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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接班体制造就“共青团派”的机会
(博讯2004年6月14日)
    多维网、任知初/“共青团派”是中共改革开放后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之后一直没有止歇的话题。在胡锦涛一九九二年一步登天、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尤其是在终于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共青团派”成员的动向更是引人注目。

     ★“共青团派”接近中共遴选人才的标准 (博讯 boxun.com)

      “共青团派”在八十年代初期因为胡耀邦、胡启立权倾一时而炙手可热,随着二胡的先后下台而星流云散,即使钱其琛等人还在台上,也从不拉扯出共青团的渊源来。这种情况到一九九二年之后才发生变化。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中共元老年龄老化不可抗拒,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重新重视选拔接班人这一头等大事。客观现实是:可以相对信赖、又可以相对避免社会反弹的人才群体,仍然是共青团的干部,他们比较接近中共遴选拔擢人才的标准。一九九二年六月──当时胡锦涛尚未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仍是养病、协助十五大筹备并待分配之身──中共中央组织部与团中央联合举行过一个全国性会议,总结与推广如何以共青团组织向中共推荐接班人的经验。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国务院人事部长赵宗鼐在会上强调:“共青团员是党组织是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来源,团组织‘推优’(推荐优秀人才)是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道”,“这样是关系到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是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这一形势,在客观上为胡锦涛形成了“共青团派”再次崛起的背景。而胡锦涛当时甄别审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对象,也无疑有相当一部分人曾与共青团有这样那样的渊源。不论胡锦涛本人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承认,他注定要成为“共青团派”第三梯队的有凝聚力的新核心,他注定要被人们视作“共青团派”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掌门人。

    ★“共青团派”的共同特征

      “共青团派”只是一个笼统说法,其中情况很不一样。有些人,在共青团体系里泡的时间很长,是在共青团的岗位上提拔起来的;有些人,本在别的岗位工作,被上级慧眼识珠,打算培养,有意放到共青团某级领导席位上一段时间,再拔擢到别的岗位。比较起来,前一种人对共青团组织的感情和渊源自然要深得多。但是即使是后一种人,上级之所以要将他调到共青团岗位上过渡,就说明看中了共青团组织的资源和渠道,赋予了他在日后岁月中利用这一资源和渠道的便利条件。

      共青团派成员,有相当自觉的派系归属观念,当然,他们说出口来不是这么表述,而会以“党”的嫡系、先锋作为其自豪的标榜。“共青团派”成员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共同特点:

    

    胡锦涛等出席中国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在会前接见大会代表。(中新社)   其一,由于共青团这一组织在中共体制下被设定的性质,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有较强的企图心和使命感。团章早就明文规定,共青团有两重属性:一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二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前者,空有其名而已,后者才是中共对共青团最实实在在的要求。从另一种角度说,人们将共青团的各级岗位看成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一个过渡到更高职位(用中共官场上常用说法,叫“挑起更重的担子”)的跳板。在这个系统工作的干部,除非不想在政界发展,“中途挂靴”激流勇退,总有比较强的仕途功名心。

      其二,由于工作对象所决定,直接面对青少年的共青团干部,比较活跃,比较热情,富有朝气。

      其三,由于工作任务所制约,共青团干部擅长于政治动员、思想教育、组织主办造声势的宣传活动,他们打交道最多的一般是党委及其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能力结构以及政治联系,后来往往在政工(包括外交、社会团体和某些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等等)、政法领域去施展。

      其四,由于工作性质所限制,各级团组织基本上都是清水衙门,不像别的党政部门那样有人、财、物的实权,难有寻租机会,于是共青团干部相对来说比较清寒,而对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保留了比较多的正义感和批评的勇气。

      说到底,“共青团派”的凝聚力,来自于人之常情:在共青团岗位上工作的人,往往都是在青春年华。人生中最美好的的事物如恋爱结婚等,都与共青团的岗位,甚至与他们曾参与的、团组织发起的一个个具体活动相联系。这段岁月很自然成为他们在今后的生涯中长久保存、十分留恋的回忆。

    ★“共青团派”的跨世纪素质

      今天我们讨论的政坛上崭露头角的“共青团派”,主要指的是与胡锦涛同一茬,以及更年轻一茬的“共青团派”梯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后者,因为前者受年龄限制,很难再有晋升空间。

      更年轻一茬的“共青团派”梯队,五十年代出生,是文革中的“老三届”、文革过后最初几届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毕业生,向权力上层逐步位移,在二○○○年前后开始,被陆续提拔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最后卸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到河南任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二○○二年年底升任省委书记,可以看作是这一梯队的代表。

      这一梯队与胡锦涛同龄的共青团派相比,不同的特点是:

      一,他们学历更高,百分之八十以上具备大学本科学历──而且,拥有的是不折不扣、非常正规的本科学位;其中拥有硕士、博士学位者也越来越多。

      二,他们所学的专业,不再像前一梯队那样侧重于工科与理科,而是向法律、经济、金融、哲学、教育和其他社会科学等专业倾斜。具高中级专业资格职称者相当普遍。

      三,他们具有更多的商品经济知识和眼光,更多的现代价值观念,更多的现代实用技能,对接触洋务,与国际接轨,也有更多的积极性。

      四,理想主义色彩在不同年龄的“共青团派”中,呈现递减趋势,而这一梯队比起前人,更接近于剥落殆尽。意识形态教条,在他们头脑中进一步淡化,或者只是作为一个装饰、幌子。与此相关的,是整体道德修养不如前代,更为“虚伪”。他们的心理驱动力,主要是个人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和权力欲望。对于他们来说,共青团工作岗位不再是为青年、为人民利益奋斗、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而是施展才干,在社会台阶上攀升的途径。

      五,他们的适应性更强,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清晰的设计,除了进入权力体系,他们也有意识地为未来在商界、在学界有一番作为铺路开道,有的现在就“官学两栖”。

      六,由于更讲求实际,对于现在的社会弊病也有更多思考。其中有些干部,转任过多种职务,更为了解上情和下情。像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第二把手、全国青联主席的刘鹏,才四十多岁,当过重庆市团委书记、四川团省委书记,又任过重庆市的一个区委书记,宜宾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对于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机制,显然会有更深入的见识。后来他被拔擢为中宣部副部长,二○○二年四月,又被任命为四川省委副书记。

    

      《胡锦涛传》最新修订版(总第五版)日前出版。该书两位作者之一曾在胡锦涛手下任职,与胡有过工作接触。他们遍访在胡锦涛手下工作过的人士,在海内外广集各种资料,历时七年,写出迄今资料最为翔实、分析最为客观的胡锦涛传记;在胡锦涛执掌中共党政大权一年后,作者又做了大量重要增补和勘正。(明镜出版社)   “共青团派”中很多人都在拼命弄到文凭──不仅仅是大专或者大学本科文凭,而更盯住了硕士、博士文凭。由于他们所处的高权位,能比一般人更轻易地得到高学位。

      像二○○四年初当上山西省长的张宝顺,本是秦皇岛码头工人出身,文革中入党提干,由基层政工干部起家,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担任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期间,一九八二年申请入人民大学读本科函授生,一九八七年毕业之后,又到吉林大学读经济学拿到硕士。如果不是这样,他大概不可能在一九九一年成为团中央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然后又调到中共上层建筑的要害喉舌新华社任要职。

      像张宝顺这样当官、拿学位两不误的大有人在,一九九三年接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都是在当“青年官”期间,设法经组织批准,在职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研究生,拿到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或博士。李克强曾在大陆较有权威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发表万字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孙冶方经济论文奖,得奖金八千元人民币。一九九一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小册子,署名是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一位导师加上三名在职博士生。这位孟晓苏,曾任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局长,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一九九二年五月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总经理,并任中房集团总裁,二○○○年十月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十六大前夕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种精英结盟统治中国,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的师生合作就是一例。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东成同时兼任中央团校轮训部教师,他在这些年与各地团干部接触的过程中,明显感到他们与前些年的共青团干部不一样:大都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大量具有普适性的人类文明理念涌进中国,他们深受熏染,思想比较敏锐。

      康晓光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导》记者采访时还说过,曾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官员比较“干净”,二○○○年之所以将宋德福从中组部调到福建任省委书记,绝非偶然。因为在“远华”集团案发之后,福建众多高官落马,派一个比较清廉的干部过去对当地的官场会有净化作用。康晓光认为宋德福有时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例如他在吃工作餐时从不喝酒,“弄得地方官很狼狈”;统战部长刘延东“很清廉、比较能干”,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胸怀大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崔波(现已转任宁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清醒、不糊涂、很有分析能力,敢决断,敢承担责任”。团中央书记处另一位书记孙金龙(现已转任安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知识面广、特好学,很明显是个博览群书的人,对新事务敏感,并且鼓励部下学习新知识,没有官气,说话痛快,胆子也大,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小心谨慎”,和孙金龙一起谈问题“不累”,他不像某些官员那样“根本听不懂”。

      可以说,只要中共不开放权力的垄断,不从根本上改变控制权力的方式,接班制度就还会延续,这就必然会给“共青团派”带来机会——共青团必然会成为中共选拔干部的最优先考虑的人才库,中国政治版图上也就必然会有“共青团派”的地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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