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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L《六四真相》真假之四:方舟子的局限与武断
(博讯2004年7月08日)
(编者按:感谢DSL在《六四真相》真假问题上提供更多的分析。博讯最近会发表一篇对体制内人士的专访,届时会披露有关《真相》的更深入的分析报道,请读者关注。也欢迎读者提供更多知情人士的线索。)     

     [博讯论坛] 笔者一直敬佩方舟子打假的意志、素质和纪录,但这次笔者以为,方舟子迈过他自己的能力界线,讨论他完全没有能力讨论的问题。尤其当笔者看到他的文章题目和逻辑时,笔者为其粗劣水准感到惊讶!不禁怀疑,这应当是什么三流编辑为方舟子起的名字和做了编辑。但从行文看,方舟自确实以一副非常肯定的口气谈论他并不懂的专业领域或现象。看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言不谬。笔者在此分析方舟子的争论(ARGUMENTS)。 (博讯 boxun.com)

    一,方舟子说,由於这是电子版,因此容易造假;而黎安友教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证实有鬼;因此,天安门文件一定有假。这里,方舟子逻辑是,因为电子版容易造假,所以天安门文件肯定是假的。其实,方舟子谈到的问题,黎安友并没有躲闪,而是解释过许多次,在法拉盛图书馆,在香港,在美国外交学会举办的会议上,都解释过。在法拉盛图书馆的新闻发布会上,黎说,几个中国问题专家都鉴定过这些文件;他们认为,如果行文能到如此精细和贴切的程度,如果是假的,他也有能力炮制假的文件复印件;因此即使是出示文件原文,也可以假造的;此时,是否有文件原文复印件已经不能作为文件真假的依据;况且,将如此多的文件安全携带出境很困难;因此,他们没有要求这样做。而张良在一些场合包括文件中都说明,有些文件是对原文做的笔录。笔者再加一句,即使黎看过原件,也无法出示,因为文件编号会暴露来源,因此这是一个对鉴别真假没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不过,由此问题双方观点我们得知,电子文件或笔录形式是有合理原因的,而且是否有原件并不是判断真假的依据。方舟子故意隐瞒还是无视黎安友的解释?

    二,方舟子说,张良想通过披露文件影响中国政局,非常可笑。但其实了解中国内部局势的人都知道,六四是中共最敏感的致命死穴之一;每一次冲击都会导致危机的可能。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共高层面临来自党内的极大的压力,特别是共产党内甚至中共军队内元老层中有很强的呼声平反六四。这些是那些局外人不知道更不相信的。1999年,仅仅因为炸馆事件,中共躲过一次大的压力关头。

    三,方舟子对黎安友和林培瑞的攻击使人感到他的无知导致的狂妄已经到荒唐至极的地步!林培瑞和黎安友都是哈佛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都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做终身教授,并且是汉学界各自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哈佛大学两任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美国最亲大陆的著名亚洲学者付高义就说过,林培瑞是他在哈佛大学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他解释说,他们汉学家一般是通过文献和访谈研究中国和中国人,但林培瑞是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感受中国和中国人。黎安友在哈佛大学毕业论文是民国时期中国宪政失败的过程,其占有材料之详尽和立论之雄辩,是今天中国人自己都鲜有匹敌的著述,而且开创派系理论模式已经是中国学一家有影响流派。方舟子是汉学界外行,不懂专业也罢了。但他也是在美国混饭吃的边缘人,怎么能不知道在美国拿学位和做教授所要经过的程序决不是什么政治倾向和投机取巧可以达到目的的。

    四,方舟子对明镜和多维的攻击也显得粗鲁和不合情理。首先,无论是为发行炒作或政治宣传或为盈利,在出版界都是经营技巧,这与书籍的价值和天安门文件的真伪无关。真文件和有价值的书也要炒作、宣传和盈利。而好的出版社和媒体与坏出版社和媒体的区别不是是否炒作、宣传和追求盈利,而是是否炒作、宣传并通过有价值的书籍盈利。这好比物美价廉的产品与伪劣产品都要做广告,都要讲究营销技巧一样。方舟子的粗劣逻辑是,因为伪劣产品炒作,所有所有炒作的产品都是伪劣产品。

    五,关于英文和中文出版的时间差,方舟子完全是猜测,但又把猜测或臆度说得那么肯定、武断和霸气以及不容分辨。这又是常识性或小儿科式的逻辑错误。更荒唐的是,方舟子竟然认为,英文读者无力辨别真伪。这里,方舟子又是以其对专业的无知妄下断语。事实是,英文世界中的讨论、争辩和诘难并不比中国人少,而且汉学界主流一开始是怀疑者远多于相信者;不同的是,英文世界的讨论比较绅士、严谨和专业,没有方舟子这样逻辑混乱、专业无知但又粗俗霸道的口吻。其实,即使方舟子没有专业知识了解英文世界的情况,也应当知道英文世界的学术制度不可能让天安门文件这样的成果没有挑战地盛行。在西方学术自由的学界,流行与爆炸性总是招致更多的批评和挑战,而不是普遍盲从和承认。这里,制度比人更可信。

    总之,方舟子的通篇讨论是,将“可能”等同于“肯定”的混乱逻辑、以完全的无知在专业领域做结论的粗劣暴力、以及不容置疑地妄加猜测的蛮横无礼。笔者并不否认方舟子的理由有其合理性,如果方舟子仅仅以此质疑和存疑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象西方学界那样,那么笔者会认为他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智者。但当方舟子将合理存疑的理由作为彻底否定的依据时,笔者不能再尊重方舟子的智力与学风了。尤其笔者难以容忍的是,方舟子如此逻辑混乱和专业无知,竟然霸道地要求停止天安门文件真伪的讨论了。(他说,可以休矣!)。这真让笔者难以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和不自知的人!

    笔者还纳闷,博讯论坛为什么将三年前方舟子的这篇粗俗不堪的文字作为重要新闻发表?博讯是相信方舟子的混乱逻辑和浅薄知识能证明天安门文件是伪劣呢?还是想展示博讯对於知识、能力和格调的鉴赏力?

    附:方舟子的原文(引自博讯网站的重点新闻)

    方舟子:伪“天安门文件”的闹剧可以休矣(《六四真相》真假之争系列) (博讯2004年7月07日)方舟子 “天安门文件”被偷带出中国的消息刚刚传出,我就怀疑其真实性。我的怀疑是基于以下五点理由: (博讯 boxun.com)

    一、据香港报纸报道,这些文件是电子版,而非纸质原件(号称有1.5万页,也不可能偷运出这么多纸张),完全失去了鉴定其真伪的物质基础。谁都知道电子版文件是极其容易伪造、篡改的。CBS的“60分钟”节目隐瞒了这个事实。在接受PBS的采访时,“文件”鉴定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对此也闪烁其词,不敢明言:“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否看到了它们(按:指原件)或者是否我没有看到它们。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是告诉人们,对我来说,看到文件真品的形式并没有多大意义。”多么奇怪,为什么顾左右而言他,不能直接告诉是否看到了原件?

二、偷运者“张良”声称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公布这些文件影响中国政局。这个说法极其可笑,只能骗骗用西方思维思考中国政治的人。而且一开始说是迫于形势花了几个月时间紧急收集这些文件,后来又改口说是已准备了好几年,出尔反尔。

三、“文件”的鉴定者是美国汉学家黎安友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Perry Link)。对这两位政治倾向过于明显的人,我不认为他们是客观鉴定者的最佳人选。而且,我读过他们的一些文章(林培瑞还时不时地上中文论坛和人吵架),我不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和思辨能力来辨别文件的真伪,特别是林培瑞,逻辑思辨能力之差,让人难以相信他是怎么在美国大学混饭的。

四、“文件”的中方鉴定者是“多维新闻网”的老板和明镜出版社的总编辑何频。“多维新闻网”最近不断地炒作这件事,明镜出版社也将在四月份出版中文版。毫无疑问,他们想靠这本书赚一大笔钱。“多维新闻”人称“多伪新闻”,其新闻可靠性就不必说了,明镜也向来以出版一些下三烂的名为“内幕”实为谣言的书籍著称。我跟何频打过几次交道,对他有些了解。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诚实的人。

五、为什么英文版已出版,而中文版却要推迟到四月份才出版?一开始的解释是说因为版权问题,这是个靠不住的解释。文件不具有版权,是个常识。现在的解释是说为了纪念胡耀邦的忌日。这个解释也非常牵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英文版的读者无能力判别真伪,也不可能以英文译文确定真伪,但是如果中文原稿在英文版之前或差不多同时出版,而一旦被发现是伪造的,势必影响英文版的销路。所以,只能等四个月后,英文版热销期已过,再出版中文原稿,那时候即使被发现是伪作,对英文版的销售已无大影响。

另外,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编者还在根据人们对英文版的反应,而做修改,补漏洞。毕竟,可以做为依据的是中文版,到时候所有的漏洞都可推给英文翻译错误。所以我一直反对现在就找它的漏洞。 果然,在英文版出来后,就有了不少议论,人们纷纷质疑其中的一些说法、情节。于是在明镜出版社开始征订中文版的同时,突然由其总编辑出来打预防针了。

多维新闻网的一篇报道称“何频透露《中国「六四」真相》有细节错误”: “多维社记者报导/《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出版者、明镜出版社总编辑何频十三日在接受温哥华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中国「六四」真相》中有一些明显的细节错误,例如说拒绝中央军委镇压学运命令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中共已故大将徐海东之子,但是《中国「六四」真相》的基本材料是真实的。

明镜出版社是《中国「六四」真相》的中文版独家出版者,该社总编辑何频为极少数几个看过中文原稿者。 何频在接受温哥华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说,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历史史料的百分之百的精确性,判断一部史著的真伪,最重要的是看其基本材料是否准确,根据何频的判断,《中国「六四」真相》基本材料没有重大的破绽。” 这实在是一个欲盖弥彰的托辞。不错,“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历史史料的百分之百的精确性,判断一部史著的真伪,最重要的是看其基本材料是否准确”,一部史著,甚至一部回忆录,有一些细节错误,并不足以推翻其整体的真实性。但是,“天安门文件”是史著吗?不是。我们一直被告知的是,它们是中共的机密文件,也就是原始的史料。伪造的史料,恰恰都是基本材料准确,而细节有误的,因为基本材料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获得(比如公开的报道、非机密的文件、其他著作、传闻等等),而细节却很难处处造得周全,会露出伪造的蛛丝马迹。人们要判断史料的真假,恰恰根据的是细节(比如避讳、年号、用语),而只要有一个细节有误,即可认定史料是伪做,至少不是原始的。徐勤先是徐海东之子,是一个流传颇广的谣言,伪造者相信了这个谣言,然而中共的机密文件却不可能采用这样的谣言。

何频透露的这个细节,恰恰是一个无法辩解的硬伤,足以判定“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 “天安门文件”之所以轰动,不是因为它透露了什么新的信息,事实上从已公布的部分看,它没有多少新的东西,都与多年来人们已知道的相似(也就是何频所谓“基本材料”准确)。它之所以轰动,是因为它号称是原始文件,可以印证多年的非官方说法。现在我们既然可以确定它是伪造的,它也就一文不值。如果其伪造者承认是其创作,那是有版权的,而如果仍然坚称是文件,那就等于放弃了版权,一旦中文原稿出来,谁都可以复制、传播。这一场打著政治旗号的商业闹剧,可以休矣。

(Modified on 2004/7/0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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