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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党领导等于党专政吗?
(博讯2004年7月22日)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十年和十六大以來,中共在黨的改善和國家的改革與建設方面,似乎有了進步。這是應當肯定的。不過,中共在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方面還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這又是人們新的期望。

     中共幾代領導人最為關注的問題,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又一次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執政黨如果從基本體制上改善自己的領導,才能談得上「堅持」。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多次強調改善黨的領導,並且說,不改善就不能堅持和加強。 (博讯 boxun.com)

    為什麼不改善就不能堅持和加強呢?我個人體會,有這樣幾點原因:

    中共曲解「領導」為「專政」

    第一,前蘇聯共產黨和沿襲蘇共領導體制的某些中共領導人(不是全部,也不是在一切時候)誤以為「領導」就是「統治」,「領導」就是「專政」。其實,這是誤解和曲解。

    什麼是領導和領導者?按照中文的字義,領導,就是領頭和指導;領導者,就是帶頭人和引路人。按照英文的字義,leader就是領先者,引導者,交響樂隊的指揮,首席管理員,首席執行官,等等。中文和英文的字義是一致的。中共在執政以前為領導者創造了一個很好的稱號──「人民的勤務員」。中共黨章又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根本宗旨。現代的西方人也說:「領導就是服務」。

    「統治」和「專政」與「領導」的涵義根本不同。最大的不同有兩點:一點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專政者與被專政者之間的關係,是貓鼠關係,是主奴關係,甚至是敵我關係;前者享有高高在上,唯我獨尊,唯我獨是的特權;後者卻「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甚至被統治者、專政者濫捕、濫殺和侮辱人格,沒有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尊嚴和自由權利。領導者與被領導之間的關係,則是平等、公正、互相尊重的。

    另一點不同的是:統治與專政是運用強權和暴力去實行的;領導則是依據被領導者參與制定或自覺同意的法律和道義去實行的。

    正因為前蘇聯共產黨把「黨的領導」曲解為「黨統治一切」和「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實行專政」,所以考茨基在《論無產階級專政》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導致「黨專無產階級的政」;而黨專政又必然導致「黨的中央委員會專全黨的政,黨的領袖專中央委員會的政」(大意)。

    我們希望在「黨的領導」的觀念上和實踐上來一次撥亂反正,徹底消除把「黨的領導」同「黨統治一切」和「黨專政」混為一談的錯誤影響,恢復「領導」和「領導者」的正確涵義。

    權力來源與合法性問題

    第二,執政黨和政府都有一個權力來源的問題,都有一個合法性問題。凡是主權在民的國家,都必須由本國人民,具體地說,是本國的全體公民來選擇執政黨和政府,並賦予她在一定時期代表國家和治理國家的權力,這也就是權由民賦。而當今世界上最通行最合法的人民授權形式,是全民選舉。那些暫時還不能實行全民選舉的國家,可以採用一種過渡形式,即:由那些真正能夠代表民意的議會或其它民意機構來評判某一個政黨或政府能不能代表全體公民的利益和意志,從而加以選擇。

    據前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局長師哲在他的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一書中講道,斯大林曾經兩次建議中共進行全民選舉,其中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劉說:「敵人可用兩種方法向工農群眾宣傳,反對你們,一是說你們沒有進行選舉,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二是國家沒有憲法,政協不是選舉的,人家可以說你們使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斯大林還說:「如果人民普選的結果,共產黨佔了多數,你們可以組織一黨的政府。」(《在歷史巨人身邊》408頁至 409頁)斯大林是人所共知的暴君,可是他還不得不注意民主的程序。可惜,中共始終沒有實行全民普選。

    中共能不能採用一些過渡辦法呢?例如,真心誠意地改進人民代表和黨員代表的選舉辦法,最好合理地劃分選區,讓各選區進行直接的民主選舉;同時改進政協委員的遴選辦法。讓人大代表、中共的黨員代表和政協委員真正具有代表民意並經常接受本選區人民監督、授權的代表性。然後進行人民代表大會、黨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的參政議政和間接選舉,藉以促進和保證執政黨和政府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了適應執政黨的需要,還可以經過協商,保證執政黨黨員在人大和政協中佔有一定的名額。當然,這只是一種過渡辦法,今後進展到全民普選,那是不可避免的。

    堅持不正確領導禍國殃民

    第三,正確的領導才能夠堅持,不正確的領導,越是堅持就越會禍國殃民,而要進行正確的領導就必須改善黨的領導。現在,中共最需要改善的就是專制和腐敗的領導。

    中共的專制主義,今天同過去有所不同。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掌握最高決策權的時候,雖然黨內也有形式上的民主,但在重大問題上是個人獨裁。鄧小平自己就說過:過去是毛主席說了算,後來是我說了算。現在,似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在實行集體專制。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個人說了不一定算數,提出好的主張(例如陽光法)也不一定能夠通過。

    個人獨裁會做出「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那樣的錯誤決策,集體專制也會做出打擊「法輪功」,拒絕為「六四」正名,不通過「陽光法」,繼續壓制和打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錯誤決策。至於經濟腐敗、政治腐敗、司法腐敗還在繼續惡性發展,而且對許多大案不去查或者查不動,這是有目共睹的。

    限制黨權 伸張民權

    解決專制和腐敗的根本途徑,是限制黨權、政權和伸張民權。在這一方面,中共新的領導班子,確有新的觀念和新的舉措,可惜,決心不大,阻力很大,就是那些開明的領導人也難免受到願意多管不願少管和愛聽頌揚怕聽批評等習慣勢力的局限。例如,在二○○○年四月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美國政府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中國政府代表就大罵人家「反華」。什麼「反華」?在新的領導人執政以後,中國人的經濟權利、社會權利等確實有所改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狀況卻在繼續惡化。那些侵犯中國人民人權的人才是反華,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人怎麼成為「反華」了呢?這是邏輯混亂嘛!

    還有,最近歐共體不承認中國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政府只是埋怨,卻不進行反思,不去檢查和改變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市場仍然存在不應有的控制和干預,對私有財產和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中國的市場經濟還需要進一步規範和健全。現在,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可是,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制定了什麼具體法律和政策來認真落實這一條煌煌大法呢?我們還不知道。

    「六四」以非為是,以罪為功

    在紀念中共八十三周年誕辰的時候,我還想提出「六四」問題和趙紫陽問題。「六四」的是非、功罪,任何一個有正常思維、有起碼良知的人都能夠分辨得清清楚楚。可是,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五年,執政黨的某些領導人仍然以非為是,以罪為功。蔣彥永醫師提出為「六四」正名,在今年六月一日卻被長期軟禁。其實,為「六四」正名,可以洗刷黨恥、國恥、軍恥,恢復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聲譽與威信。這有什麼不好呢?難道有人蓄意讓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蒙羞嗎?趙紫陽,是有功於國,有功於黨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可是,在中共慶祝黨的生日的時候,合法的總書記在哪裡呢?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等人打擊趙紫陽,比蔣介石打擊張學良更加惡劣。蔣介石是張學良的上級,是以上整下,鄧小平、江澤民、李鵬都是趙紫陽的下級,是以下犯上。蔣介石還通過一個走過場的軍事法庭給張學良判了刑,後來又由蔣赦免,並作出交給蔣管教的「決定」。趙紫陽受過什麼審判?哪一個司法機關判決要限制趙紫陽的行動自由?如果是鄧小平、江澤民個人決定要限制趙紫陽的自由,那個「指令」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和行政效力,相反的是一種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既然如此,現在的領導人為什麼要繼續執行那個違法犯罪的決定呢?在執政黨八十三周年誕辰這個紀念日,我要再一次指出:胡耀邦、趙紫陽和鄧小平的一半,代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十年的光榮歷史。那些蓄意和執意抹煞胡耀邦、打擊趙紫陽的人,實際上是在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歷史轉折的十年的光榮歷史。這些人如果頑固不化、死不悔改,必將被中國人民和中國曆史釘在恥辱柱上,遺臭萬年!

    《動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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