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武漢電，６月11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杜導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進行公開宣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杜導斌案以這樣的結局告終，無疑讓所有關注此案的人鬆了一口氣，聯想到孫大午案、聯想到劉荻的獲釋和恢復學業，盡管對杜導斌的有罪判決表明，以言治罪的歷史沒有最後被埋葬，但是不得不承認，中國正處於微妙的變化之中，中國已走到一個不變和變的十字路口。 (博讯 boxun.com)

    半個多世紀以來，到底有多少人因言獲罪、甚至因思想失去生命，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在這條路上，杜導斌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這是經過了二十五年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不變”。但，中國畢竟不再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國，當年魏京生因在西單民主牆倡導“民主──第五個現代化”，提醒人民警惕鄧小平搞獨裁而被下獄時，除了民刊聯席會議的同伴劉青等曾站出來為他辯護，整個中國幾乎沒有什麼人公開仗義執言，直到10年後的1989年春天，才有方勵之個人及冰心、周輔成等數十位著名知識分子聯名提出釋放他的要求，此舉曾感動過長期被投入黑暗中的魏京生。2003年11月，當偏處湖北的杜導斌被捕的消息傳出，竟然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公開為他說話，其中包括了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許良英、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等許多在專業領域卓有成就的學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幾乎都和杜導斌素不相識。他們之所以在抗議湖北警方拘捕杜導斌的聲明上籤名，他們之所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就“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出明確的司法解釋，並不是相信此舉將產生直接的後果，杜導斌有可能因此而免於被處罰的命運，他們只是要公開地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這是中國最大的“變”。

    杜導斌案所引發的抗議風波表明，盡管簽名抗議的象徵意義更大於實際意義，歷史意義遠大於現實意義。但他們說出了真話，戰勝了內心的恐懼，這是中國社會走向自我解放的先聲。隨著時光的流逝，人們內心深處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裂痕正日益加深。

    人心思變，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執政者哪怕不想“變”，但在社會求變的呼聲面前，他也不能不有所顧慮、有所收斂，有所“變”，此案以緩刑告終也表明，當政者的“不變”正面臨著來自社會包括許多優秀知識分子在內“變”的壓力。這個結局也許社會和執政者雙方都是不滿意的，就杜導斌來說，有罪判決，拖了剝權之類的尾巴，雖可獲得人身自由，卻無公民自由。就執政方面來說，不能對敢於挑戰自己的思想異端痛下殺手，還是放人一馬，也是心有不甘。我希望這是一個良性的開端，強有力的國家機器也必須學會在社會壓力之下如何作出善意的回應，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回應，總比一條道走到黑要好，從而開啟一種妥協的機制，朝著歷史正確的方向走去。誠如是，則中華民族的幸甚，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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