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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台海问题必须纳入中华崛起与国际新格局中考量与把握
(博讯2004年6月22日)
    现在不是打乱陈水扁台独时间表问题也不只是粉碎台独梦想问题,而是实现国家统一这一最高目的和最终追求问题。中华崛起必须统一台湾,崛起与统一是密切相关的与高度互动的。这种相关又在新世界体系或国际新格局中的未来中国战略中具有核心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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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非美国因素而是美国战略
    
     台海问题,台独问题中没有什么美国因素,而是美国战略。从冷战时期的把台湾搞成不沉的航空母舰到迫于苏联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扩张与太空中的巨大压力而出现的尼克松-基辛格时代以来的“中国牌”与“中美苏”大三角到冷战后渐渐形成的“围堵”,“接触中改变”,“维持台海现状”,美国对台如同对待全球任何一个角落一样,始终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国际格局动态变化而形成与执行相应的国策与战略及其调整。
    
     强调美国因素的专家,学者与社会活跃人士意欲突显美国对台独的客观纵容,主观乐观其成,只要一不对美国先行的反恐及其国际大战略发生即刻负面影响,如同中国大陆直接公开交恶;二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包括形象受损,如美国面子上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
    
     但因素论容易造成人们对美国对台湾海峡两边的战略意识与战略动态调整,和对美国运作文化的本质特征发生认识错觉和禀性忽略。
    
     上海“三个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及克林顿以来的“三不政策”都不能保证中国大陆解读和理解的美国奉行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核心问题,已经完全由尼-基时代的美国深受越战泥潭之苦急欲脱身下的为打中国牌而拉中国,从而不得不在利益算计中把从台湾撤军,逐步降低售台武器作为交换筹码的被动地位,演变成现如今的两边游戏,坐收渔翁之利,以静制动,以观待变,伺机而动,主动“进击”地位。
    
    
     西方人只认实力,只接受均势。其选举文化与国际关系文化完全受诱因,直接现实的功利主义计算支配。这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政府城信,国家名誉乃至商业信誉,只有直接影响国家,私人财团现实利益时,方能引起社会乃至政治关注,从而导致调整。
    
     无论是其法律体系,理论模型系统,人们日常思维,还是其生存发展原则规范,西方文明体系本身不是一个前后逻辑一贯的系统。其中充满了悖论,矛盾,平衡与力量对比下的妥协。试图用东方式综合,统一,一贯,诚实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背景去解读西方,美国国策与战略,会被搞得丈二和尚。美国总统,国务卿,高级别国家政府官员,政党议会领袖,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口头表态,书面承诺乃至官方文件都不是最后的保证。合同与现实利益是他们每时每刻的直接选择。随着地缘政治,国际气候,国内主战略变化与要求,他们在所有的表态,讲话,合约,承诺中会不断地加进有利于自己的新的解释,条款,补偿乃至另起炉灶。
    
     我们驾信阴阳两级平衡,渴求中庸平和,不走极端;西方实实在在利用对立两级,形成战略,随时根据需要而调整对两级的调动与利用。同伊朗对阵时,伊拉克就是钢铁朋友,萨达姆就是英雄与亲密战友;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八一七公报,就一定要来个台湾关系法。在不同的宴会上,摆出不同的菜谱。只要此刻买卖或交易做成,哪管过后洪水滔天。美国素以政治记忆短暂,只谋求现实利益而著称。
    


二,台湾已构成中国未来地缘与全球战略中的生命线
    
     台湾位于太平洋第一岛链,几近中国最发达的沿海城镇带海岸的中央,构成了北向韩,日,俄国,南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西向太平洋的中国海上战略咽喉。台湾海峡是中国四大内海南北连结的战略最短通道;台湾岛成了中国大陆与沿海完成纵深战略防御体系中的海上战略门户,并同时构成了中国把握太平洋的重大战略出海口与补给基地。
    
     国家军事国防与经济安全要求台湾大陆形成完整配套,相互恻应的中国国家安全防范互动体系:台湾以大陆为其纵深防御体系和腹地支撑,大陆以台湾为战略咽喉,海上门户与太平洋战略基地。若考虑到台湾大陆经济层面上整合与互补,经济安全与经济圈潜力的战略意义就更加突出。离开中国大陆这块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二十年后最大经济体,最热洛的投资沃土,最大的人力资源国,最低成本洼地之一,最大的市场与人才和智力资源国,台湾决不可能成为什么亚太营运中心。
    
     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在急剧下滑。台湾经济面临的不是产业空洞化问题,而是产业升级换代,发展出新型支柱产业,如大旅游业,现代金融与商贸,大物流与超级跨国商业网络系统。靠台湾与澎湖金马自身经济资源与力量,是无论如何不能形成的。放弃或离开一个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近距离的经济文化体,舍近求远,硬要到所谓的国际舞台上去争什么空间,只能是成就虚幻台独,为他人作嫁衣裳。
    
     马汉的《海权论》在推动美国朝野形成海洋强国战略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世界体系中,中国的崛起之最终战略限制之下,就是中国对全球海洋,首先是中国内海和太平洋的战略把握。而台湾海峡和台湾本身恰恰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大格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战略亮点。这种生命线地位要求中国政府变“被动应付”为“主动进击”,以时间与历史紧迫感,以前所未有的魄力与胆识及其高度的智慧,尽快漂亮地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时代的“台湾事小,世界事大”已经发生的根本性的倒置。台湾问题已经构成了中国生存与拓展空间的核心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西方世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与中国发展合作的政治基础就不再是一个中国这一最为基本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了,而是更加关乎国计民生和世界格局与中国,东方发言权与领导地位问题了。
    
     当年为最终形成中美苏战略大三角,防御昔日的苏联在北部的咄咄逼人,毛泽东的台湾不急,既是有战略眼光的,也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其一,台湾在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即台湾掌握在坚持一个中国的蒋氏父子手中;其二美国政府承诺对一个中国的认同, 并从台湾撤军和减少售台武器。现如今,这些条件均不存在,而且中国发展,国际环境与世界体系均已发生彻底变化。
    
     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必须提到最高级最迫级战略议事日程。从军事,政治,国防,科技,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做全方位,全系列,多预案的准备,并责机先发制人,完成中国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扫清道路。
    


三,“台湾主体意识”后的文化悲哀
    
     相当百分比的台湾人自以为在崛起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他们和一些刻意误导的媒体自以为在本土化光环下成就所谓民主政治,独立自主,经济奇迹,文化新奇。硬要把自己说成是海洋文化;非要挤进欧美西方文明圈中(象日本那样所谓的脱亚入欧)。自强独立,当家作主的心情与意识是可以体谅和值得正视的。但总体说来却基本上是那种所谓的坐井观天的“岛国意识”,“殖民地综合后遗症”。台湾的自负与自卑固然有殖民时代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高压后的反弹造成的问题,也有台湾自身文化无根,文化沙漠和特殊境域下的经济奇迹后造成的暴发户心态有关。自以为高人一等,有限眼界,时髦狂澡,争奇好胜,格低调乏,语言沉沦,拚命感官刺激,到处吭吭唧唧,刻意拼盘杂烩,动辄慷慨悲壮(或拳脚相加大打出手)。。。这一切都是缺乏历史积淀,现实世界意识与战略偏差,割断原有母国母文化文明渊源所致。
    
     台湾不是瑞士,更非梵蒂冈,新加坡。大陆-台湾也非南北韩,东西德境遇。台湾不是魁北克,也非波罗的海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台湾的历史沿革,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乃至政权与国家主权,从来都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这不但是史料上的明明白白的记载,更是13多亿中国人,甚至海外华侨的主流心声和国际社会的共识。
    
     上海,青岛,广州,天津,大连都曾有过特殊的海外关系历史,亦都有着相当的国际历史知名度和特殊的殖民文化遗留。这些地区也较中国其它地方要相对发达,难道就有必要强化本土意识,突显地方传乘,割断中国血脉?连客家人离开中原主体都尽力保持连结母体文化传乘,借以雄积而勃发。台商们正是靠着这种亲缘与文化优势,大展宏图,大发其财。并同时实惠于台湾:高达过千亿累积贸易逆差至少是保持了台湾的繁荣。而台独分子却一边大受其意,一边离心离德,撕裂族群,挑起两岸对立,硬要把台湾捆上他们的战车,拿2300万台湾百姓的富祉甚至生命财产做他们的政治资本赌注。
    
     近来更有高水平的教育部长要倒转九十度地球仪看台湾。其大视角与气魄不亚于当年的英伦三岛的千万岛民之国。一个GDP仅为大陆四分之一(还是官方汇率统计,姑且不说真实的生活质量),人口不过五十六分之一,地域不足四万平方公理,意即只是大陆的二百四十分之一,竟然不但抗衡,而且窥视,甚至要雄居神州中华之上之中。靠着这等台湾政要,台湾的主体意识能到什么层极?
    
     就连无论在地域上还是人口规模上都远远超出台湾的日本,在连续数个高速经济增长后,终于成为第二世界经济大国,但却最终清醒,所谓的日本世纪,不过是“大日本帝国”的梦幻而已。强邻大国,文明母体东方睡狮中国一旦猛醒,世纪与世界的未来必归属其无疑。可怜而可笑的台湾所谓主体意识还在黄粱美梦之中,更在梦呓人李登辉,陈水扁之类垃圾政客的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游戏中自酙自饮,全然没有意识到台独将会招致的灭顶之灾。
    
     历史不是游戏;国家统一强盛,世界文明中心转移不以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为转移,并且不可等闲视之。当年老蒋先后握有八百万军队,装备精良的王牌军也有数个,掌握国家各种资源,经济命脉,但却最后败北台湾海岛。若非韩战,台湾早已不是今日的问题了。更何况今日的台湾国防呢?号称四十万陆海空三军,有多少兄弟愿为台独而战?又有多少台湾人能够筑起守护台湾的“钢铁长城”?
    
     大一统中国不但是未来的,更是现实的历史的和合乎任何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最佳途径是在一个主权国家框架下,在双赢互利,共同协商的前提下,一致对外,联合发展,各占其位。而一味地去中国化,走渐进台独,不但断了台湾文化之根,而且是死路一条,死棋一招。
    


五,内战遗留问题庄严宣告并为相机抉择留下足够的空间
    
     台湾属于内战遗留问题,必须且只能由中国人与政府自己解决。台湾问题不是美国理解的中美间最敏感最核心问题。中美间的全球战略,双边关系,经贸文化,乃至政治战略问题均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中国人民与政府自古以来一贯尊重国际大家庭之意见与规则,但决不容许内政问题国际裁决或干预;决不承诺解决方式听命于他人;决不忍让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在中国内政问题上发号施令,左右摆布,搬弄是非。
    
     要求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不要对台湾发出错误信号,是基于多重国际事务最高善原则与中国人先礼后兵,尽最大诚意,做最大努力,以利各方利益。首先,最大的收益者是台海两边血浓于水的中国人自己;其次有利于周边及亚太乃至世界经济政治稳定与发展。但美国政府绝不可误读为台湾可以成为美国同中国政府谈判的一个价值连城的筹码。
    
     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故意抄作台湾问题,在民族族群问题上故意制造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撕裂族群,刻意在国际社会上制造一种受打击的受虐形象,并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造成国际同情。久而久之这势必会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增大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中国政府应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立法,白皮书,政策宣导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主管,必要时军方首长讲话等多种多样形式,把台湾问题解决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同任何一个国家“商谈”台湾问题。一切仅仅是知会与告知。要使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明白:(1)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都不存在:(2)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中国人与政府将根据自己的时间表与利益考量来选择自己的解决方式。这种底线宣誓与底线亮牌,将大大增加中国政府与人民涉外利益好处,并为自己的战略灵活变化与实施留下足够的空间。
    
     国际社会有种错觉。因由香港问题和二战历史上台湾归属问题的国际化讨论(如二战三巨头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有关日本归还台湾的决定),似乎涉及台湾与中国大陆国家统一,包括解决方式,外国政府拥有一定的“裁判权”或“谈判权”。台湾问题甚至不是香港问题。香港97回归,涉及到英国归还中国对香港主权。因为是租借,因而有个妥善归还问题。至于一国两制,那完全是中国政府基于全中国人民的最高和长远利益考虑而作的一种选择,而绝非是英国政府“谈判”的结果。英国乃至任何国家与政府从来就不具有任何资格同中国政府商谈香港之国家主权与体制问题。而台湾就更加不同。不但主权无须商谈,事关制度,建制及其解决方式仅仅是由海峡两岸中国人决定。而且主导权不在台湾一方。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而内战之结果已经分清。而且业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内战规则同民主胜选败选规则是一样的。台湾当局朝野上下该是有个清醒认识的时候了。一意孤行分裂中国,就是要从新挑起内战。其战争罪犯之责必当难逃。
    
     中美联合公报及所有的中国政府同任何其它国家建交的联合公报都明明白白地宣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今中国政府以博大的胸襟,本着民族振兴大业之诚意与善意,将一中原则表述为“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容分割”。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国家统一案例中独一无二的。在绝对优势情况下,竟然以此厚待对方。这足见胸怀,胆识与气魄。翻开中国历史,从秦统一中国到历朝各代中国政权领土统一,想想亚历山大,拿破仑征服,就是说道俾斯麦普鲁士统一德国,可有如此优厚统一的谈判开价?
    


六,国家统一铁律:历史的启示与现实的共识
    
     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上演出天下群雄并起,诸国竞相拼争, 群星灿烂夺辉,社会动荡不已的大变动时代历史长剧。最后国家统一铁律在英雄-黎民的流血牺牲中得以体现,验证和为自己开辟道路。自公元前221年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以后,尽管上演了“天下大势,和久必分分久必和”的曲折迂回,但统一则国盛,国盛更助统一的基本走势是根本性的历史大势与洪流:顺之者畅逆之者亡,汉奸走狗败类卖国贼统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窃国大盗与卖国贼,无论生前多么炫耀,无论是在乱世山河破碎之时,还是繁盛兴旺之日,都将受到历史的审判,遭到人民的唾弃,历史上秦桧,吴三桂,李鸿章是如此,今日之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也必将如此。
    
     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与中国从超一流大国上衰落下来是一个事务的两个发展方面。其突显了世界文明中心转移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又表明了民族国家崛起及其相应的爱国主义的思潮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
    
     西欧原本是分崩离析,小国诸邦,城邦国家林立,小国寡民纷扰,帝国,教皇,君主,僧侣贵族骑士平民,地方之治,公国联邦,教皇专权,皇权有限,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其在历经黑暗的中世纪近千年的宗教一律,精神良心高度集中,教权至上,君权神授的黑暗残酷与停滞,在1500以来,通过宗教革命(改革),商业革命,军事革命,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科学技术革命而完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整合,在爱国主义大潮与旗帜下,族群融合联盟,在军事统一和商业扩张及其宗教扩张的推动下, 先后以欧洲军事强权,经济强权而获得国家统一,而后在老殖民主义带领下,开始了对世界的扩张与征服。他们将在本民族国家的拓殖时代留下的征服统一方式向外推及它族。
    
     新老殖民主义者的国际丑行及其宗主国在完成必要统一后的领土扩张的恶果,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沉痛历史告戒今人国家边界的既定现实。这无疑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与战略的形成与制定。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主权与文化传乘下的归属,从来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至于经济发达程度,民族族群意识,区域地方国际化特点乃至社会文化体制甚至于制度不同,从来就不是国家统一与否和区域可以自治的借口。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奴隶制庄园经济与北方的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之体制制度与经济文化上差异没能成为美国南方独立的借口;香港与内地,包括其近邻地区如蛇口或深圳,早期发达程度差异非但没有成为统一的障碍,反而由于区域剃度差异加大了香港大经济区的积极拓展和经济一体化;历史上普鲁士强国同其它诸多小国间的发达程度,民族习惯与宗教历史传乘的差异,同样没有影响德国近代统一。甚至经过几个世纪的均衡发展,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等等南北方经济发达程度依旧存在相当的差异。这在历史上未能构成这些国家统一的障碍,现如今更增加了这些国家发展的剃度推进力。更何况,无论是台北还是新竹,台中,都难说其在发达程度上优于上海,北京,广州,南京,大连,青岛等地。台湾没有多少本钱可以炫耀。
    


七,兵临城下与最好方式
    
     台湾问题的解决无非是“香港方式”,“北平方式”,“天津方式”,“长春方式”这样几种方式。无论何种方式,台湾问题都只能在兵临城下方能得以最终解决。
    
     兵临城下当然不是针对台湾老百姓的,也根本不是将台湾群体当成战争敌对方。而是针对台独的首要政党与政权主导人和对这种主导人掌控下的台湾军队与国防可能演化成台独力量的有效控制与制约,更是针对一切胆敢将扩张与操纵之手伸向台湾的一切国际势力,无论其来自哪个国家,地区与组织。
    
     自古中国军事大智慧为不战而胜。但和平谈判是要在和平境域,智慧型政治领袖,城信谈判对方与对手以及力量均势情况下方能出现。而当“秀才遇到兵”的情况下,有理也不可能讲情。和谈就只能是欺世盗名,浪费时间与资源。
    
     造成兵临城下的国防动员,不但可能更进一步创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凝聚中国民族自尊心,而且为中国未来几十年在国际空间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作坚实地准备。这会导致中国海军,远洋,航空,通讯,导弹甚至于造船,飞机,汽车等的跨越式发展,为实现国防跨越式发展提供直接刺激。国防力量的有效自强,将会极大增强中国对国家与人民包括海外华人的利益之捍卫。
    
     战略策略方式和最理想的战略结果,往往来自于一是所谓知己知彼,二是放弃幻想,做最坏打算。当一切以最坏的打算为承受和准备基础,并在战略实施向着目标奋进时,战略态势就有可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民主牌,悲情牌,本土牌,国际空间牌均须予以有效制衡。无论泛滥还是泛綠,台湾广大百姓自我意识的提升和当家作主的诉诸与要求是可以理解和应当支持的。但首要核心台独引领人与主张者和幕后操纵者则令当别论。以台湾摩西自诩,要带领台湾走出埃及的这类无赖政客,不顾国家,民族,全体华人之大义,将自己家族利益包括直接的物质利益(李登辉的豪宅,陈水扁老婆在台湾股市惨淡狂缩的情况下居然巨金猛进。这些现代的政治精英们既当婊子,就不立牌坊了),精心包装在台湾主体与独立意识之中,完全是在假公济私,欺世盗名,在公开地分割国家,分裂主权,领土和华夏意识。对这种公开挑战主权,以区域政权,政治煽动和叛乱的极少数善恶者,人民与中央政府有权根据情结和对国家主权危害程度,将其宣判为历史罪人,并采取一切可行的必要措施,包括开列出战争罪犯名单并公诸于众,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追究其罪责。当然打击面必须绝对集中。仅仅包括那些最为核心与台面上的死硬分子。
    
     兵临城下就是造成舆论,军事与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对比上的高压,在高压之下,促进内部迅速分化瓦解,以静制动,寻机以最小成本代价完成战略突击,实现千秋大业。“香港-北平”方式当然是最有利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在和平协商的情况下,实现比香港特区还要特殊的包括保留军队的一国两制。台湾当局一再故意制造所谓中国政府打压,矮化和吞并台湾的误导性宣传。台湾人可以到中央政府就任国家高官,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一切都可以谈,何来打压呢?不足四万平方公理,人口2300万与960万平方公理和13亿人口的“两个政权”,从那一个层面上台湾在现实状态下不是地方政权?台湾经济奇迹是有目共睹的,台湾人的勤劳与拼搏是经济奇迹背后的支撑。但台湾经济总量上的地位与结构,因先得益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包括西方的援助与订单,后由中国因素的客观作用。随着持续高速的大陆经济腾飞与高歌猛进,台湾经济只有汇入中国崛起的大潮之中,方能保证相对地位的缓慢下跌。否则,二十年后,台湾将在同中国的其它区域经济对比中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份。
    
    
     理论和实践上均无法排除长春方式和天津方式。没有中国人原意看到同胞骨肉相残,自相残杀。流血方式是最不愿见到的最后的方式。为获得最佳方式解决台湾,只能以擒贼擒王,砸烂蛇的七寸。
    
     两岸四地的全体华人有理由共享大中华英名与盛世。统一,强大,繁盛的中国是全体华人的福音,也是亚太与世界的福音。为着民族之大义,为着世界之安康,该是主动出击,早行了断的时候了。“当断不断,必生后患”,“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些古训十分有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共和国缔造者的雄魂要在现代化起飞征程时时震响。
    
    
    谭伟东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花旗集团信用卡公司副总裁,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现汇丰(北美)银行)和第一银行(现大通摩根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 (北大出版社,2001), <公司文化>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经济信息学导论> (北大出版社,1989) 。编著<软科学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译著<信息经济学>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发表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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