男儿。一旦面对如何推进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如何促使中共早日实施政治改革这样重大的、具体的、实际问题时,这样关系到十几亿人的生命、生活时,他决不忌讳别人对他产生的“投降派”、“王三十”等误解,坚决坚持一贯温和的,十二分理性的立场和态度。这个时候,他是一位最坚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主义者;这个时候,他将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福祉摆在第一位。

     “王策在发表“邓小平盖棺论定”的一年后,就大胆地提出了“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的构想,并毅然、决然返国上书。这才是真正的坚持原则和体现温和。只有既具政治家的胆识、器度、才具,又兼具革命家的无私无畏,才能做到。”

     综上所述,海外对邓小平之死的看法、评价就公开所见,在思想、理论、策略、感情上是不严肃、不科学的,甚至有点糊涂错乱。

     值大陆纪念邓小平百年寿诞之际,我把这篇七年前的小文借互联网的便利公诸于众,以就教于读者。

    2004、8、18于地中海畔


正文:邓小平死了。

    作者:王策 黄河清

     无论中共给邓小平带上多少顶桂冠,邓小平对中共、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对广大人民群众之功过,并不能一概而论,历史将有定评。但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盖棺论定的,那就是:邓小平是中国民主的头号死敌。 邓小平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担任中共总书记。这是他一生中全面影响中国政局的开始。从此以至其生命中止,邓小平一天都没停止过对民主的扼杀和摧残。

     一九五七年,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阳谋的导引下,广大知识分子向中共一党专政提出了批评。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人民民主思想的第一次萌芽。但很快,五十余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无可否认,毛泽东是罪魁,但作为中共中央“反右派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心狠手辣,在反右扩大化中起了主导作用。五十万余右派此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生活皆拜托毛、邓所赐。这是邓小平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一刀。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起时,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派遣工作组,进行了“第二次反右运动”,将中共党内斗争的屠刀导向了人民大众,把当时向中共官僚体制挑战的学生与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甚至明令对中学生都“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用毛泽东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惨况是“从中央到地方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大意如此。)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右派”后来大多成为与中共当权派,亦即中共官僚体制作作坚决斗争的“造反派”。这是邓小平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二刀。 一九七九年,争民主、争人权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波及全国。邓小平成功地利用了这一运动,拉下了“凡是派”,坐稳了自己的位置后,即翻脸无情,将屠刀砍向“民刊人士”,并公然取消宪法明定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剥夺了人民群众在专制政权下曾经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民主权利。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并警告国人警惕邓小平新独裁的民主斗士魏京生首当其害,被逮捕判刑十四年。此后,邓小平一直未忘记对“七九”民运人士的迫害。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还再三清查文革中的“三种人”,就是害怕代表文革中民主思想的造反派同“七九”民刊人士走到一起。这是邓小平砍向中国民主的第三刀。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竟悍然下令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了和平请愿的“八九”民主运动,犯下了“六四”屠城的滔天罪行。这是邓小平积数十年同民主力量较量的经验,倾尽全力向中国民主砍下的第四刀。此后至死,邓小平虽再无力挥舞屠刀,但始终以其太上祖师的身份威慑镇制中国民主运动,决不作一丝一毫的放松。坚决不放魏京生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综上所述,邓小平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大约每十年都要镇压一次民主运动。其立场之明确、态度之坚决、手段之凶悍,是中共领导人物中(包括毛泽东)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所以,我们才说,现在可以为邓小平盖棺论定的是:邓小平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头号死敌! 现在,邓小平死了,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死,也不会死。但中国民主运动若要在邓后的变局中不再屡战屡败,则必须认真回顾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以学得聪明一些,长大成熟起来,才能反败为胜,不至于被邓小平在地下还笑其幼稚和浅薄。 邓小平扼杀民主运动每次都获得成功,除他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诸原因外,还有很重要得一条,,那就是他十分准确地利用了民主运动的弱点,即每次民主运动都十分奇怪地无视一以贯之的历史:“八九”民运的学生认为“七九”民刊人士是“反革命”,不愿沾边,拒绝其加入自己的队伍;“七九”民刊人士和文革中的“造反派”则视五七年的“右派”是“反革命”,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总之,每次民主运动都自行断裂历史,孤军作战,从而不能汇成统一的民主大军。反之,邓小平等中共当权派可从来也不管你如何表白自己的“纯洁”、“清白”,只要你向他们争民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概在铲除之列,无论你是“五七”、“文革”、“七九”、“八九”,一视同仁,统统要扼杀于萌芽状态。 中国民主运动从自身来说,难道还不应该深长思之么?! 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流亡海外的“七九”民运人士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新书《封杀不了的历史》,重新评价文革。刘宾雁在该书发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八九天安门运动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前四十年历史被掩盖、被随意涂饰和被遗忘的结果。”此结论何其深刻和沉痛!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但有过四十年的历史沉淀,还可以上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已历时一百来年。可以说,神州大地上的民主土壤是肥沃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发掘继承。 邓小平的死,标志着中国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我们呼吁一切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团结起来,回顾总结以往历次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神州大地一以贯之的民主资源,长大成熟起来,以扎扎实实的步伐,迎接邓后中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1997、2、20于西班牙·瓦伦西亚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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