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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辩护,为六四降调与平反
(博讯2004年6月04日)
    旧文转载:六四(体制内的一种声音)

     十多年过去了,但是善良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那群为民请愿,追求民主的爱国志士,更不会忘记他们为人民、为祖国所付出的一切。之所以六四事件如此敏感,如此难以“平反”,首先是因为平反被人为的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更重要的是它与党内各个政治派别的命运息息相关,即使是党内开明人士也只能低调回避而等待时机。所以,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为六四“降调”是“平反”的关键一步。(从官方的“动乱”到“政治风波”再到……,我们期待努力着……) (博讯 boxun.com)

    (一)首先,应该坚信,中国共产党出于自身及人民的考虑,一定会就六四给人民、给世界一个满意的答案。否则,中国人民(包括多数党员)一定会为此斗争到底。

    由于事件的真相没有披露,从而十多年来,带来了国内外种种猜测,也带来了许许多多非客观、非理性、以及无意或有意的对中共进行的无情批判。虽然张良一书,完全可能是(或说肯定是)中共高层有意且带有(某些)倾向性的泄密,但它各方面的“功绩”是不容抹灭的。

    (二)调集大量军队与戒严的重要原因-----防止“兵变”:

    纵观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政权,一个政党都是不择手段(或说尽可能)的维护着自身的统治,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是非功过,自有人民与历史的评定。

    客观的讲,89年那位历经三起三落,且已85岁高龄的邓小平之所以调集如此众多的军队且来自不同军区,以及后来采取戒严,并非(完全)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而最重要的是防止着可怕的且随时可能发生的“政变”与“兵变”。周说得好“没有永恒的敌人、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虽邓已握兵权,但倘若“二杨”突然倒戈,或某个军队叛变,都将对邓以致命的打击,从当时反对戒严的军队高级将领(如徐、聂二位元帅,及8位联名上书与邓及中央军委的上将们当时的表现),还有38军军长之类的抗命便可看出军中的“不稳定”因素,邓不可能没预测到,更不可能不防,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已调来在京的)各军队即充当“禁卫军”功能,又能相对制约,以赢得援军到来的时间。这也是邓调集北京、沈阳、济南三大不同军区的原因之一;所以,调军来屠杀学生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或是险恶之谈,邓等人,再没政治头脑,也不会愚蠢至极!

    (三)学运当时“相对失败”的几个重要原因:

    很明显,学生、知识分子等与党内的开明(改革)派、保守派、强硬派,一开始便是互相利用,互相斗争的。当时几个比较重要的“相对失败”的原因:

    1. 正如张良书中北师大的程真所说:“学生在这次运动中没有把握好独立性,很容易卷入政治漩涡中,特别是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可以说学运的方向已跟着政治走。到李鹏五一九讲话后,表现最为强烈,大家均喊"李鹏下台"的口号,把这次学运的宗旨抛弃了。”

    2. 他们后来错误的把希望寄托给毫无兵权的改革派,且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邓、李,(某些人)甚至共产党与社会主义; 错误的采取绝食等非理性的且加大矛盾的行为。

    3. 从开始到最后,非常错误与幼稚的去阻挡入京与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队,这是最最失败的!!!这完全是以卵击石,错估形势,并留下流血冲突的后患!!!他们居然没想过,倘若军队一开始就要“伤害”广场上的学生,这些手无寸铁的阻挡之人,何用之有?这只能从学运一开始就增加了“暴力因素”与激化矛盾;到后来,也给某些人成为“戒严”与“清场”的理由与借口。其实,这也正是六三晚开始清场,双方死伤最为严重的重要原因,也是所谓“屠杀”的由来;这一“挡”,一开始便加速了赵的下台与学运的“相对失败”。

    (四)开枪的由来:

    根据张良一书:“三日下午四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洪学智、刘华清、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以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等开会”,开始部署清场(注意:江泽民同志根本没有参加)

    会议决定:1.三日晚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2.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四日凌晨一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六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3.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4.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而且,杨尚昆特别强调:"……刚才我也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要我转达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清场任务之前,要利用电视、电台各种宣传媒体向北京的市民、学生讲清楚。奉劝市民、学生千万不要上街,留在广场的一定要自愿撤离。总之,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要千方百计尽力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

    "戒严部队指挥部一定要向各部队交代清楚,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开枪。我在这里特别重申,决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发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不走,我们戒严部队架也要把他们架走。决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见,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致意见。"

    所以,到了后来,军队根本没有接到能否开枪的明确命令(包括口头与书面,事后许多军人证实了这点),而是在向广场进发时,遇到阻挡,又必须完全服从按时到达广场的军令,那“一切手段”被某些人认为包括了“开枪”,才引发了“六四”流血事件。实际上(据多方证词),几乎所有的伤亡都是在清场前“部队的开进途中”,即发生在广场两侧(如木墀地一带),当时广场上应该只是“零星”的,这便是官方始终说:“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的原因。所以,国外“血洗天安门”“在广场上大屠杀”的说法,可以算是造谣与不符合事实的。

    (五)中国官方及重要人员对六四的“降调”

    89时,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其定性为“动乱”,后来也提到“反革命暴乱”。前些年改为“八九政治风波”,后又提为“采取果断措施,保持政局稳定”。江泽民同志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谈到六四事件时说到:“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份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下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 “中国政府能够理解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热情。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我们的民主制度。但是,我们绝不允许别有用心的人把民主和自由当作借口,利用学生来推翻政府。”华莱士(记者)还提出,89年六四事件学生提出了反腐败。江泽民回答说,“我憎恨腐败。你说的没错,1989年六四事件时,学生提出了反腐败的口号,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和学生的立场是一致的。”

    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被问到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有意或无意,似模糊的提到“工作过程中”的“缺点”“错误”一说,从而引起国外媒体的种种猜测与争论。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经告诉《纽约时报》:“这是悲剧。没有一个中国人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许多人死了,他们包括老百姓和军人……但至少在我父亲心里,他相信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只能采取行动,也必须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中国的前途是可怕到难以想象的。”

    邓小平同志在多次外内部的讲话,都提到了“内战”一说,这并非是危言耸听。以当时国际的大形势、中央出现的“两种声音”、尖锐的党派矛盾、国内极为复杂的政治倾向,再加上军中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政变、兵变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正是邓,乃至赵等人所不愿见到的。

    (六)建议:

    1. 坚定中国共产党重新对六四进行定性的信心,尤其对新一届政府,也可能是在江的授权或默认下;

    2. 是个逐步(降调)的过程,因为若直接将其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与“动乱”“反革命暴动”相去甚远,难免可能赵成“思维混乱”与“政策的不连续性、不稳固性”(这点应是江认识的);

    3. 可先奠定理论基础,如“对历史事件应如何定性”,而且可与中共的“三个代表”思想加以联系;然后,对六四的整体性质进行暂时的“模糊性”的表态,但有意突出与肯定“多数人的爱国热情、与拥护党、拥护宪法、拥护社会主义”等等,如需要也可同时承认“一小撮分子”的存在性,与危害性;安抚六四家属

    4. 变相承认“对控制大规模群众运动,缺乏经验”,或承认“对当时军队(尤其清场时)下达的命令(关于开枪问题)不明确”“军队并非针对的是学生市民等”;如江所说,承认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

    5. 将对六四的重新定性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明确区分开来,团结广大爱国人士;不断向外界透露与解释真相;(使)外界不应把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指向中国政府,也不应错误的指向江泽民同志,而避免激化矛盾与增加平反的难度;

    6. 因为这是个逐步的过程,也因其敏感性(牵涉国内外各种势力、派别)及党内的矛盾与巨大阻力,所以对于刚上台的新政府,也应注意决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再次引发动荡。但“多数人的爱国性”是可以在某些特定场合加以肯定(释放信号),至于“整体性”可先模糊与回避;

    7. 对于部分异议人士要多“统战”,多采取“监视”“警告”“收买”乃至“保外就医、流放国外”等“软措施”。对于海内外呼声较大的,且无党派组织性的人(或说无政权威胁性的人)尤其要采取“释放、警告、教育、监视”的相对高姿态、宽容政策;

    8. 切实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尤其诸如某位领导人的不幸逝世等),如遇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定要尽量少用或不用任何军队,而用非暴力的警察取代,各种防暴设施与手段应与国际接轨。

    以上只是相关六四的某些建议,但是,现阶段应“稳定第一,发展第二,改革第三,以稳定保(证)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多与江等元老接触,随时注意军队与民间动向。对于一个政党,内部矛盾才是最最重要与可怕的决定性因素,外部矛盾只能起到是导火索与催化剂的作用;重新定性六四是个逐步的过程,需要时机的成熟,领导人的魄力与不断的努力,但急则乱。

    人已永远逝去,无法复生,现在姑且只能做些事情来安抚他们的在天之灵……

    向所有六四爱国志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03-8-18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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