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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水正在覆舟,你发现了吗?
(博讯200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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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以前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曾断言:今后三五年内,将是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各种矛盾正在日益尖锐化,扩大化,中国政府将面临新的更加严峻的政治挑战,将陷入到新的一轮政治危机周期中去。按照社会各种矛盾的积蓄情况来看,搞得不好,一场规模更大、层次更深的社会政治动乱必将产生,不要被表面上“稳定压倒一切”的太平盛世景象所蒙蔽,实际上,未来的政治危机已经孕育在目前的社会“稳定”之中,诱发政治危机爆发的种种因素遍及社会上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犹如星星之火,比比皆是,燃成燎原之势只是时间问题。
    
     水正在覆舟,是由许多明显的社会迹象来表现的。
    
     比如说:上访的人数量增多,上访阶层的多样化,表明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当那些曾属于新中国社会骄子的军队干部们也来上访的时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已经到了十分敏感的地步,已经影响到了政权(不仅是社会)的稳定性。
    
     又比如:全国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特别是重大恶性案件的不断发生,表明许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到了顶点,濒临崩溃,对生活的前途,社会的前景彻底丧失了一切信心,不惜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还比如: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已趋向于制度化,被长期固定下来。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在进一步恶化,各地各级政府的镇压吉祥在加强,深圳、成都等地的政府,已经出台了《信访条例》,表示“非正常上访要负刑事责任”。 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通告》,其中规定信访代表不能超过5人,上访禁止拉横幅喊口号,违规信访可能被驱散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再比如:贪官污吏的活动更加疯狂,与不法奸商的勾结,向境外转移资金财产,对举报者的残酷打击和报复,都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
    
     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
    
     祸起萧墙。只不过,引起社会政治危机及社会政治动乱的根本原因不在萧墙之外,而在萧墙之内,这就是中国邝日长久的社会大腐败,特别是日趋深化的官场大腐败的必然结果。使得不公正,不公平现象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到处都有受害者,到处都在制造新的受害者。各地、各部门、各级的腐败官吏干下重重坏事,然后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中央去为贪官污吏们背黑锅,买单,擦屁股,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诸多领域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丁兴旺,子孙齐全的大家庭,哪怕你再富有,再有着辉煌的革命历史,曾祖、祖父都是威名显赫的盖世英豪,天下无双,但你一旦生养了一大群毫不争气的败家子,吃喝嫖赌,欺男霸女,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早晚有一天,你的若大家业要被败光的。中国自古以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万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来讲在最近发生的一件故事,故事的地点发生在北京。
    
     我们的两位新朋友,是一对夫妻,近几年才在北京认识,以前,这夫妻二人都在部队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这夫妻二人都晋升到了部队的团职干部,在几年前部队大裁军的时候,这夫妻二人双双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又双双被分配到了基层的企业,上级民政部门许愿,保证三年内不会下岗。这是一家濒临倒闭的不景气企业,新老职工尚且不断地被“请”出去,怎么会高兴新人的到来?迫于政治任务的压力,企业不得不接受每年一度的复转军人的就业指标,就像是后娘不得不接受抚养前妻的孩子一样,接到手后,又要千方百计把你挤出去,卸掉沉重的包袱。
    
     就这样,夫妻二人苦苦挣扎,男的一位被毫不留情地挤到了社会,成为中国社会上千万“下岗”职工中的一员,每月三百多元的“下岗补助津贴”是有年限的,不是永久给予的,超过了三年,就只能享受“低保”,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幸好,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全国还是比较高的,每月285元,一位解放军的团职干部,就这样沦落到了城市贫困户的地位。留在企业的妻子,每月收入大约千余元,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三口之家的每月生活费用。
    
     在部队,一位资深团职干部的每月收入是两千多元,还可以享受各种的生活补贴。
    
     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援手伸了过来,这就是法轮功组织。准确地说,应该是转入地下状态的法轮功组织。法轮功为参加他们活动的人们每月补助500元钱,这样,这个陷于贫困中的家庭每月可以有1000元的额外补助,这可真是雪里送炭呀。
    
     只可惜,好景不长,这个地下的法轮功组织被有关的政府部门破获,体谅到这两位转业军人的特殊情况,司法部门开恩不予追究,释放回家,这个家庭从此又陷于贫困之中。
    
     与此同时,我的一位过去的小学老师,她的丈夫更倒霉,原来是空军司令部的一位处长,飞行员出身,年轻有为,不想赶上1971年的林彪事件,幸好没有审查出什么“上贼船”的罪行,男的被赶到了东北的齐齐哈尔,副师职干部,行政14级,下放到了一个最基层的工厂企业,苦苦度日;女的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有幸留在了北京,继续当小学教师。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男的熬到了退休,每月拿400元的退休金,回到了北京,一家团圆,只是退休金少得可怜,多少次上访都没有结果。突然在去年,2003年底,男的退休金一跃上升到了1500元,正在从心里感激胡温新一届政府之时,有知道内情的其他转业军人告诉他们,这都是全国各地的转业军人多年来上访游行的结果,中央政府才对他们这些老军人实行了新的政策。
    
     老军人夫妇的子女住在美国,再赴美探亲之前,老军人把自己的亲身遭遇告诉了这两位中年夫妻,鼓励他们不要失去生活的信心,有机会,也亲身到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上访接待站走一趟,了解有没有什么有利于他们的新政策。目前,台海形势紧张,军人的地位空前重要,也许中央真的不愿意看见中老军人的悲惨境地会影响到军中的士气,有可能会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夫妻二人商量一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从8月1日建军节开始,夫妻二人三天两头到位于北京黄寺的总政治部接待站去,他们不属于“受迫害”的,也不属于极端“穷困潦倒”的,但是绝对属于北京市内贫穷的一族。
    
     这一去让他们开了眼,想不到,总政接待站前聚集了数百名来上访的老军人,许多的人在胸前别了一张红布条,上书“转业军人”,在周围巡视的警察再不干预。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北京附近的某军队大院的离退休老军人们,竟然包租了大轿车,载着他们浩浩荡荡集体来上访。暑热之天,唬得总政接待站的那些干事们跑里跑外,忙个不停,生怕老军人们中暑倒在这里,有个三长两短,引起更大的动乱。
    
     这夫妻二人回来后跟我一说,边感叹不已,“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
    
     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其实胡温政府也很清楚。
    
     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保持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把军队的地位抬高到在整个社会之上的崇高位置,所享受的政治待遇和其它待遇也都是这样,经济上无忧,政治上无虑,一旦脱下军装转业,也可以优先选择国家机关和条件优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从事党务工作或权力极大的人事工作。自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后,原有的这一切全都被打乱了,才出现了军人转业即下岗,脱了军装的团长形同乞丐这种荒唐的景象。
    
     中国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考虑到了军队在巩固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在社会稳定,国防安全,乃至台海形势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所以短短十几年间,提拔了数以百计的上将、中将和少将们,但由于党内的腐败和社会的腐败影响到军内,致使实用主义的色彩太浓,反而忽略了更加广泛的中下级军官们和数目庞大的农村籍士兵,特别是那些离退休老军人和转业复员军人们的切身利益,军队里的两极分化同整个社会一样,明显到了十分不合理的地步,于是出现了我们看到的眼前上访这一幕情景。
    
     要想这一切不削弱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是不可能的。因为军队干部的工薪收入,早已经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远远落在了地方干部的后面,迫不得已,军队的实权干部们通过各种渠道名目,明目张胆的为自己捞取好处,增加收入,军队内部的腐败和不平等都在加剧。军队内部的抗议和上访也就成为必然的和经常的事情。
    
     近些天来,以北京市的公务员们率先,实行起大幅度提高工薪的“阳光工程”。全国整个公职人员当中,又一轮普遍提高工薪的浪潮在所难免。全国数千万的准公务员们不甘落后,无论是国家财政全额拨款,还是半额拨款,或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各职能部门的临时聘用人员,都在议论纷纷,蠢蠢欲动,拿出自己部门也要增加工薪的预案、方案,准备实施。
    
     正是新闻媒体的曝光,我们才吃惊地发现,北京公务员领域的工薪“黑洞”是多么的可怕,月收入8千多元的基层法官,5-6千元的基层税务干部,难怪让那些清水衙门的大小官员们眼红嫉妒,要群起效仿,瓜而分之。
    
     都在为自己这个群体打算,千方百计为自己这个群体谋福利,提高收入,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更没有考虑到占这个社会三分之二以上的穷人的利益,这已经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
    
     为公务员们,乃至发展到为整个公职人员们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阳光工程”,实际上就是为更广大的农民、工人、中小商人、民营企业和军人们带来更沉重负担、更不平等境遇的“黑暗工程”。因为公务员们和公职人员们每增加一分钱的经济收入,都不会自己凭空产生,都要化成国家税收,要进一步加重工商企业的负担,要从更加贫困化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来刮取。
    
     我们为什么始终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高薪养廉”的工薪政策?就是因为这项政策的制定极不合理,他们频频举出了香港、新加坡、美国甚至欧洲各国的例子,唯独没有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社会现状。
    
     香港、新加坡、美国或欧洲各国的国家公职人员实行高薪,是因为它们都属于经济发达国家,他们国家内的普通民众的一般生活水平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小康”的水准,他们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几十倍,他们国家早已经建立健全了完备的法治体系和监督体系,你和人家的经济现状和社会现状都不一样,你硬要在工薪收入上向人家看齐,这只能暴露出你政策的自私和低俗,暴露出你打着“人民共和国”的幌子,实际上都在为自己当权的利益集团来谋利益。
    
     我介绍你们看一份体现部分民意的材料,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于2004年2月21日─22日对全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沈阳、西安与武汉八大城市的居民进行了主题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的电话调查。
    
     当然,这八大城市并不代表目前全国的生活水平,它只体现了占全国生活水平四分之一以上的状态,以及这部分城市居民的思想状况。不过这也足可以使我们明白这些城市居民们想的是什么?愿望和要求是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企盼和诉求?
    
     按一个家庭有3口人来计算,八城市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091.54元。从收入分布看,低收入户占近四成(39.1%),其中不足300元与300─599元的分别占13.9%与25.2%。中等收入者不足50%(49.4%),其中600-999元、1,500-1,999元、2,000-2,999元分别占20.9%、21.6%与6.9%。高收入者超过10%,其中2,000-2,999元与3,000元及以上分别占6.9%与4.6%。
    
     尽管各地各级的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当地百姓们的就业问题。但与以往相比,只有30.1%的被访者认为失业形势有所好转,37.6%的被访者认为失业形势与以往差不多,另有32.3%的被访者认为失业比以往更加严峻。
    
     家庭成员中有下列情形的家庭占35.90%,这些情形是: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工资被拖欠、求职中被骗、权益受到执法者或老板的侵害与创业失败,其中家庭成员中没有养老金的家庭占18.15%,家中有长期病人而没有医疗保险家庭占15.70%,而权益受到侵害的占12.34%(潜在的或现实的上访者家庭)。而上述七种情形都没有的家庭占64.10%。
    
     只有三分之一(32.87%)的被访者或其家庭中没有甚么烦心事,三分之二(67.13%)的被访者或其家庭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烦心事的侵扰。位列百姓烦心事之首的是收入少,这在退休工人家庭中比较普遍,占被访者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多(26.41%)。其次是就业难,占被访者家庭的近四分之一(23.71%),其中本人/配偶就业难的家庭占13.16%,子女就业难的家庭占10.22%,而父母就业难的家庭占1.80%。位列百姓烦心事第三位的是子女的学习,占被访者家庭的10.79%。百姓第四至第十位的烦心事依次是:没有社会保障(9.81%)、没有住房或住房太小(9.32%)、生活费高(7.77%,某种意义上也是收入少所致)、家人身体不好(5.64%)、子女就业难(5.64%,主要是民工子女的就业难)、没有安全感(4.50%)与教育乱收费(3.35%)。
    
     百姓眼中的突出社会问题首推失业问题严重,有三分之一多(35.1%)的被访者认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失业问题严重,其次是贫富差距过大(30.9%),百姓眼中第三至第十位突出的社会问题依次为贪污腐败严重(28.6%)、社会治安差(18.6%)、大学生就业难(13.3%)、社会保障不健全(11.3%)、房价上涨太快(10.9%)、教育乱收费(8.4%)、环境污染严重(8.2%)与生活费上涨(7.2%)。
    
     百姓对媒体宣传的信任度较低。如对媒体的宣传明确表示相信与比较相信的分别仅占被访者的9.2%与29.5%,两者合计仅为38.8%,而表示不太相信与不相信的被访者比例分别为42.9%与10.6%,两者合计超过50%(53.6%),另有7.7%的被访者认为“不好说”,这实际上也是不太相信的意思。因此,如何避免假大空与如何做到取信于民,是今后媒体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被访的民众认为,中国改革成果前五位的最大受益者分别是私营企业主(57%)、党政机关公务员(52%)、个体工商户(37%)、经理人员(27%)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9%)。
    
     千万不要忘了,被访的民众大都包括我国相对富裕的阶层,居住在交通便利,文化发达的大城市里,所享受到的政府改革收益的种种好处相对要多得多,他们理应是怨言最少的。
    
     还不要忘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什么?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到再不发展经济实在不行了,中国要被世界远远地甩在后面,中国人民将被迫抛弃将自己的人民永远遗留在贫困之中的执政党,所以邓小平先是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然后又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手中掌握着大小政治权力的那些各级领导干部,迅速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了邓小平的教导,努力使手中的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以身作则,使自己先一步富起来。
    
     短短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我的祖国飞快地“制造”出了大量的千万、亿万,甚至数十亿资产的超级大富翁,制造速度之快,令人感叹不已。许多人好奇地计算了一下,即使每年有百分之百的商业暴利,这个资产的积聚过程也要有上百年到三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可我们,“聪明能干”的中国富翁同胞在二十年里就完成了,就连急剧暴富的伊拉克的萨达姆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也自叹不如。
    
     同样,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我的祖国又一手迅速“制造”出了更加大量的超级穷人,穷到几乎难以想象的赤贫的地步。“制造”贫困的方法是由种种不合理的国家政策和贪官污吏的无止境搜刮而造成的。
    
     从理论上讲,人民是国家一切财富和资源的主人,但实际上,这些财富和资源同人民中的主体,工人和农民没有丝毫的连带关系和所属关系。
    
     工人们,无论在岗还是下岗,各国有企业的巨大财富的分配、瓜分都同将工人们却之万里,赶到一边,任凭工人们受穷受困。
    
     农民们,无论脚下的土地,土地深处的矿藏资源,农民身边的森林资源,水力资源,旅游资源,实际上都与农民无缘,当地政府一声令下,农民被驱赶,土地被剥夺,森林被砍伐,各种资源被霸占,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各种名目的经济开发区建得越多,当地的农民也就越是贫困,越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如果说,十八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造成了“羊吃人”,产生了大量的农民工人,那么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社会最大量的二等公民——现代农民工人。他们被迫从事最繁重肮脏的社会劳动,低工资、低待遇、低劣的伙食、经常性拖欠不给的工资,没有选举权,从不知道的公民权,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国家,怎么能漠视这些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长期存在。
    
     最后,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一个到处充满腐败、不公正、不合理的国家和军队,是不可能支撑或经受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的,战争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导致内乱、内战、甚至整个国家分崩离析。饱受战争苦难的,也只能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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