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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高歌:讨伐主旋律
(博讯2004年7月04日)
    §§一、

     先说一个故事,信不信由你。 (博讯 boxun.com)

    我住的小区对面有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馆,这个餐馆我去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去吃了:饭菜的口味太差了,几乎无法下咽,用料倒是货真价实,虽然餐馆里面装修还算可以,不算是街边大排档那样粗陋,店家是花了一番本钱的。而且不是我一个食客觉得口味如此,但凡去过的食客,吃过以后,谁都不想再第2回去光顾它。可想而知,它的生意会怎么样门可罗雀了。接下来,理所当然,这个店就该关闭了。但是奇怪的事却发生了,虽然没有顾客光临,但这个餐馆却始终屹立不倒,始终没有关门,而且一开就是10几年,从没有间断过,而且久而久之,其做菜的手艺还臭名远扬,就是那些从没有去过它的食客也因为它的臭名而不会去光顾它。你说天下竟然有这样的怪事,有人愿做只亏不赚的买卖。

    这事说出来肯定大家不信,包括我也不信。但这是事实,就发生我的睛眼低下,不由得人不信。包括我在内,就一定有会人提出疑问:既然没有生意可做,而店又能继续开下去,这里一定有“鬼”。疑问无非有这么几点:这个餐馆只是个幌子,肯定店主在做一些其它的无法堂而皇之摆出来的生意。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经过我的可靠调查,这个店是“守法”的,至少在“中国的法律”之下,它没有做任何超它营业范围之外的事情,更遑论做一些不法的情事。就是这么怪?应该说,就是中国才有这么怪的事情。除非这个店主是个傻子,或者是个混账,他甘心这样做,他财大气粗,经得住折腾,愿意这样做。成心想气你。

    我想大家一定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于情于理,它都不会有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有这样的店吗?现在我告诉大家,这是写此文章的一个“噱头”,只是为了更好地切入主题。这个店确实是不存在的,是我杜撰的。但这个故事原型确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当下的中国。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怪事呢?

    那就是中国当下的所谓宣扬中共意识形态的所谓“主旋律”影视剧,就是一桩只赔不赚的买卖。如果仅仅只是如此,只是单纯地为了宣扬中共意识形态,中共甘愿只赔不赚这么简单的话,这是人所皆知的事,我写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但事实的真相及其背后是:这种所谓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在当今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中国,它实际上沦为了一种打着“崇高”的名义、成为一些党政官员可以用来“光明正大”地“腐败”的工具,而对于那些投身影视业而创作“主旋律”影视剧的各种动机不纯的大大小小的无论国营的还是民营的公司来说,它还是一种经济上最可靠的“洗钱工具”,把白钱洗黑,把黑钱洗白,结果都是一个,亏了国家(纳税人),而肥了自己。

    一个本来是如此“崇高”的事业与腐败,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它们是如何(必然地)地联系到一起的呢?可以说,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政权,或者说但凡是一党专制下的政权,无论其(良好的)动机如何,都会由于其体制上的惯性而不可避免地沦为腐败。这种腐败即是人为的,但更主要是一种体制的腐败。只要这种体制继续存在下去,它就必然地产生腐败,因为。这种体制提供了一种腐败得以循环往复的运作机制。“主旋律影视作品”这一行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范本。

    §§二、

    可能对生活在国外西方世界的人来说,什么是中共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大家没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不知道什么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这里我简要地作一个定义。它概指中共的宣传部门滥用纳税人的钱为一党之私,从事包括电影、电视剧、戏剧、戏曲以及其它文艺表现形式的制作,用来灌输它的意识形态、历史立场、政治方针政策,以达到强奸民意、甭曲历史、无视现实、侮辱民智、回避真理、禁锢独立思考和创作自由的一种文化暴政。其中电影、电视业最为受其严厉控制,受灾最重。

    当然主旋律影视作品不是横空出世的。从中共建政以来,包括电影、戏剧、戏曲(样板戏)在内的文化业便被它牢牢地掌控住,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例如,电影业最具代表性。这里不用多讲,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共文革中和文革前的历史便知一二。中共的党外的政治运动和党内的政治斗争,往往都是以文化为工具藉从文化领域首先展开或寻求突破口的。只是在“6.4”之后,没有象主旋律影视作品这样形成一种具有高度清清晰性、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政治安排。

    §§三、

    “6.4”之前,是没有所谓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生活在国内的人大致都知道在此之前,那时候是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施行了一种相对现在来说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注意:只是相对于现在而言──它从未放松过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根本不能与西方相比,就当时而言,其电影审查机制,就是比那些同一体制的苏东社会主义体制国家也更为严酷得多。前苏联多多少少还是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一些好的、能够让人感动的影视作品,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恍》、《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影视业也恢复了一些生机。一些边缘性、探索性的电影作品以及那些所谓的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的第五代导演能够得以崭露头角的作品。但随着“6.4”的枪响,中共为了把民智渐开的群众重新纳入到它的意识形态中去,牢牢地控制住他们的思想觉悟,可恶的中宣部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尤其影视业首当其冲,例如在全国上下大搞 “五个一工程”,尤其是在电影业内还成立一个“(中共)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其小组的任务,就是胡说八道,肆无忌惮的篡改历史。北伐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是中共打赢的,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是因为老百姓的拥护等等,只要是中共历史的重大事件,它都要把搬上银幕。小到毛泽东等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少年嬉戏的生活,大中共自夸的解放战争3大战役,它都不放过。不管有没人看,它都不惜花纳税人的巨资把它搬上银幕。这里有必要提的一个例外,就是“6.4”之前拍的一个反映国民党军队誓死抗战的《台儿庄大捷》。中共唯一的一次在银幕上正视了当年的历史,后来据说受到中共左派的批评,说花共产党的钱替国民党歌功颂德。当然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当它胡说不了的时候,它就回避它。所以,中共从那以后再也不拍那些反映国民党军队浴血抗战的影片,害怕揭穿它的谎言编织的历史。

    §§四、

    有时候,往往这种精心打造的所谓“主旋律影视作品”对于一般有历史知识的观众来说,起到了一种反效果。因为,它们恰恰印证了中共的丑陋和无耻。就拿去年在央视一套播出的两部反映抗日时期中共历史的作品《新四军》和《延安颂》来说,前一部作品,自始自终,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从来没有把抗日作为它立军的根本和出发点,置当时民族危亡于不顾,处处与当时的蒋记中央政府抗命,趁国军正面抗战之机,拼命地想保存实力,扩张地盘,建立违法(以推翻合法的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中共地方政府。整个新四军从它诞生直到被国民党消灭其主力,在作品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过哪怕只有一次,中共军队的自主抗日作战。有限的几个抗日作战的镜头──作为一个以军为单位的中共武装,完全能够组织一些局部战役,或者是担当一个战役方面的抗敌力量──也只是以连团为单位辅助国军正面抗战。而在它整个长达20多集的剧情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共的不断地与国民党军队搞摩擦,蚕食国民地方政府的地盘和骚扰它的抗日武装力量,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抗日国军的后方以扰乱军心。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其实,新四军是一支完全起抗日瓦解作用的破坏力量,其作用比伪军还甚。

    至于所谓中共恬不知耻的《延安颂》,就不更用说了。中共在延安时期,恰好贯穿了整个中国抗战。但是在该片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无一处是为了当时民族大义,而处处是从维护中共的小势力出发,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整个国家民族;不是把国家人民的安危置于政党利益之上,而是把共产国际的利益看得高于民族,看得高于中华民国。它一方面处处与国民政府唱对台戏,拒不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军事指令而对着干,另一方面却又与当时的以苏俄为核心的共产国际勾勾搭搭,保持高度的一致,结成所谓的爱国统一战线。当然这还只是外在的,《延安颂》内在的一个主旋律,目的就是向观众展示,当时中共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得以诞生、稳定、成熟的过程和它的“必然性”。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有关中共抗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而是连绵不绝的党内政治斗争和对蒋记中央的对抗和磨擦。在当时的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中共的领导集体忙于争权夺势地扩张实力。这意味着什么!整个30多集的作品中,我们没有看到哪怕只有一次,中共的领导集体,它的政治局能够静下心坐下来开一次有关研究如何抗日的会议,做出一些决策,以指导他们日益壮大的武装力量从事抗日活动。没有!除了屈指可数那些类似于骚扰的抗日活动,如什么“夜袭阳明堡”,“平型关大捷”等等局部战斗。唯一的一次能够登得历史的大雅之堂的所谓“百团大战”,我想大家也了解,事后彭德怀被毛泽东骂了个狗血淋头,怪他“暴露了中共的实力”,以至于在中共以得政权后,其余波也未熄,成为59年中共庐山会议党内斗争的一个楔子。而在以后中日建交时,毛泽东感谢日本也就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了。

    §§五、

    另外,主旋律影视作品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忍俊不禁,本来按其中共的本意,其崇高的理想和主题所要展现的故事情节,往往会被其自身拙劣的表现手法和形式所颠覆和解构。不论内容,一些正面的角色人物所用的演员,往往是那些唯钱是瞻、唯利是图的香港演员所扮演,甚至是在香港以演三级片成名的演员,当他(她)们在银幕上、荧屏上扮演正义凛然,扮演那些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中共斗士、烈士之时,其效果真是大打折扣,以至走到了反面,成为闹剧,让人喷饭。想一想这些港台演员的功利之心和他们负面的绯闻风流与他们所演角色的崇高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怎能不让人忍俊不禁。

    §§六、

    “6.4”过后,中共为了更有力的钳制民众思想,影视业便成了它最为严厉控制的一个行业,至今如是,尤其是电影业,从来没有放开过,以至于中国电影业形似一具僵尸,奄奄一息。因为列宁曾经说过,“电影是一切艺术中最为重要的艺术”,可以严格地说,如今中国,仍然没有如西方那样完全意义上的娱乐业。自中共建政以来,影视业便不是一个产业,而是它中共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它的控制,只是因为“6.4”,它比以前更加严厉的控制它,控制它的每个环节,在中国从事影视业恐怕是最累也是风险最大的行业。整个影视制作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最为严厉的审查,剧本审查、立项审查、制作人员演员的政治面貌审查、影片制作完成后的政治导向、道德风险的看片审查,而这种审查从来依据过任何一个成文的审查条例或是某个规章,审查的尺度永远是模棱两可的,而且还随着政治气候而变,也许今天中央为了内部政治权力斗争的便宜,为了它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关注反腐,关注三农、关注下岗工人是可以的,而等到影片制作完成之后,也许就不合时宜了,它就成了揭(中共的)丑,因此它便不能能过审查。总之,在中国从事影视业,其风险远大于从事风险莫测的票行业。让不少的真正想促进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投资者倾家荡产,颗粒无收,仅仅是因为不能通过(从不说明不被通过的任何原因)的审查。那些从业面临的永远是一种无法言说和解脱的22条军规。

    §§七、

    “6.4”之后,整个90年代是个中共提倡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泛滥成灾的年代。尤其是在电影业,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次旋律”或者说是游离于中共意识形态部门掌控之外的自由作品(地下电影不论),不是花巨资拍就的无人观看的主旋律影视巨作,就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武打之类甚至连朝代都没有的古装戏。我这里列举一些主旋律影片的片名,各位可知一二,灾情如何,《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秋收起义》、《百色起义》、《毛泽东和他们乡亲们》、《周恩来》、《日出东方》,《长征》,《四渡赤水》,有的是尽管没人看,但就同一题材而一拍再拍,电视业也不例外,受灾更严重,就更不胜枚举了,直到现在中共的央视也还是一个劲地播放着主旋律电视剧,而且电视业因为不受票房的制约,拍起主旋律电影剧来更是为所欲为,更加肆无忌惮,强奸民意,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只要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甚至是一些小事件,例如建党、它的长期与国民政府叛乱割据的历史的各个时期,它都几乎搬上荧屏,这是就事件而言,就中共的历史人物来说,但凡是中共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也都几乎一个不拉地作为人物传记性的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毛泽东不用说了,连他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都已拍成了电视剧,象邓小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无一漏网,现在就差《江泽民》了,只可惜他现在还没死。粗略估算,只算中央的还不包括地方所拍的,这些所谓毫无经济效益,毫无社会效益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所花的巨资,已是数倍于国家教育投资,高达近千亿。而90年代这10年间,世人所知,正是中国的国民教育投资大滑波的时期,成千上万的学童学龄青年因为上不起学,学校因为没有投资,教师因为拿不到工资,而使中国的教育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其教育环境甚至比文革时还要恶劣。这就此一(思想教育)替代了国民(文化)教育的恶果,钱就是这么些钱,在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两全其美,办得了这件事,自然办不了那件事。在中共看来,这都同属于教育,自然思想教育(主旋律影视作品是它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的当务之急了。

    这就是一个恶的体制所必然要产生的后果。一个以政党利益为重以专制为首要的体制天然地具有对国家的掠夺性和侵占性。在一个正常国家里,一个民主社会里,它的体制必然决定了它只能做选民要它做的事。而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因为专制的需要,它的行政秩序施政目标往往是带有颠倒性的,国家不具备履行或不履行基本职责的义务。虽然它可能不愿意或者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政治体制通常会颠倒社会需求,以假作真,以真作假。众所周知,中共建政以来,国民的道德素质何其低劣,世界皆知,而中共的所谓思想教育也不能不说是煞费苦心,用心良苦,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几乎每隔个3、5年便会掀起一场思想道德的教育运动,什么“四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建设运动”等等,这“标兵”那“楷模”,但总是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中共从来不去反省自身的专制性对国民道德素质所具有根本性的破坏作用,国民道德素质的低劣恰恰来源中共无止境日复一日对民众的人格侮辱和伤害,使每个国民的道德自律处于一种不断地被立约又被他人(中共)无情毁约的困境,最后只能因为绝望而一劳永逸地放任自身了。这里只要举出纳粹德国集中营那些毫无人性的刽子手的道德状态,便可以论证,他们之所以没有人性,是因为他的道德意识和责任处于一种“被他人代理”的状态,他们被“代理人暗示”,他们无需为自己的残酷行为承担个人责任,从他们受审后言词可以证明,他们这么做不是出于他的自主选择,而是受命行事,责任应该由他们上级承担。而现时中国人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道德代理状态”,因此他们可以毫无自责毫无羞耻感从事毒酒、假药、有毒食品的生产,肆意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

    这是专制体制下国民普遍的精神道德状态。不独中国如此。而主旋律影视作品可以说是中国专制的一个特色,一个用来代理国民道德责任的帮凶。它不仅仅是漠视民众智力,而且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中共对民众日复一日的人格侮辱和伤害。而中共却不断指责民众不对自己的道德负责,因此他们素质低劣,不配享有民主。这真是一个恶的循环。

    §§八、

    80年代到90年代,我的住处东西两侧不到100米有两家电影院。80年代初,看电影还是国民、尤其是年轻人文化消费的一种常见的方式。而且,电影院还具有另外一种功能,那就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当时票价不高,不超过人民币1元钱。我记忆最深的票价大概是从1角5分到2角5分之间。当时的电影也乏善可陈。但因为票价的低廉还在人们的消费承受能力之内,所以它是一种大众消费形式。那时的工资也相当低,月薪100就算是高薪了。但“6.4”过后,随着主旋律影片的泛滥,在我亲眼目睹下,影院渐渐地走向了没落。当时票价也涨了起来,渐渐地门可罗雀,只是因为政治需要而存在着,因为人们看不到他们想看的电影,而电影的内容则游离于人们现实生活之外。而且说实话,中国电影人的整体素质也确实相当低,不说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如何,就是基本的一些拍摄剪辑技巧都不过关。不论故事质量好坏如何,至少你应该具备说故事的能力。但是中国电影人都不具备。这一点绝不是夸大其词。就是论张艺谋、陈凯歌这些赫赫有名的第五代导演,在说故事的能力上都是很成问题的,几乎可以说这是这一代导演的一个通病。而电影业的严苛环境,也使这些国外闻名的导演们无所作为。其中张艺谋的《活着》被禁。后来我看到了该片,一部反映小人物一生的影片,从立意到表现形式,都十分温和,就是对于主角身历其中的文革时代,导演也是力图表现得十分婉转和回避矛盾的,没有任何不妥之处。通观全片,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治上对中共问题有所触及的批评。但就这样一个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的影片,不知何故,也不能通过审查。后来姜文的《鬼子来了》,一个表现老百姓在抗日中如何委屈生存的好影片,也不知何故不能通过审查与中国观众见面。仅举这两例,就表明那些手持影片生杀大权的中宣部官员是如何地残忍,是如何地不顾艺术而维护虚伪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我想,大概是因为该影片中的抗日有一种消极感。但无疑它更真实,更附合一个小老百姓面对强权时的真实困境,毕竟勇敢的人是少数,老百姓是不懂大道理的。即便是在面对亡国灭种时,小老百姓也不能超出自身的生存利害去做出一些附和中共定义的高大全式的抗日英雄的事迹来。在影视业也没有自由创作可言,皆是因为政治生活中的不自由,皆是因为在中国,由于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所以社会的一切方面都高度政治化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恐怕在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象影视业一样感到自由的可贵。

    §§九、

    整个90代年代,可以说是主旋律影视作品最为泛滥成灾的10年。可以说我亲历了当时中国电影业由盛而哀的过程。随着主旋律影片的泛滥,上影院的观众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远离电影院。而同时,影院也走向市场化,自负赢亏(中共的可恶性也在此,一方面在内容上把它当作自己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不放,而同时又让它自己独立市场上生存,用俗话说,“是即要你做事,又不管你的饭钱”)。观众越少,电影的票价就不得不越来越高,而票价越高,观众就越加稀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我所住的城市那些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影院,就这样因为主旋律的泛滥而消失了,或是改作其他用途的场所,从事放映业的职工,不得不纷纷转行或是下岗。从90年到93年、94年间,尤其是电影业,因为它与电视不同,它必须要有观众买票,它必须要有票房才能生存,在短短的不到3、4年间,它便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亏损行业,彻底远离了大众日常的文化生活。过程是很快的,因为老百姓是不易受骗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反动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主旋律影片的粗制滥造,即无艺术,又无情节,灌输着连中共官僚队伍自己自身也不相信的那些陈词滥调和空洞的社会理想。从90年代初,大概不到3、4年的时间,全国各地的影院便陷入了彻底的萧条之中。影院一家接着一家的倒闭。这其中有一些例外,就是沿海部分影院靠放映走私的港、台影片来维持基本的生存。但这也是好景不长。因为,随着中共的严控和严打,连这条最基本的生存之道也被扼止了。

    “6.4”之后,中国影视业或确切地说中国电影业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在中共的文化暴政下彻底消亡了,也彻底丧失了它作为一门经济产业的可能和基础。到了92、93之季,仅仅只是过了3年,不管有没有人看,铺天盖地、粗制滥造、歪曲历史、粉饰现实的主旋律电影便彻底拖跨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影院。认真说来,恐怕全国影院职工从业者是中共改革开放中第一拔亲历下岗的人群。这里我举一个荒唐的例子,来说明中共主旋律电影粉饰现实、漠视当下中国现实的可恶可耻之极。一部描写下岗工人艰难求生的电影竟然叫《愁眉笑脸》。在影片中它一点也不触及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对经济改革的滞后,而使工人的正当经济权益得不到追偿)对中国工人的无情盘剥,辛勤工作20几年,什么也没有得到补偿就下岗摆地摊为生,而竟然认为这是一种幸福而心情舒畅。这种幸福感并不是因为他下岗或是得到什么发财的机会而致富,而是因为他觉得通过自己牺牲,响应党的下岗号召,而使党的政策得到了顺利的执行而高兴,是为党的“英明决策”而高兴。“能够响应党的号召,执行党的政策,理解政府,不为政府添麻烦添累赘,这才是一个活者的最大价值。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快活的事呢”。这就是这部电影创作给老百姓看的政治目的和教育意义。胡说八道至此,真是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些天中共的宣传官员怎么能这样侮辱老百姓的智力,把他们当成自己想当然的木偶,不仅无情摧残他们的生活,而且还要摆布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主旋律影视作品对中共的暴政起到什么样的帮凶作用。谁会去看,谁会花钱去接爱这样一部电影的教育,叫他们不要与政府与党作对。中共把老百姓当成了傻子。只有专制极权体制才会这样漠视人的权利甚至是一种心情。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当时时代背景,那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分利化日益严重,大量的城市工人,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因为经营不善、企业领导人的贪污自肥行为,而不得不下岗,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补偿和资助,生活陷入贫困化。这里还要做一个政策上背景补充。95年之后,下岗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起来,成为大、中城市普通性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而中共不是想如何去安抚抚抚恤,而是回避问题和矛盾。宣传部门开动宣传机器,大树特树那些下岗再就业的明星如何不给政府添麻烦,自强不息,抓住机遇,发财致富。当时报刊杂志到处都充满了这种下岗工人发财致富的故事。似乎下岗不是亏而是莫大的福气。而与此相对应却是民间到处流传着一个又一个下岗工人走投无路、举家自杀的故事版本。

    93底、94年初,没人看。老百姓深恶痛恨中共的主旋律电影政策彻底破产。据统计,全国有90%的电影院倒闭或是改作它用,不再放映电影。全国没有一家能盈利的电影院。中国的电影业和电影院彻底是死水一潭。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必要提一下,那就是9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在城市中还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经济是才刚刚起步,主旋律电影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完全有赖于各地党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公款包票的支撑。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分化严重,特别是作为电影的主流观众──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就职的城市市民随着所在单位的不景气,纷纷削减作为福利性质──团体电影票就是其中的一项福利,这种完全具有“教育”性质的主旋律电影市场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共迫于经济上和国外的压力,毕竟中国这么大,那些从事电影放映的从业算起来就不是一个小数字,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国际观瞻。假如真没有了电影院,它的主旋律电影也就失去了阵地。从政治的意义上,它也得维持一部门电影院的存在。故此,实行引进“美国大片”制度,一年计划引进10部,这才使一小部分的电影院得以苟延残喘。我现在还记得引进的第一部美国大片是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合天涯》。

    §§十、

    事情到此,我想中共的文化宣传的官僚们应该做一番反省吧。他们应该稍微放松一下文化上的管制,减少那么一点审批的设限。但是,他们依然故我,而且越演越烈,主旋律的电影电视一部比一部拍得多。这真让当时的我十分困惑。我怎么也想不开这个道理:东西没人要,还紧锣密鼓地制造!这什么事儿,就是再有钱的东家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从中共的逻辑出发,教育民众,给老百姓洗脑,让他们作顺民。但是这个理也说不通,因为有些作品粗制滥造,根本就脱离了政策宣传上的意义和功用,仅仅只是作品中遵循了中共的“政治正确”。而且94之后,这些一哄而上的作品比此前的那些主旋律影视作品在制作渠道上有了一些根本上的区别。以前拍这些作品都是中共宣传部门直属的国家级影视制作单位,如中共的8大电影厂,还有如央视这样一级的制作机构来完成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作,制作渠道单一,资金来源单一,而且政治宣传和政策宣传目的明确具体,带有很强的指令性和动员性,制作的多半是一些鸿篇巨制的影视剧如《长征》、《孟良崮》、《朱德》、《彭真》等等。94年之后,影视行业的死气沉沉,老百姓对中共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用脚投票的压力,让中共不得不有控制放开影视剧制,主要是在投资渠道上,准许在官方文化宣传部门之外的社会资本也包括一些非文化经营的国有资本从事影视剧的制作,当然在内容上仍就执行严格审查制度,无论什么影视剧,都要严格地遵循中共的“政治正确”和“导向正确”。简单地说,94之后,中共的文化部门,确切地说是中宣部,从台前的直接操持转向了幕后操控。但是,那些众多的禁地和禁区仍就没有打开。

    网上曾经有文章列举过那些中共不许报刊、杂志、小说、电视(理所当然也包括电影)等传媒所触及的众多禁区。这里我就不能一一枚举了。我只想补充一下我个人的亲身亲历。2001年春,我参加10年一度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会上,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丁关根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有趣的是:在会上,他扳着指头向下面在座的青年作家们列举着那些可以说作家们可写的题材是如此之多,几乎举不胜举。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他为什么不径直对广大作家说那些不能写不能触及的题材禁区,而是反向列举那些可以写的题材?稍一思索,便可以知道中共的文网之密。打一个比方,譬如法律,它的条文总是列举那些不能做的事,而不列举那些可能做的事,因为这是出于一种法律上的简便,毕竟能做的事比起不能做的事情来多得多,是无限的,否则法委条文将会繁复无比,就是穷尽人类的智力也无法拟就人们每一件该做的事。同理,可以看出,中国作家面临的困境,只能在这位中宣部长划定的狭小题材之内从事创作,是多么的可悲可叹。

    §§十一、

    95、96年之后,除了一些偶尔配合时势的主旋律电影,比如最后一次卖座的电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反腐电影《生死抉择》,中共的主旋律电影基本上撤出了银幕。老百姓的无言的反抗,终于让中共屈服。但是它并没有退却,而是变本加厉地转向荧屏,把它作为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主战场,狂轰滥炸地向老百姓倾泄。不算新闻联播在内,可以这样说,央视基本上承担了中共意识形态宣教(以电视连续剧的形式)的重任。而电视又存在这样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它的免费性。这一特征可以很好地掩饰主旋律影视作品受不受老百姓欢迎的问题,而中国又不存在独立公正的电视收视率调查机构,或者说是中共不允许第三方调查机构涉足一些对敏感问题的问卷调查。故此,主旋律电视剧在荧屏上大行其道。

    §§十二、

    一件商品明知道卖不出去,而生产者还要盲目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制造,就象当年还沉浸在计划经济中的国企一样,不问市场最后走向衰落倒闭一样。对中共这样肆意挥霍老百姓的钱,不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真正需要用钱的地方,如国民义务教育等等,我们虽然气愤,但还是有理解的余地。抛开意识形态的功用不说,从旧的计划经济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件主旋律影视作品都可以说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这个“国有”(确切地说是“党有”)文化工厂里粗制滥造出来的产品。但这种理解是有时间前提的,是在市场经济这个一切讲求效率的机制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之前的前提下,才有一个勉强合理的解释。但是现在,自从90年代中期之后,以大批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为标志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讲求利润,那么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预期,即便中共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不会淡出大众娱乐生活,至少会出于财力的考虑,减少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产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电影市场,由于老百姓的用脚投票,从上世纪的90年代后期到现在,中共的宣传文化部门确实不再大规模的生产那些具有宏大叙事、但却无人掏钱观看的主旋律电影大片──这种电影通常有一种民间说法,叫“领导叫好,群众不爱看”。但是在其它方面,特别是电视方面,主旋律的电视剧的创作却是蒸蒸日上,一部紧接着一部,让人目不暇接,而且投资渠道还越来越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意识形态掌管部门,如中宣部和各个地方的党委宣传部,而是包括那些(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目的就是是为了他们领导人树碑立传,增加政治资本和官位(当然这只是表象)。民营企业、来历不明的个人投资甚至是企望暴利的风险资本、港台的电影公司和电影人资金以及什么也说不出来的海外神秘资金的投入。据笔者了解,90年代后期到现在,大部门的主旋律影视剧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共宣传部门之外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资金投资拍摄而成。这里我把那些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打着主旋律旗号的电影电视剧作了如下的分类,便于读者更好的了解。

    第一类是中共中宣部、文化部以及中央直属的国家级的8大电影厂直接投资拍摄的电影电视剧如《焦裕禄》、《孔繁森》、《日出东方》等等,举不胜举。主要目的就是树立中共执政党史的光辉历史和伟大形象。

    第二类是中共的国家级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特别是那些权力部门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武警部队、监狱、工商税务部门立项投拍或协拍的电影电视剧(以电视连续剧为主),主要是树立行业的正面形象,或是塑造本行业的某个领导人、某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正面事件为原型的光辉事迹。但是这一类的电视剧的资金来源上很可疑,除了一小部分是自有资金外,大部分都是利用自身的权力从社会上那些有求于他们的企业和个人拉来赞助而投拍的。如《检察官》、《荣誉》、《公安局长》等等。

    第三类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或是国有控股企业为树立某个领导人,为其增加知名度或是增加政治资本而拍摄的,也包括一些成功的集体、民营企业从事此类投资。

    第四类不好界定是哪一类投资主体,或者说是很神秘的投资人拍摄的以弘扬主旋律为主题的影视剧。这类电影电视剧有一个让人值得玩味的特征,那就是:剧中会有一到两个不等的港、台演员为主角。值得讽剌的是,这类主旋律影视剧往往成了闹剧。剧中人物的正面形象往往因为观众联想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行状而具有了滑稽效果。一些现实生活中唯利是图的男主角,在影视剧中扮演大义凛然、誓死如归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中共先烈。而那些在港、台中曾演过3级片的女演员,则成了面对屠刀慷慨就义的女烈士,可笑至极。

    第五类,一般是某个大款为了他的情人而一掷千金投拍的影视剧。这类影视剧也有一个特征,就是那些国内知名和蓍名的演员往往愿意甘当配角来衬托剧中不知名、不知来自何方神圣的女主角。而女主角的演技又是如此地糟糕。不知情的观众往往认为是导演瞎了眼,选错了,哪知道其中的内幕。

    第六类,是那些真正以从事影视业的民营公司为主体而投资拍摄的主旋律的影视剧。这类影视剧很复杂,也有很大投机性,往往是及时响应中共宣传文化部门的某项政策而投拍的主旋律影视剧,但是自身并不是投资主体,其资金来源和运作方式往往混合了上面几种方式,自身只是起着一个资金和制作平台的作用。

    §§十三、

    但凡万事万物只要存在就会有存在的规律或者说是游戏规则。计划经济时代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也有它自身运行的规则和一定之规。而所谓坏的事物其本质就是打破游戏规则行事,也可以这样说,是按照潜规则行事。计划经济时代,中共可以说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同时,它也掌控着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运行规则和裁制权。市场经济以“利润”为中心,一切以逐利为目的。而在主旋律影视作品出现以前的中共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它的一切社会经济事务都是政治化的、泛政治化的(关于“泛政治化”这是一个更大更广的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时不容易解释清楚,在这里可简单地说,“泛政治化”其本质就是巩固中共的一党执政地位,始终保持中共对国家对人民的暴力统制)。“讲政治”就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因此在这种体制下的中共的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具有理想主义的单纯性、而没有任何的功利在内。那些演职员正是出于理念的召唤而使得那些影片具有一定的价值性。计划经济时代,只有政治没有经济,腐败和贪污都没有它存在的土壤,没有承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证。别说是物产,就是包括人在内,都没有独立的自由,而是要依附中共所营造的庞大体制下的某个单位。故此,那些老的、宣扬中共意识形态的电影,因此也没有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腐败问题。

    而所谓同样是讲政治以教育人民、愚弄人民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则是在“6.4”之后中共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之下滥觞的。在中共的陈腐体制下,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政治与市场的冲突,要嘛你中共讲政治,就必需有足够的财力作后盾。起初中共确实是这样做的,每年都给这些主旋律影视作品拨相应的财政预算来支撑这些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制造,有能力、有本钱赔本赚吆喝,而且当时中国大部分企事业团体,特别是国有企业还大量存在。它还可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为这些主旋律影视作品营造一个人为的市场,强制它们以单位的名义买票进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共对全社会财力的掌控的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不景气和纷纷破产,它根本无法用财力来支撑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后续制造。在中共计划经济时代,中共可以只讲政治──只要达到政治影响力或感召力,可以不要市场,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市场。但是在当代市场经济的中国,这肯定是无法维持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可持续发展了。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冷酷,要嘛你不建立它,如果你建立它,你就要按它的市场规律办事,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

    其实,有政治教育意义的影视作品并不是天然地与市场冲突。美国同样也存在那些贯穿着政治隐喻和目的的影视作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影视作品的政治企图比我们那些主旋律影视作品还在露骨,还在注重“思想性”,刻骨地宣传美国的价值观、世界观。但是它好看,如《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而且它与中共的那些主旋律影视作品有一个很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市场化动作的,它能够获得票房的保证。与此相对照,中共的那些主旋律影视作品是如此的不争气和粗制滥造。当然它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的反动性和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十四、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这也正是本文的一个探讨核心之一: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化的中国,这些中共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应该走向没落偃旗息鼓,但是事实是,中共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虽然没落没有观众,但并没有偃旗息鼓,甚至在某些领域,例如在电视领域,它还大有作为。这我有必要提一下:电视与电影不同。它的市场性远比的电影要弱得多。它不需要票房。甚至是收视率,它也可以伪造。例如最近中共搞的百花奖、金鸡奖,已经把电影在电视中的播出率和收视率(这些都是可以伪造的,中共是不允许有独立的收视率的调查的)作为一个评奖的标准之一,以便为它的那些无人观看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获奖作技术上的铺垫。

    既然没有市场性,但中共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又怎么能得以为续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中共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是有着另一类市场性的,一种按照潜规则运行的市场性的。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任何一件产品包括影视作品在内,都必须经过生产商制造产品──消费者购买──获得利润──从而再制造,这样一个以“利润”为中心的善的循环。但是在中共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那种潜规则运行的市场性,则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的。那就是:消费者买单,无法形成“利润”,但是它又能够再生产。这其间是怎样的一个市场循环呢?

    笔者起初也百思不得其解。没有利润为中心,任何商品都是无法获得后续生产的,也就不会形成一种绵延不绝的市场存在。后来笔者只是凭直觉怀疑其中有着不可告人的内幕,但苦于无法印证。直到笔者亲自参与到一桩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筹划中,才得以知晓其动作的规律。90年代中后期直到现在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确实有着隐秘的一个恶的循环,以“腐败”为中心,也能够产生一种循环往复的市场。它确实无需面对消费者、面对广大老百姓(他们爱不爱看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循环是这样的:那些有权有势(通常是大权在握的腐败官僚)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从所属的机构或是公司中划拨出拍摄所需要的资金,但更常见的是,运用手中的权力从那些有求于己的赞助商中拉来资金──投入拍摄──在拍摄中将那些资金通过种种方法据为己有(腐败),例如虚报出资、虚报设备投入、虚报制片开支,当然那些影视作品中的创作演职人员也会成为共同的获利人,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可想而知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不忍卒看的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但这是无关紧要的。中共不会审查它的艺术性,不会认真调查它的票房和收视率,只要它里面遵循的、宣扬的是它的主旋律思想,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崇高就代表着一切──然后公映或是在电视上播出或是无法公映和播出,积压在影视公司的仓库里。这都无关紧要(要知道这样一个数据,每年生产的数百部电影或是数万集电视剧播出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想而知,其中有多少官僚腐败得逞)。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恶的循环,一桩腐败的故事得以在打着宣扬主旋律的崇高旗号下被掩盖得了无痕迹,然后又开始下一个循环,演绎着一轮又一轮的腐败的故事,连绵不绝。其次,还有另一种恶循环的补充,那就是通过不法手段拥有大笔不法资金的个人或公司,因为他们的资金无法通过其它的商业渠道洗白,他们就会通过创作主旋律影视作品这样的一个便利安全的渠道,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使这些不法资金成为合法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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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中共的所谓崇高、所谓教育人民、愚弄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一个本来意义上的有着理想高尚动机的文化产品,在中共这样一个极权体制下,因为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改革,它就会异化成一桩用来腐败的有利工具,成为另一种按潜规则行事的另类市场经济。主旋律影视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运用同样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别的领域同样找到这种相似的异化的腐败机制,不是在晚上腐败,而是在鼓励腐败,例如新闻业的屡禁不止的有偿新闻,又例如国企的改制,最终沦为权势官僚和经理们的中饱私囊的造富引擎。它的事实说明了,市场经济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实行与之配套的政治民主改革,幻想一支脚也能够走路──这就是中共一直以来自以为是的GDP发展观,有增长而无发展、有发展而无公正。市场经济迟早会沦为一种恶的劫贫济富的市场经济,使绝大多数民众陷入无尽贫困,而使另一少部分官僚政客走向无限富庶。最终,这个社会将会因太过悬殊的两极分化而轰然崩溃。

    事实上这种预兆已经出现了。中共这20年的经济改革是彻底失败的。不仅如此,它还失去了纠正错误的机会,虽然它还没有意识到。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共首脑穿梭于国际舞台自鸣得意大言不惭时,我深深地感到,13亿中国人是何等地悲哀!他们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人质而被中共这样的一个恐怖集团所挟持。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与一个恐怖团体实在是有着太多的相似性。例如,它与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几乎如出一辙。文化恐怖政策自然是它维持恐怖统治的题中之义。

    (2004年7月3日)

    〔转载自《民主通讯》;http://groups.yahoo.com/group/dforum/〕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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