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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在三则新闻的背后
(博讯2004年8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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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则新闻发生在我的家乡。
    
     8月2日,下午3时,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一位清洁工指着一辆运垃圾车边穿同样橙色衣服的两个同事说:“左边的是临时工,右边的是正式工,他们每天干一样的活,可临时工每月拿400多元,正式工每月拿1000多元。”
    
      这样不公平的“身份歧视”,老工人童康健已经经历了24年。“从1981年进单位到现在,我干了24年清洁工,可还是个临时工。”老工人童康健,是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局一元环卫所的一名清洁工,是所里屈指可数的“老资格”。
    
     武汉市有近万名的环卫工人都遭受同工不同酬的“身份歧视”待遇。
    
      名分上的差异在工资待遇上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出来。“工资加上各项福利津贴,满打满算520。”童师傅介绍说,“可是正式工就不一样了,每月有1200元~1500元。2003年的年终福利,正式工拿700元,临时工只有三四百元,分米分油,临时工是正式工的一半,就连加班工资临时工也只能拿到正式工的一半。”
    
      而在一元环卫所的“临时工”中,有着24年工龄的童师傅还是收入最高的,有的临时工每月只有300多元。而根据武汉市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劳动者的每月最低工资应该为400元。车站路环卫所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临时工”,她们也干了一二十年了,至今每月工资390元。他们没签过任何合同,几乎不敢想退休金,更别提给上社会保险了。
    
      据了解,一元环卫所现有160多名职工,按照有无事业编制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身份,临时工约有一半。整个武汉市环卫工人的人员编制多年未变,1.5万多名环卫工人中,临时工近9000人。而根据国务院1989年第41号令:临时工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下,临时性、季节性用工。事实上环卫所90%以上的农民工均连续干了数年。
    
      2003年元月,15个临时工联名向江岸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但得到的答复是:环卫所是事业单位,不归他们管。这些临时工申请仲裁。在申请书中,他们认为:环卫所不给合同工办理社会保险、跟正式工差别待遇等做法违反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条款,要求同环卫所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工作以来的经济补偿、加班工资等。
    
      2003年3月,江岸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达仲裁裁决书,2003年之前十几年的加班工资,仲裁委以“超过时效”驳回;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并依据《劳动法》“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驳回了申诉人对环卫所支付补偿金的请求。
    
      工人们对此不服,从《劳动法》中找到依据:“因用人单位原因,迫使劳动者解除合同的,应支付劳动报酬”。他们转而向法院起诉。
    
      然而,经过武汉市江岸区法院的初审和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与仲裁裁决大同小异。支付长期以来的加班工资同样没有被支持,其理由是“不能提供多年间加班的证据”。至于补足同工不同酬的差额,法院认为既超过时效,又没有证据证实,也不支持。终审判决后,环卫工人们曾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都没有结果,其中一些工人已被解雇。
     
     另一则新闻。
    
     台湾台北市的环保局,下属有一个清洁队,队里有一位普通的老工人名叫陈定国,面临就要快退休的60岁年纪。清洁队这一行,他干了18年,每日清扫台北车站一带的闹市马路,按时间年限,且不如上面介绍的武汉环卫老工人童康健师傅。所不同的是,陈定国师傅18年来捡拾到了许多现金和贵重物品,都及时交到了失主的手里,而且不索取一点酬谢回报。
    
     陈师傅也属于台湾岛上的穷人一员,家境贫寒,老母亲中风长年卧床不起,妻子身患神经分裂症,但他的工作兢兢业业,他做人的宗旨也很简单:上司对他好,市民对他也好,他理应好好工作,人心换人心。
    
     于是,台北市环保局局长林俊义率领属下诸多官员,郑重列队在普通老工人陈定国的面前,全体向他深深一鞠躬,以示对陈定国18年来的优异服务表示最大的感谢。
    
     看完这两则新闻,不知道你想到了什么?
    
     我们自幼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人,受到的教育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而如今,正好颠倒了,你会诧异地发现,为什么雷锋似的好干部、好工人都跑到了台北;好像过去万恶的、虐待公认的资本家都混进了共产党内,继续剥削压榨我们的工人弟兄。
    
     这两天还有一则令人深思的新闻。
    
     8月3日下午,地铁五号线十一标段的工地上,辛苦半年多却未领到分文工资的约400农民工将施工单位的招牌拆下,并集体停工开始讨要工钱。一工人告诉记者,10天前工地已停发生活费,有的工人已挨饿数顿。
    
     中午1时,大部分讨薪农民工站在朝阳区樱花西街旁,脸上显得憔悴不堪。来自安徽的马亮伤心地说:“孩子就要开学了,家里正盼着我寄学费……”这些农民工大多来自陕西、安徽、四川、河南等地。他们说今年元月份通过熟人介绍,在地铁五号线十一标段工地上干活。当时双方也未签书面协议,工地负责人口头承诺:“工资分月发放,挖一立方米的坑给1400元钱,5天发一次伙食费(生活费)。”
     
      “至今我们没拿到一分工钱。”讨薪者称,整个工地约有400人,已挖了200多立方米的坑,累计已欠28万余元工资。他们曾多次找工地负责人讨要工钱,但对方总是以“上面没给钱”为由,一次又一次地推脱。来自四川的张某说,“在10天前,工地连生活费也不发了,我们不少人连买饭的钱也没有,我就已经饿了好几顿。”
    
      据了解,十一标段的施工单位为中铁四局集团北京地铁项目部(讨薪者称是中铁四局第五分公司)。昨天中午1时30分,记者来到施工单位项目部时,在门口的一名中年妇女猛地将铁门堵住,不让记者进入。直至下午6时许,一讨薪者打电话告诉记者,工地下午给每人发了100元伙食费,但没有提补发工钱的事。
    
     这还是在北京,发生在“天子”的脚下,更何况,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是本届胡温政府的最主要的社会承诺保证,大小包工头的恶意拖欠,蓄意激起民变,激化社会矛盾,胆子确实够大的了。
    
     由各级政府的职能机构出面,切实帮助农民工做一点实事,已经成为今天中国这个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燃眉之急,除非政府的有关领导者们能够铁下心来,硬是冷眼看着一个庞大的弱势社会群体在屈辱、无权、无奈和贫困的状态中苦苦挣扎。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乃至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再比中国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更软弱的社会地位了,各级的地方政府从来没有为农民工发挥“父母官”的作用,虽然说各地政府都是依靠主要是农民的血汗钱才能维持下来的,这也绝不是因为某位领导者低下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种国家服务意识的严重缺陷,一种各地各级政府的整体职能和人道关怀的缺陷,就好像农民工是脱离了中国国家主体而单独存在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眼看着他们在受穷、受苦、无权、无助、孤独、屈辱,任人欺压宰割,而各地各级政府却始终视而不见,漠然置之,将农民工置于自己的政府权责与关怀之外。
    
     人们还记得1989年的那场政治大风波的起因,导火索之一就是群众对腐败的严重不满,如今,又增加了人们自身对日益贫困化的极度不满。
    
      这些天,政府上层及理论界正在探讨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扩大化趋势的原因问题,不少高层人士把贫困人口的增加归咎于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把造成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的身上,是一种为政府推卸责任的极不负责的表现,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特别源于这些有权势的利益群体的层层盘剥搜刮和严酷压榨。
    
     前几天,美国西海岸的一位朋友,谈起了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还能维持多久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我不是算命先生,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准确地知道,在未来的三五年里,将是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里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将会随着对胡温政府寄托希望的破灭而总体爆发,这些多年来的社会矛盾,包括历年来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沉淀积蓄,令任何一位头脑清醒的国家领导人都不敢小视,搞得不好,会形成全面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如同西方国家在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十九、二十世纪时期出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一样,今天社会体制同样不健全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有自己的政治危机的周期性,人们对于1989年和1999年中国大陆爆发的两次政治危机都还记忆犹新,眼前的社会现象之中孕育着更加深重的矛盾因素。只要这个矛盾的症结及根源还没有解决,或迟或早都要爆发,而且很难会预料到它的爆发会导致什么样的实际后果。
    
     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处于政治上社会主义,经济上资本主义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这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在中国完成得很是坚决迅速,上层强权阶层靠权力赋予的政策性的掠夺完成了并正在完善这一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下层强权阶层则只有靠对城市工人,特别是对农民工的更加残酷的掠夺剥削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野蛮过程。
    
     有朝一日,满怀愤怒的农民工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走上城市的街头,任何一位中国人都不会感到意外,只要他还有良心,任何一位中国人都会对农民们的抗议活动满怀同情之心。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你今天的富裕生活,正是建立在对农民们和农民工的重重盘剥之上。
    
     “稳定压倒一切”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不是指政府要用法律来管束、禁止百姓的行为,而是指政府要合法行政、是指百姓能够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一个法治社会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服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政府。
    
     要知道,中国的农民人口占中国社会的70%,在农民工已经极低工资的基础上还要恶意拖欠,不是丧尽天良,哪能作出这等残酷压榨的事。幻想在这样极不平等,极不公正的社会里还要“稳定压倒一切”,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农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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