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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不同的“盛世”背景-《大唐情史》之比《还珠格格》
(博讯2004年7月09日)
     电视连续剧《大唐情史》在辨机被腰斩的残酷的惨酷血色中徐徐地落下了凄艳的帷幕,与《还珠格格》纯属虚构不同的是,这一撼人心魄的浪漫爱情悲剧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史实:

     贞观末年,唐都长安破获一起和尚与公主的通奸案,可谓是惊世骇俗。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个小偷的被捕,在小偷的赃物中却发现了一只精美的女用枕头,小偷招出,枕头来自辨机和尚住处。官吏发现,这是只有皇家才有这样的枕头,不禁大惊失色。御史台慌忙亲自招来辨机审问,在严刑与诱骗之下,辨机招出:绣枕乃高阳公主所赠。御史案经过卖力的调查,查出了辨机和高阳公主长达八年之久的罗漫史,并上报唐太宗李世民。 (博讯 boxun.com)

     实际上,唐太宗对女儿偷情的事心里早就清楚,他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整个社会对男欢女爱之事十分宽容,偷情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恶(这从唐代的众多史籍中不难看出);一是怕动作大了,欲盖弥彰,丑事得到证实,影响皇家形象。所以,对此,以唐太宗之精明,自然选择聋作瞎,流言蜚语由他去,反正没证据。但是,到了御实台上报时就不同了,以被自己的统治机器抓住了证据,形成了案卷,只能靠杀一儆百来立威了。

     于是,公元649年,长安街头就发生了腰斩的惨剧。

     《大唐西域记》的卷末语中,也对辨机作过间略的介绍:他出生苦难家庭,15岁出家为僧,师从大总持寺道岳法师,贞观十九年正月,从西天取经回来的著名的唐僧玄装在弘福寺主持译经,辨机以其博学敏慧,成为从事译著的缀文大德九人中的最有名的一位,被唐僧选为自己口述的整理人。皇家绣枕案发生时他正在弘福寺译经,年仅二十六岁。

     不管导演经意不经意,《大唐情史》,人物个性生动跃然,连一个和尚,都是那样的个性鲜明,充斥着张扬的生命气息,唐太宗李世民,倒成了不太显眼的人物。回忆《还珠格格》,最显眼的,有个性的永远只有皇阿麻,皇家小燕子,和个别不肖“阿哥”。这或许是这两部片子反映的唐,清的两个不同历史背景给人的直觉差异感。

     辨机之死,易使人觉得那个时代血腥,其实不然(当然腰斩的酷刑是华夏文明的耻辱)。《大唐情史》悲剧的背景是唐朝的盛世之一“贞观之治”,这期间平均每年全国的死刑犯人只有几十人。而《还珠格格》的大团圆结局,易使人觉得那个时代很文明,其实不然。《还珠格格》喜剧的背景是清朝的“盛世”,“康乾盛世”,这期间因文字处死人的(文字狱)的案子都有一百三十多起,几乎每年一起,每次都要杀几十人以上,几乎每次都有人被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割,剐而死)。康熙年间间发生的文字狱庄廷栊案,七百多人被杀,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

     整个唐朝,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朝鲜)的一次战争之前,有个叫元万倾的狂放诗人,写了一首诗,提醒高丽人人:唐军来犯,应提前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无功而返。元万顷此举,实际上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可是唐高宗居然没有严厉地惩处他,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竟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恐怕是最为好杀的一位,但对以文犯“忌”之人却十分地洒脱大度,著名的天才诗人,“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曾为反武则天势力写下赫赫有名的“《讨武造檄》”,文中直斥武则天“狐媚惑主”,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反而埋怨大臣们,没有将骆宾王这样优秀的人才罗织在她身边。不难想见,“康乾盛世”的人如果犯下元万顷这样的事,死几次都不够;骆宾王此举要是发生在清朝,那就不仅是当事人怎么死的问题,而是株灭九族的问题!

     相形之下,唐统治者的优容雅致的气度,是何等的潇洒!只有在这样的开明宽松的时代里,才能够生长出迄今为止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才能够涌现出一大批如璀璨群星般的才华横溢的作者:王勃,骆宾王,王维,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王昌龄,岑参......才会留有华夏文明史上最富个性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才能够创造出举属目的华夏文明成就的一大顶峰-唐诗。

     言论环境的截然不同是唐,清这两大“盛世”的最大不同。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落难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整个康乾盛世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如鲁迅说的,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整个清朝,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一本《红楼梦》(据传作者为一个叫“空空道人”的隐居明朝遗老,曹雪芹只是批阅成书而已)。

     “康乾盛世”,是一个靠战后人口恢复,国家鼓励多生(康熙颁行的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减免租息,农业恢复发展而生的盛世,而并不是一个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造就的盛世,因此,“康乾盛世”比起前朝历代的盛世,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相反,由于空前的专制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使得“康乾盛世”是个进步停滞,坐吃老本的“盛世”,一个牺牲民族国家的前途和未来的“盛世”。

     长达一百三十年的“康乾盛世”结束之后,仅过了四十年,巨大的问题便暴露无遗,明末时比之西方差距不大的技术,此时有如天壤之别。整个清朝到鸦片战争之前,技术不仅没有进步,与明朝末年的相比还有倒退。整个社会体制更是远远落后了。

     “康乾盛世”,反倒不如“贞观之治”更真实。

     《大唐情史》与《还珠格格》的背景差异之二是服饰和人物气质的巨大差异。看得出,这两部电视剧的导演都极力表现唐清两朝服装的精美。《看大唐情史》,如看一场精彩的时装表演,真正的唐装如此美丽纷层,使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原来华夏的服饰,也可以如此美丽!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比起潇洒俊逸而又多元化的唐装(注:不是现在以满装为唐装的“唐装”),清朝的服饰是那样的相形见拙,特别以男子的服饰对比最为显著。唐朝的男子,其发式既可以系方巾,扎网巾,可以束发峨冠,也可披发,或可作马尾式(类似如今日本武士发状)。清朝男子发式只有一种:半光头加“猪尾巴”。这种丑陋的发式在形成习惯之前,并不是中国人犯了贱要它,而是因为“留头不留发”,这根辫子,是“砍了我们祖先多少颗脑袋才种定的”(鲁迅语)。

     与发式一样,清朝男人千篇一律的长袍马褂“乌龟服”,是严酷专制的恶果,是多尔衮“去汉服”令以死相逼的结果,也是“砍了我们祖先多少颗脑袋才种定的”。其美观如何,参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态度就知道了:和服保留了很多唐装风貌,朝鲜,越南民族传统的男人服装也保留了很多明代汉服风貌 ,他们都不愿学满清服饰一丝半点!

     身着真正的唐装,很多人能够自然地透露出俊逸潇洒的精神气质,而身着满装,非常便于打千磕头,口称奴才,连来自西方的大山都有几分奴才相(当然民国时期经过改造的女性旗袍也是很好看的)。

     由于虚荣和历史失忆,中国人普遍地不知道(或无所谓)真正地唐装,把满装当成了唐装,口称国服。日本人对此十分轻蔑,称:中华民民族是一个没有传统民族服装的民族。这话有他的道理,因为事实上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是汉族,而最能代表汉服的唐装以被这个民族自己抛弃。

     但是天真的年轻人却能作出质朴的选择,他们去照相馆照艺术照时,往往宁可选择日本和服,也不愿选择“唐装”(满装)。这因为他们媚日吗?当然不是!因为“唐装”(满装)丑陋。

     一个历史教训是:专制的结果必然丑陋。人类最美丽的花朵是自由之花。

     “贞观之治”虽然比“康乾盛世”更完整,更真实,但同样是专制王朝下的“盛世”。无论是李世民,还是爱新觉罗.玄烨,其专制帝王的本质是一样的,贞观不同于康乾的仅是“开明专制”而已。帝制下的盛世,老百姓所享有的种种自由,好处都是帝王的“恩赐”而已,并没有任何体制上的保障。“有伤风化”的辨机,既因为高贵的公主的热烈追求而盛情难却,情不自禁,又能因为社会的优容而安然无恙,也可以因为为李世民一句话而被腰斩,多少也反映了即使在盛唐这样开明宽容的时代,普通人物的命运象浮萍野草一样不可确定,不由自主。 其实,华夏文明五千年来,迄今为止最后一个灿烂的顶峰,大唐,其命运又何尝不象发生在盛唐时期的辨机,高阳的情史那样,是一出永恒的凄美的千古绝唱呢?

     今天,只有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目的,建成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新五权民主宪政体制,才能够开启比盛唐盛世更美好,更长久,更稳定的新的盛世! 曾节明 星期五 2004年7月9日 17:50: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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